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陵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陵是匈奴史和汉族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自汉迄今,人们历来对他褒贬不一。对其褒者,将其视为传统的忠君思想的反叛者;对其贬者,将其斥责为民族败类。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因而有必要对他重新评价。本文拟就李陵奉命出兵匈奴深的层原因、李陵要求“以少击众”的基础和后人同情李陵的原因等问题淡些看法,以求对李陵进行比较客观的评价。 1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五月,汉武帝命令时任骑都尉的李陵和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匈奴。本来,匈奴在遭到汉军的多次重创元气大伤后,对汉王朝并没有构成严重威胁,汉武帝为什么又要突然下令出征匈奴呢?有人认为,     

试析汉武帝对李陵的信任

西汉武帝天汉二年,李陵败降匈奴,此事对于当时的西汉王朝、匈奴以及李陵自身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汉武帝和李陵这一对君臣的关系,对于整个李陵事件以及后续的发展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从一定程度上论证了汉武帝对李陵的信任,并认为汉武帝不应当对李陵的败降承担主要责任.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辨

司马迁与李陵“素非相善”，为开扩武帝胸怀而言及李陵事件，并没有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责，他是因“诬上”而被处刑的。李陵之祸后，他又遭受了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贵的冤枉。我们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司马迁讨个公道。     

司马迁遭李陵祸及受宫刑之真相辨析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潜心于他的不朽巨著《史记》撰写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如晴天霹雳,突然降到了他的头上,这就是“李陵事件”之祸.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司马迁坦诚地向汉武帝陈说了他对李陵败兵匈奴一事的看法,而独断专横的武帝听不进逆耳忠言,便以“沮贰师”、“诬上”的罪名将其下狱,处以宫刑(又称腐刑).事过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分析这件不幸的遭遇,觉得事情的发展并不就是如此简单,而是有其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所谓“诬上”、“沮贰师”只不过是汉武帝利用李陵案件玩弄的幌子和借口,其真正目的在于教训司马迁,因为司马迁作《史记》实录史事,在许多地方揭了汉武帝的短.在此之前,武帝早已怀恨在心,但是碍于司马迁位居史职的身份,无法直截了当地给他点颜色和厉害,适逢此事,于是阴险的武帝计上心来,演出了这幕遮人耳目的丑剧.下面试论述之.     

李白不是李唐宗室子孙——与台湾学者罗香林、褚问鹃、钟吉雄诸先生商榷

代引言之一: 唐代大诗人李白身世这个千古之谜,有了新的考证。兰州大学的张书城认为,李白是西汉“飞将军”李广的第二十五代孙,属于西汉李陵、北周李贤、隋朝李穆一系的后裔。张书城的考证认为,由于李广的嫡孙、汉骑都尉李陵于公元前九十八年败降了北方少数民族匈奴,李氏家族引以为耻辱。李陵的母、妻、兄弟、子女均被汉朝诛     

试论中行说的民族关系思想

中行说是西汉时期投降匈奴的宦官,颇受老上单于和军臣单于的器重.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匈奴之强因其风俗,抗礼汉庭、反对民族歧视,以汉之长补匈奴之短等观点,其民族关系思想以反对汉化为主要特征.中行说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汉朝对中行说的排挤有关,也与匈奴单于及其部众的支持有关.他的民族关系思想虽然立足于匈奴的现实,但也片面夸大了汉朝文化的作用以及汉与匈奴的对立,对汉匈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李陵·拓跋氏·黠戛斯──兼论汉唐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寻根现象和认同心态

李陵为汉代的一位名将，战败投降匈奴；拓跋氏为鲜卑族的一支，于公元３８６年建立北魏；黠戛斯为古族名，于唐太宗时归附唐朝，约于１０－１２世纪大批移至天山西部地区。从表面看来，李陵、拓跋氏和黠戛斯之间没有多少联系，但由于李陵新的婚姻、其后代的迁徙及婚姻，如同一根纽带将三者连在一起。而且通过对这些关系的考察，可以进一步分析少数民族的寻根现象和认同心态。从长远来看，寻根和认同有利于少数民族增强民族自信心，也便于与汉族沟通。     

千古悲辛俘虏歌——论李陵《答苏武书》有关诸问题

李陵《答苏武书》被萧统系于《文选》"书"类之首。唐刘知己从史迁阙载和风格上首疑作者之伪,苏轼坐实之。近世以来,已成定论。其因有三:仍前贤之成说,伪托苏李赠答诗的波及,李陵其人为俘虏的道德判断所累。本文详考了辨析了作者伪托说理由之妄,论述李陵为《答苏武书》作者之由。司马迁曾因平议李陵其人而罹祸,兹后再无人为李陵置一辞。本文从忠孝的取舍与尴尬角度析李陵降胡之因由,并对《答苏武书》所披露的李陵的心路历程作了勾勒。     

死,有泰山鸿毛之别——读司马迁《报任安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片言居要,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因替兵败匈奴的李陵辩解而获罪下狱,惨遭“腐刑”,被投“蚕室”。太始元年(前96)六月,遇赦出狱,做了中书令。当时,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以为他身居朝廷,在皇帝左右,“尊宠任职”,容易乘机进言。因此,于征和二年(前91)的四月给司马迁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担负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这无疑是给司马迁出了一道难     

试论李陵及其几首五言诗的真伪

每读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则为太史公仗义执言所蒙受的屈辱而慨叹!好在历史并没有因他为所谓“叛徒”李陵辩护而影响对他的正确评价;然而对李陵以及《昭明文选》中选录的李陵几首五言诗的真伪问题却至今尚未有一个公正的评论。因此,我认为从研究历史人     

李陵与李陵之案

在萧统的《文选》和徐陵的《玉台新咏》等书中,载录了一些据说是西汉李陵的诗。和萧徐同时的文艺批评家钟嵘又在他的《诗品》里对这些诗作了很高的评价,把它们列为“上品”,甚至把李陵当作我国古代五言诗的奠基人。后来经历代学者考证,这些所谓李陵的作品都是后人的伪托拟作。这一点在文学史上已为大多数人所承认。 但是,李陵这个背叛了自己民族的人,却是一个历史的幸运儿。他虽然终于被摘下了诗     

再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是非及汉武帝判以重刑的心理原因

再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是非及汉武帝判以重刑的心理原因李恩江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作《史记》，彪炳千古，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ｙ’①。可是，他的一生并不顺利，遭际不偶，四十八岁时竟因李陵事被处以残暴的宫刑④，《史记》...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及其消解

司马迁的《史记》笼罩着浓厚的忧患意识。李陵之祸、忧生之嗟、忧天下史文之不传是司马迁的忧患意识产生的根源 ,卓越的历史学识是司马迁忧患意识产生的思想基础。因此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既是个体的 ,也是社会性的 ,更主要是对文化教育的忧患。发愤修史消解了他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也消解了他的悲愤屈辱意识。     

信念之伟力

伴随着台湾歌手郑智化《星星点灯》的优美旋律,画面上显出片名:信念之伟力。(一)嵯峨的长安城。月儿西沉。更鼓声声。宅内,一灯如豆。惨淡的烛光映照着司马迁憔悴的脸庞。[旁白]公元前99年,西汉太史令司马迁因上书替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不幸下狱,被处以宫刑。身陷囹圄的司马迁,眼望苍穹里的点点寒鸦,眼里充满了绝望。他的画外音:“身心惨遭凌辱,我该如何?若了此余生,‘草创未就’的《太史公书》不就夭折了吗?不,我不能倒下!”[旁白]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隐忍苟活”,发愤著书,以实现先父的遗愿,“述往事,思来者”,从而…     

李陵之祸与司马迁的人生之歌

李陵之祸促成了司马迁对历史和人生的重新思考,他忍辱负重,追步前贤,把个人的痛苦化入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领悟,形成了其绚丽多彩、光芒竞天的人格精神。从而展现司马迁居辱不屈的人生斗志、重于泰山的人生价值、至诚相交的人间真情和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     

出土文献所见北魏早期的士族制元素——杨琏、刘玉墓志比较研究

出土文献是研判中古历史的第一手素材，北魏早期史料匮乏赖以补充和校正。新见北魏杨琏墓志是透视北魏前期社会历史的重要素材，然其丰富内涵惟有结合同籍人士刘玉墓志方能深入解读。二人同为西恒农胡城人士，先祖为汉将李陵部众，出击匈奴兵败被俘，从此流落草原诸部，艰辛繁衍生息，直至北魏辗转投靠，以匈奴化汉人的姿态成为代人集团之特殊成员。他们顺应士族化趋势，伪冒郡望，攀附弘农名族，反映时人门第速成之功利心态。其近世功绩履历构成实际的姓族门资，杨琏高居华腴等级，刘玉跻身甲乙丙丁层位，彰显北魏遴选士族体制至上、酬赏勋绩的特性。他们根据世资拥有相应的仕进通道，即以禁卫武官释褐，而后外放地方郡县。两方墓志洋溢贵族气息，其中反映北魏早期士族制成就的节点尤为关键，说明士族化是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绝非孝文帝厘定胡汉姓族一纸改革诏令那样简单。     

读书

我读书有一个习惯。即第一遍会以一目十行的速度将全书浏览一遍。若有兴趣。则会一遍一遍反复咀嚼。因为只有在咀嚼之中,才能体会到书卷之美。那种超越众生的心灵之美。读《战国策》时读到苏秦第一次游说失败后仍不灰心、沮丧,苦读数年,再度出山。他硬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各诸侯国联合抗秦。几乎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战国形势。读《史记》时读到卫青领一万铁骑直捣龙城,击杀匈奴数万人,重创匈奴根本。     

匈奴司法制度与刑法考述

匈奴法律虽不如中原王朝之详密,但远不至于疏阔得仅需几句简单的描述便可了结.若细细梳理,匈奴法律依然相当完备.以现有的法律体系看,秦汉时期的匈奴已有较完整的司法制度,有专门领掌诉讼的机构、官吏;有监狱,有刑法.刑法中有相应的罪名,有与之配套的刑罚.在汉代人的著作中,匈奴的法律往往被视作习俗,而不是法律,以至于在后人眼中,匈奴缺少法律和司法制度.     

匈奴:历史记载的第一个草原王国

从大兴安岭西去,是广阔的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与鄂尔多斯草原。历史记载的第一个草原王国——匈奴王国,便在这里活跃并兴起。《晋书·北狄传》曰:"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夏曰荤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匈奴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1世纪(东汉初)。他们的骑兵纵横大漠南北近300年,将匈奴之名永远刻在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丰碑上。     

再论“击匈奴降者赏令”及其颁布时间

1981年在敦煌酥油土汉代烽隧遗址出土的木简,内容主要有诏书、律令、檄书、日常屯戍簿册、字书、兵书、历书、私人书启以及其他杂简。其中发现的＂击匈奴降者赏令＂数简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关注。笔者参照＂赏格＂的定义,结合历史文献和当时时代背景考察＂击匈奴降者赏令＂,认为实质上可以认定＂击匈奴降者赏令＂是一则具有早期形态的招降赏格。此外,在日本学者大庭脩＂击匈奴降者赏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他的观点中有一些根本用史实无法解释的疑点,再结合汉初刘邦颁布的特殊政策,可以推证＂击匈奴降者赏令＂应是刘邦在白登山之围后所颁布的招降匈奴的律令,而不是普遍所认为的该律令是产生在汉武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