适应“三个面向”振兴写作学科

我国自古以来,就很讲究文治武功,文章正国,把“文冶”与“武功”并列,以“文”为首,是一个古老的写作大国。从甲骨文“卜辞”开始,就已经有了写作,成书于西周的《易经》,则是最早的写作成品。孔子的论《诗》、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现代毛泽东同志关于写作的精言宏论,鲁迅、郭沫若等写作大师在这方面的经验之谈,真不啻一座博大精深、巍峨雄伟的“写作学”宝库。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我们,拥有这么丰富的     

大萧条与鲁迅的“上海困境”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成为重灾区。而这段时间，鲁迅恰好定居在上海，其生活与写作自然也受到了大萧条的影响。甚至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大萧条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冲击极大地困扰着鲁迅的写作与生活，使得他陷入了“上海困境”之中。1932年鲁迅家庭收入锐减，为了维持“中产阶级”的基本生活水准，鲁迅开始拼命地写作与翻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6年10月其生命的终结。可以说，鲁迅晚期写作与生活的状况与大萧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这一点几乎不为世人所关注。     

“陕”字到底从夹还是从夾？

“陕”字到底从夹还是从夾？徐建设在鲁迅先生的手稿里，“陕西”的“陕”字，写作“”（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４月版《鲁迅手稿选集第三编》）从阜，从夹．这显然是笔误。“陕”，是形声字，繁体作“陕”，从阜、“”声。而“”，《说文解字》属“亦”部，曰：“，盗窃怀...     

为叙事而存在－－论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我”

鲁迅小说中出现的叙述者"我"的主要功能在于使小说叙事形式具有多变性,构成超叙述层和主叙述层在阅读时的多元化趋向.这一叙述者在从《呐喊》向《彷徨》的写作过程中逐渐由"现身"转向"隐身"显示了鲁迅现实主义写作风格有一个渐趋成熟的进程.     

鲁迅的命运自审与抗命运观照——自传视野下的《范爱农》

自传主题表达的是与人格相关的个人历史,《范爱农》的悼亡主题下就隐藏着自传主题。从《哀范君三章》(1912)到《范爱农》(1926)的诗学转换暗示了鲁迅以自我表达为重心的写作动机,《范爱农》与《狗·猫·鼠》《尼采自传》的结构呼应则显示了鲁迅以自我命运与性格的自传性写作动机,厦门的写作语境则显示了以“坟”为核心意象的包含着死亡与新生的吊诡心理机制,而《范爱农》在“真实与诗”之间的互动显明了“性格即命运”的自传主题。围绕《范爱农》文本及其周边的考察,揭示了鲁迅将它作为《朝花夕拾》终篇的核心意图——思考性格、命运、抗命运等自传性问题。     

鲁迅《故事新编》“油滑”小议

鲁迅的《故事新编》共收故事8则，即：《补天》、《奔月》、《理水》、《采蔽》、《铸剑》、《出关》、《非攻》、《起死》。[1]如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所说，都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从动手写作（1922年）到结集成书（1935年），先后经历了13年。从创作方法上来看，作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第一篇作品《补天》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此后7篇“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油滑”是《故事新编电作上前后贯穿一致的地方，也正是该作品引人注目之处。什么是“油滑”？油滑，即圆滑、世故、不诚恳，用在创作中是指将…     

毛泽东的“鲁迅论”的几个特点——关于“毛泽东的‘鲁迅论’”之一

中国的鲁迅研究一开始就注意同社会、现实的联系.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研究者们更多地关注鲁迅对社会变革的意义与贡献,从历史与社会角度估价鲁迅的价值成为研究鲁迅的基本方法,翟秋白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写于1933年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开阔的视野,从中国近代、现代思想斗争、文化斗争发展史的角度.理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脉胳,总结出鲁迅精神的主要特点,阐示了鲁迅战斗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序言》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贡献了关于鲁迅的最新认识,提出了较为科学的结论,还在于它在中国文学界开拓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序言》研究鲁迅的角度与方法,它所做的重要评断与结论,它对鲁迅精神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毛泽东对鲁迅的认识、评价.在认识鲁迅的历史上,毛泽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毛泽东和鲁迅是现代中国两大思想家,他们平生虽然未谋一面,但“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毛泽东很熟悉和崇敬鲁迅,在现代中国能为毛泽东如此赞佩、尊崇的人并不很多.毛泽东喜爱读鲁迅的书,由艰苦的陕北到病重的晚年,他一直常常阅读鲁迅的作品;他也很喜爱与人谈鲁迅,陕北时期他经常请一些刚从上海来延安的熟悉鲁迅的人介绍鲁     

杂谈作文的模仿教学

杂谈作文的模仿教学潘源源书画的临摹是模仿学习，写作参照范文，是模仿学习。模仿决非抄袭，从某种意义上说，模仿就是学习、借鉴。冰心在《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文中说：＂我常常抄袭，就是说，模仿别人的好句子。＂鲁迅说：＂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里就已经写了《...     

“三味书屋”的“三味”

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中学时就学过,以后也曾多次提起。但鲁迅读书的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三味书屋”?这“三味”又指哪“三味”?却早都忘了。直到最近去鲁迅的故乡绍兴,亲身走进“三味书屋”,看     

“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认识和深化——鲁迅小说艺术发展探索之二

鲁迅的小说,就艺术上说,从《呐喊》到《彷徨》是一个发展。比较这两本小说集,鲁迅两次谈到《彷徨》比《呐喊》在艺术上更为成熟。成熟的经验当然是多方面的,我们从典型化技巧的角度作过探讨;鲁迅还说过,《彷徨》的小说,“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可见从借鉴外国作家的过程中总结经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如所周知,对于外国艺术遗产的学习和借鉴,鲁迅发表过著名的“拿来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他长期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他的全部经历和作品都说明着他拿来了什么,吸收了什么和抛弃了什么。作为创作重要部分的小说,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对外国小说艺术的借鉴,就是从敢于“拿来”、“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到博采众长、“脱离”具体作家的具体影响,到完全“独立”、创造出自己的崭新的艺术形式,这个过程正可以看出是对于“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实践、不断认识、不断深化。本文试图对这一过程作粗略的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作为“信史”的文学——重读《范爱农》

重读《范爱农》是为了重新认识有计划的个人史写作,如何处理作为背景或事件的社会政治史。“信史”这一晚清至民国重要的学术思想问题深深扭结在鲁迅文学作品中,《范爱农》所呈现的记忆与遗忘、纪实与虚构是鲁迅对于这一问题的独特回应。《范爱农》内容涉及范爱农的个人史、辛亥革命史实以及晚清革命会党光复会的历史。其中,对历史背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中如何择取和改写,体现了鲁迅对历史的价值提炼和认识历史的方法。重读《范爱农》不仅为了呈现文本的丰富性,而且是对深嵌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中的、自身包含着复杂张力的鲁迅文学的一次回溯与再认。     

高长虹：“独语体”、“闲话风”散文潮流 的开创者之一

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创作潮流与传统,即‘闲话风’的散文与‘独语体’的散文"的说法在学术界具有深远影响。根据相关资料可以知道,不管人们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语体"散文或象征主义散文诗的源头,尽管称高长虹为"散文诗集的开先河者"与事实不符,却完全可以称他为开创者之一。通过比较《朝花夕拾》和《土仪》的写作、发表、结集出版情况可以知道,如果《朝花夕拾》开创了现代散文"闲话风"的创作潮流的说法属实,那么开创现代散文"闲话风"创作潮流的系列文章应该是高长虹的《土仪》而不是鲁迅的《朝花夕拾》。     

从“呐喊”美学到“苦闷”美学——鲁迅翻译传播《苦闷的象征》之深层动机研究

在鲁迅美学思想的研究中,鲁迅1907年撰写的《摩罗诗力说》和1924年翻译的《苦闷的象征》特别值得重视。鲁迅在对《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探讨其深层动机是研究鲁迅前后期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变化的重要线索。时《摩罗诗力说》与《苦闷的象征》的比较与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在核心观点上高度一致,《苦闷的象征》比《摩罗诗力说》在理论方面更为系统与完整。研究表明,翻译《苦闷的象征》实质上是鲁迅在传播自己的美学思想。这是鲁迅翻译、传播《苦闷的象征》的深层动机。     

“唱歌一般的哭声”——论《伤逝》的“抒情性”

在鲁迅的第一人称抒情性小说（《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中,《伤逝》有其特殊性。不仅因为它是鲁迅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也在于它是一个最容易引起歧解甚至对立性解读的文本。这与读者对它的表述方式——“第一人称独白”,对小说之“抒情性”的不同理解相关。文章从“独白”与“叙述”、“叙事”与“抒情”的关系以及抒情内在的悖论等问题入手,试图呈现《伤逝》抒情的复杂面向和抒情主体的内在困境。     

“孔乙己”一个“半懂不懂”灵魂的载体

一、从孔乙己的命名,领略鲁迅的“大家风度”鲁迅生前的挚友孙伏园先生曾经说过:“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中(《呐喊》)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成了外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风度。”(《关于鲁迅先生》)这可视为把握本篇美学价值的肯綮。《孔乙己》堪称鲁迅的得意之作;     

热昏的胡话——看王朔怎样“看鲁迅”

从王朔发表在一个文学期刊《收获》上的《我看鲁迅》一文得知,鲁迅的历史存在,竟然使王朔有"不能自由呼吸"、不能"进步"的压抑感。为要解除这种压抑感。     

大禹——中国的脊梁——鲁迅后期小说《理水》的人物形象研究

一《故事新编》是鲁迅继《呐喊》、《彷徨》之后的又一部小说集,是鲁迅作品中比较独特的—部作品。全书的写作,先后经历了十三年之久,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表现了鲁迅     

鲁注拾稗

《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二)的写作时间鲁迅为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请撤换校长杨荫榆文二件,现据手迹编入新版《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呈文》(一)的写作时间,已经钱超尘同志考定为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见《文学评论丛刊》一九七八年第一辑《〈驱杨运动特刊〉上发表的鲁迅代拟的“呈文”》一文);呈文(二)的具体写作时间未详。吴奔星先生在所撰《鲁迅和“女师大风潮”》一文中说:“鲁迅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女师大学生的斗争,他从五月十二日起,十天之内,两次替女师大学生代拟给教育部的呈文,”把呈文(二)写作时间的下限定     

再谈鲁迅的“杂文”概念

《锦州师院学报》(哲社版)一九八一年第四期,有宋学知同志大作《“鲁迅杂文”各称考》,多处涉及到我的短文《谈谈鲁迅的“杂文”概念》(载《华中师院学报》1980年第二期)。为了使讨论进一步展开,我愿意再谈几点想法与宋同志商榷。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鲁迅杂文的教学问题。什么是“杂文”,什么是“鲁迅杂文”,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呢?言人人殊,实在不好把握。自己从事教学工作,接触到更多的资料和实际之后,觉得问题更为突出。不解决这个问题,鲁迅杂文的教学,尤其是关于其艺术形式的教学是很难深入的。因此,便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写成了《谈谈鲁迅的“杂文”概念》一文。     

“U”型结构——论《文城》的叙事结构兼及余华的创作历程

余华的《文城》由两个故事组成,其各自形成心理层面上不同的“U”型结构。两个叙事结构因相似对称而成的“U”型图式又反映了余华创作的走向：从“残忍”和“温情”的身份书写获得社会认同到《兄弟》的“争议”和《第七天》的“滑铁卢”,形成余华的创作与被评价的“共振”历程。这个“共振”的“U”型结构中可以看到余华的写作历程和构成“创作共振”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余华在未来文学写作情感上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