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迈对志怪小说理论批评的历史性贡献

我国古代的志怪小说自先秦至宋代已有长时期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作品,但在理论上建树不多。至南宋的文学家洪迈才在其所作《夷坚志》的多篇序言中深入地探讨了志怪小说多方面的理论问题。他主张提高小说的地位,揭示了艺术虚构是小说作品的重要特征,阐释了小说寄离着作家的情志。这些论述代表了当时小说理论的发展水平,洪迈为小说理论批评的进步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谈两汉志怪小说

汉代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汉代小说不仅继承发展了先秦小说的所有类型,而且还出现了新体裁小说。过去我们对汉代小说重视不够,主要是囿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所录的十五家小说今已不存,因此就感到材料贫乏。其实不然,如果我们仔细搜求,汉代保留下来的小说资料还是很丰富的,通过这些资料的研究,可以看出汉代小说发展的概况。     

“志怪”与“志怪小说”

"志怪"与"志怪小说"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为一动名词组,是一种以记载描述怪异人事为主的创作活动;而后者则属于小说题材类型之一种,是小说发展演进中一种较为规范和定型化的创作模式,故后人又称其为"志怪模式"。从其产生和发展看,由"志怪"到"志怪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其内容与创作手法上看,"志怪小说"基本上是"志怪"这一创作活动的进一步扩展与延伸,这使得"志怪小说"更接近于后世小说的概念。     

志怪小说与诗赋

志怪小说与诗赋的关系,应从两个方面予以诠释,一是诗歌与志怪小说在素材使用上的共同性,比如说神话传说、释道仙灵既可为成为诗歌创作的素材,同时又是志怪小说表现的主要内容。二是志怪小说中诗歌的穿插与使用,这样不仅使得志怪小说的叙事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也增强了其艺术表现力。志怪小说与诗赋的结合,反映了不同文学体式间彼此借鉴利用的情况,为我们全面认识志怪小说的发展演化提供了依据。     

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 ,除了在义理上大力宣传以外 ,还更多地利用佛教典籍中大量的故事、寓言、譬喻、史诗等通俗易懂的形式 ,使佛教进一步走入广大的百姓中间。佛教的这些生动形式不仅为六朝正在兴起的志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题材、语词等 ,尤为重要的是 ,它们还在人生观、道德观、时空观、小说的情节、叙事方式以及奇特的想象等方面 ,对六朝志怪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抛开其宗教内容的话 ,可以说 ,佛教中的这些形式 ,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礼赠。     

志怪小说概念的发生

志怪与小说两词在《庄子》中各处不同语境,含义及用意皆有差异: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为论据;小说处于比较语境,成为贬义。它们在汉代之后先后变成目录学领域的类别概念,小说属子部,志怪先附史部后又退至子部。由于两类作品都存在虚构性,后代史家据此便将它们归为一类,从而生成新的类别概念:志怪小说。     

神仙道教与志怪小说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神仙道教蓬勃发展,共宗教活动及仙道传说盛传于世,遂在民间社会产生了大量的仙道故事传说。志怪小说载录的这一类故事传说,表现了中古民间社会对仙道境界的观念。中古社会正值新兴的神仙道教发展时期,仙道故事传说既是道教艺术的重要成就之一,同时更是志怪小说艺术成就的代表,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志怪小说载录的这一类故事传说,     

“志怪小说“谈

“志怪小说”中的“鬼”与“神”是人们给“灵魂”安排的两个归宿,这归宿正体现了人们对世间善恶美丑的划分。人们在安排“灵魂”归宿时必然要给以编排、给以附会、给以解说,从而形成故事和传说。鬼神故事在秦汉已大量产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人们朝不保夕;由于思想领域较少束缚,较多自由;由于佛道及神灭与神不灭之论争,使神仙鬼怪故事有了较大发展。表现在作品上是:数量增岁,篇幅加长,内容丰富多彩。《神仙传》、《列异传》、《述异记》均为佳作,而干宝的《搜神记》堪称集大成者。这些作品虽属实录,但由于民间故事本身就有趣味性,加上记录者的加工润色,所以故事还较有文彩,读来耐人寻味。同时又能使人从故事表面体味到深层内涵,即现实生活的曲折再现。     

莫言小说中的志怪传奇

莫言小说具有拟志怪的特点,着意于奇人、异事、异物的书写,并在小说中大量穿插鬼怪故事。这些创作连同讲述的方式都具有齐地民间文化和莫言童年生活的面影,是对民间生活的鲜活演绎,既魔幻,又现实,也是对文学传统的自觉回应,由此形成虚实相融、奇诡怪诞的审美风格。同时,讲奇语怪更体现出莫言对小说趣味的自觉追求和对神秘文化的迷恋,在趣味中包含着对历史、社会、人性反思与批判的伦理维度。     

试论志怪小说的职能流变

本文辨析了志怪小说由述史功能向抒情言志功能的转变 ,并发掘了其中积淀的文化密码。认为官方正史中替代性体裁的出现迫使寻找新的创作依托 ,而成熟的虚构观念在宋代的出现则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小说情本位观念的弥漫对其转变奠定了外在的机缘。     

论汉唐间的五行志与志怪小说

汉唐时期,作为历史叙述的"五行志"与神异虚诞的志怪小说在思想、内容、风格方面存在交集:阴阳五行学说、鬼神观念是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共同具有的思想文化背景;志怪小说的作者常从五行志中寻找创作灵感,或摘抄感兴趣的内容;史官在修撰五行志时,也从志怪小说中择取材料.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在文体功能与创作目的上的差异,使二者存在分化;五行志重推占,用阴阳五行学说对神鬼异常之事进行理论解释,推验祸福,指导国是.因此,五行志的叙事尽量淡化故事情节,重在揭示故事背后的政治因素.而志怪小说对故事始末刻画得细致委婉,情节比较复杂,在叙述中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气、伦理道德及人类普遍的情感.     

魏晋志怪小说中的主体审美意识

志怪小说是魏晋小说的主流形态,它的基本表述手法是记录、写实,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表现出明显的不自觉性。但这不等于说志怪小说中没有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透过小说的具体内容,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深深潜藏在小说文本之中,这种审美意识就是饱含着魏晋时代气息的情感与愿望,具体表现为对自在自为的生存状态的向往、对长生的希冀以及对大千世界的神往。     

六朝志怪小说叙事艺术新论

六朝志怪小说虽然是"丛残小语"式的叙事文本,但其在叙事艺术上的成就却是不可忽视的.它在第一人称叙事、语式和语态错位的见证人叙事以及重复叙事等方面,已经开始显示出了其自有的特色与魅力.     

古代志怪小说本体价值观的演变

志怪小说是古代小说的重要小说类型.纵观志怪小说的发展史,文人的创作心态和接受心态由于受时代价值取向和审美心理的影响而发生了较大变化,对志怪小说的本体价值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依据这种变化,我们将志怪小说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并分别指出各个时期的主导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分析这些取向的表现和成因,探寻其递变的文化规律.     

激活宋代志怪小说的三大因素

如果以现代小说观念考察宋代志怪小说,并与之前的唐及魏晋时期的小说比较,那么可以说,宋代志怪小说是“贫乏”的。文章在查阅、考证现存的历史文献后,统计了宋代志怪小说的种类、数量,分析了宋代志怪小说作者的身份与所处的阶层,得出了宋代志怪小说“兴盛”的结论,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探寻了其兴盛的原因。     

《辨疑志》与小说志怪传统

中唐陆长源的小说集《辨疑志》,批驳怪诞虚妄之说,是对当时流行的小说志怪主题的否定,但其写作意图又是来源于小说实录"阙史"的传统。《辨疑志》的叙事结构同样体现出对志怪类故事的批判倾向,又以逆志怪的形式带来志怪小说"惊奇"式的审美感受。《辨疑志》的批评对象是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盲信,这是中唐士人理性精神在小说写作中的表现。它对小说志怪传统的继承和反拨,与士人学风从六朝到唐代的转变密切相关,透露出唐代志怪衰落和小说转变的一种思想动因。     

《夷坚志》的编撰及洪迈对志怪小说的看法--从《夷坚志》的多篇序言谈起

<夷坚志>一书,卷帙浩繁,内容驳杂,后人对其褒贬不一.若对作者遗留下来的多篇序言仔细地进行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洪迈的撰书动因、材料来源,领会他的小说理论,同时也有助于对这部作品的阅读和理解.     

楚辞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楚辞丰富的内容给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以深远的影响,从神话传说、仙人、鬼魂到采摘花草果实等方面,后者对前者都有着广泛的继承与发展。     

《聊斋志异》与六朝志怪小说

在中国小说史上,明末清初是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最后的高峰期。《聊斋志异》以其辉煌的思想艺术成就,使之大为增色。这部杰作问世,固然有其现实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同时,岁月悠久、异彩纷呈的小说史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其中,六朝志怪小说的作用是突出的。所以,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蒲松龄特别提到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对他的深刻影响。一从一定角度看,《聊斋志异》是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蒲松龄在书成之后回顾写作过程说:“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