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霞区：公选凸显选人用人新导向

今年．栖霞区着眼于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奋发有为的领导班子。始终坚持把加大竞争性选拔工作力度作为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抓手．面向行政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仙林大学城公开选拔18名区管领导干部。栖霞区历来重视公选,也积累了较好的工作基础．1998年首次开展公选以来产生的91名公选干部中．有1名同志已经成长为市管领导干部．13名同志走上了区管正职领导岗位。此次公选．经过前期细致周密的酝酿准备．除了延续以往的优良传统。更凸显了鲜明导向。让人耳目一新．     

提高执政能力关键在于用人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是保证我们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改革用人制度建设高素质的计划生育干部队伍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计划生育实现 2 1世纪工作目标的需要。徐州市沛县以改革计划生育队伍用人制度为突破口 ,加强计划生育队伍管理 ,提高计划生育队伍素质 ,取得了一定成效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用人制度

目前世界各国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任用大体有四种制度,即委任制、聘任制、选任制、考任制.委任制和事实上的终身制都不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用人制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性的考任制用人制度势在必行.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访南京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刘少青

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整体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近年来，南京市交通局始终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积极创新探索党管人才的各种实施办法，走出了一条以人才促发展的成功路子，使市交通局各项主要工作走在了全市、全省甚至全国的前列。日前，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刘少青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推行竞争上岗激活用人机制——农口处级干部竞争上岗工作综述

近年来,特别是中央颁布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务员法》等法规性文件以后,我市农口各单位以干部竞争上岗为突破口,扎实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实现了组织认可与群众认可的有机统一,形成了富有农口特色的干部选拔任用新机制。     

提高执政能力与改革用人机制初探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党建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党对自身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以能力和实绩为本位改革用人机制,建立健全公平竞争机制,规范的考核考察机制,科学管理机制,庸者淘汰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行政机关用人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行政公务员全员聘任制改革研究》评介

正行政机关的公务员职务一向被认为是铁饭碗,可谓旱涝保收。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春业教授的新作《行政公务员全员聘任制改革研究》一书却大胆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即在行政机关对公务员实行全员聘任制改革。这个设想的提出也契合了当下行政机关改革的发展新趋势。该书共分为绪论部分和八章。在绪论部分,作者对     

深化简政放权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深化简政放权契合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总体要求,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实施简政放权并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群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大大提高,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效果初显。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简政放权应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争取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更大突破,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浅谈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医院经营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调动职工积极性、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是做好医院医疗工作及其他工作的有力保证。当前卫生事业改革正处于攻坚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医疗结构和分配制度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党建工作创新的思考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进一步坚持党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政治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党建工作,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提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核心竞争力,把企业做强做大,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对待财产申报制度的反腐功能

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管理利益冲突的道德法律,其通过防止利益冲突间接实现预防腐败的作用,是反腐败的基础性的间接辅助措施。财产申报制度无法单独实现预防腐败作用,只有与其他反腐配套措施所形成的体制性全面监管体系才能发挥反腐倡廉的作用。由于其自身反腐败机制存在缺陷,非理性夸大其反腐败作用反而对治理腐败的事业和改革的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冲击,因此应当科学对待财产申报在反腐败制度体系中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