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坑”——日本残杀中国矿工的铁证

《"万人坑"——日本惨杀中国矿工的铁证》一文,在简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史之后,着重论述了日本在疯狂掠夺中国煤炭资源同时,惨杀中国矿工的血腥罪行,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日本在抚顺、本溪、辽源(西安)、鸡西、鹤岗、阜新、北票、大同、淮南(大通)、井陉等十大煤矿制造"万人坑"、"炼人炉"的历史,唤起人民牢记历史教训,用血的历史事实,教育子孙后代。     

《拉贝日记》——又一不可否认的铁血事实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暴行的铁证 ,但时至今日 ,日本右翼分子不承认历史上曾经有过对华的侵略罪行。《拉贝日记》以日本同盟国人和异国友人的角度 ,客观公正地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 ,有力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罄竹难书的罪行和对人类文明的亵渎。现实告诉我们 ,今天的日本并没有从侵华战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种种迹象表明 ,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 ,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清末民初日本对川渝的调查——以《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为研究范例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国力疲弱。各国列强为在博弈中占领先机,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日本由于地缘的接近以及文化上的渊源对此项活动更是心存偏执。在日"经略中国"的背景下,地处西南、环境闭塞的川渝也未能逃脱日本的深入踏查。其中,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川渝踏查规模最为宏大且"业绩"斐然,近10年的调查成果被收录在《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四川卷中。对四川卷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解构日本对川渝调查的进程脉络,还可以为川渝地区的历史地理、区域史研究提供资料信息。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正中元年(1324)跋刊本《诗人玉屑》考论——兼论《诗人玉屑》在日本的流传

《诗人玉屑》是南宋最后一部诗话总集,也是研究晚宋时期诗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诗人玉屑》版本众多,中国国内的版本主要是20卷本系统,而日本和朝鲜的刊本则为21卷本系统。日本正中元年跋刊本是目前最早的21卷本,也是连接中国版本与日韩刊本的纽带。其底本来自于宋本,是最接近原本的版本。朝鲜本亦是以其为底本加以刊刻而成,日本宽永本又是朝鲜本的翻刻本。《诗人玉屑》在中国刊印不久就东传到日本,它不但为日本带来了中国本土流行的宋代诗学,而且因其具有诗歌创作指南的性质,故从日本中世时期到明治时期多次刊刻,成为诗学教科书,在日本流传颇广。随着域外汉籍研究的进步,对《诗人玉屑》的重新校勘也应提上学术日程。     

日军在华化学武器的研制应用及遗弃

一战后,日本开始化学战准备,陆海军开始研制化学武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中国东北设立了关东军陆军化学研究所等化学武器工厂.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将其研制生产的大量化学武器使用于中国战场,战败时却将化学武器遗弃中国,造成多起由化学武器引起的人员伤害事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已过去了70年,然而,日本政府至今对那场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不能有正确的认识,也从未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式道歉;日本的右翼势力则竭力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因此,中国学者有责任揭示侵华战争中日本暴行的真相。由南京大学历史学者担纲编写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公开出版,就是对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态度的严正批判和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有力回击。该书已出版的28卷共计1500万字的史料包括了来自加害者、受害者和第三方的各种史料,后续的20卷将在2007年出齐。该书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是指引我们继续革命的灯塔——我院各族师生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正当全国军民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的斗争深入发展、实现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大好形势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了。这是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党为人民立下的又一丰     

日本行“军国化”成战争危机策源地

2013年12月17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2014年-2018年）》和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三份文件的同日出台，预示着日本顽固走“军国化”道路．．而一年多来，日本挑起领土争端、高官大放厥词挑战历史、首相悍然“拜鬼”等等，让人感到这个曾经犯下战争罪行的国家，再次成为战争危机策源地。     

本刊“细菌战罪行研究”专题文章引起学界关注

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4期刊发的学术文章《2010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和《笔谈:九一八事变与中日关系史研究》推介了《武陵学刊》"细菌战罪行研究"专题文章中的不少研究成果,列举了日本学者吉见义明的     

论中国的“日本词”研究

文章对中国学者关于日本词的研究作了系统评述。论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夏承焘先生对日本词的关注与评述;第二部分论中国词学家对日本词的评价;第三部分对中国的三部涉及日本词的选本即《域外词选》、《日本词选》、《日本三家词笺注》分别作了论述。     

中华古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意义

在这金秋送爽的美好季节，我们聚集在长春，就“中华古籍的世界传播”这一重要课题展开深入讨论，其意义是深远的。众所周知，早在唐代，日本遣唐使从中国带走了大量汉文典籍，这在《旧唐书·东夷·日本传》中多有记载。从《日本国见在书目》（《古逸丛书》本）等日本古代目录学专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近代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收录日本60多家藏书，其中善本654种。岛田翰的《古文旧籍考》考察了日本所藏中、日、韩刊刻的汉籍版本源流，分别考证了旧抄本、宋椠本、旧刊本、元明清及韩刊本，厘为四卷。     

加强国史研究和宣传,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的出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界,也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它的出版发行,对于我们进一步正确认识国史、大力宣传国史、深入研究国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确对待和阐述革命与国史的关系,是《国史稿》的一个突出特点。《国史稿》一共五卷,却专门拿出很大篇幅,设立了一部序卷,用以概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     

在华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帮助下，在中国的日本革命志士教育、改造日本战俘和投诚士兵，把他们组织在各个反战的革命团体里，加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行列，与中国人民并肩与共同的敌人──日本着国主义进行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的贡献，写下了中日人民革命友谊光辉的篇章。     

日本的中国词学研究及新进展

中国的词，早在唐代就传到了日本。弘仁十四年（823），日本嵯峨天皇、有智子内亲王和滋野贞主就有模仿追和之作。但日本关于中国词的研究，起步较晚。明治时期的森川竹蹊，是日本较早研究词学的专家。森川竹磺编著的《鸥梦吟社丛书》收录有中国词话著作七种，并予标点注释，这比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要早出版二十多年，比1921年况周颐和王文濡编印的《词话丛抄》也要早十来年。日本的词学研究，跟研究小说和诗歌的学者相比，人数较少，知道词的人也不多。近十五年来，研究词的学者逐渐增多，论著也增加了不少。村上哲见先生的《宋词研究——南宋篇》最具代表性。     

苏州租界界址由来考辨

中日甲午战争后，苏州设立租界，开埠通商。苏州租界界址的由来主要记载于《中国租界史》和《苏州市志》。然而，这两处记载都过于简略，乃至有不确之处。本文主要根据《张之洞全集》对苏州租界界址的确立过程重新加以考证，厘清了五道基本步骤，并尽力校正相关作品中的失误。苏州租界界址是晚清官员和日本侵略者既斗争又妥协的结果，这正是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的缩影。     

日本学界中国农书研究的他者视野:成果辑录与内容述评

日本一直以来重视对我国农书的研究.日本对中国农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齐民要术》《耕织图》、陈旉《农书》、王祯《农书》《农桑辑要》《农政全书》上,其中对《齐民要术》较为关注.日本的中国农书研究拥有稳定的研究团体,呈现出纵向深入与横向拓展、重视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等特征.理清日本对中国农书的研究状态,可以为我国学者开展农书研究提供他者视域的基础信息,也能为我国农村发展研究及乡村文化的域外传播提供跨文化思考及借鉴,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汪藻的《世说新语叙录》

南宋人汪藻的《世说新语叙录》是一部重要的《世说新语》研究资料,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世说新语叙录》分为三卷:“首列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氏异同,末记所引书目。”《世说新语叙录》在中国久已失传,近世由日本传回中国,但仅存《考异》、《人名谱》两卷,《书名》卷已不存。     

国外历史记载里的吹牛现象有多严重

<正>一、韩国"朝鲜民族起源于帕米尔高原,迁徙经过贝加尔湖,来到不咸山,在那里定居下来,公元前6000年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并唤醒了红山文明和黄河文明……"——引自《大朝鲜帝国史》《大朝鲜帝国史》之内容与传统历史大相径庭,将古代朝鲜描述成一个领土涵盖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的大帝国,中国古代人物、部落、日本皇室为朝鲜民族后裔,韩语为全世界语言之母等此书曾被韩国的士官学校用作教材。《大朝鲜帝国史》其分五卷:第一卷:描述朝鲜民族起源,把朝鲜民族与中国传统史的东夷民族联系;第二卷:描述朝鲜对日本的开化及殖民;第三卷:描述朝鲜与唐朝的对     

苏版《世界通史》的中国

苏版《世界通史》对我国历史学、尤其是中国的世界史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追溯苏版《世界通史》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东传历程,剖析这部以内容宏富与体大思精、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编纂理念、以五种社会形态为历史分期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等而著称的多卷本通史,评说它对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阐发它在现当代国际史学潮流中的地位,从而展现中国史学界对苏版《世界通史》的回应、勾勒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进程。     

《倭名类聚抄》与中国典籍

源顺所作的《倭名类聚抄》作为日本以“倭名”命名的最早的类书，借用了多种中国 古籍，在日本流传甚广，目前有十卷和二十卷两种传本。何为源顺原作，迄今难以定论，所引中 国典籍是否出，原文，也存在种种疑点。从两种传本征引中国古籍的情况的比较分析入手，可 以为研究这部类书提供一些解决疑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