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榜”与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演进

“龙虎榜”的录取过程为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一次代群承传提供了最佳机遇,“龙虎榜”是中唐文体文风改革思想承传的一个联接点。陆贽、梁肃等人继承了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的文体文风改革思想。进一步形成了自己时代的文化精神和文学观念。他们的文化精神和文学观念通过贞元八年（792）的这次科举取士被韩愈等人接受下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才有了文体文风改革运动的发展高潮。文体文风改革思想的发展从陆贽、梁肃传至韩愈、李观等人已日臻成熟。     

“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体”与情性关系解读

文体思想是古代文论的研究核心。本文基于传统文体思想研究现状的不足,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中心,从“文体”概念三层面清理了“文体”概念的形式化误读问题,提出“文体”概念非仅涉及文学的艺术形相,实与情性具有两面一体的统合性关系,且在二者关系之中,情性是第一位的,故传统文体思想在肯定“文体”的本体性地位的同时,有效遏制了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并因其对“文体”与情性关系的深刻理解,开出了“言少意多”、“意在言外”的审美思路。     

章太炎佛学思想略论

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不仅积极赞助民族民主革命 ,提倡国学 ,而且还有不凡的习佛经历。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内容丰富 ,影响广泛。他不仅把佛学思想作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为“作民声”而“作佛声” ,而且还从学理上阐发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 ,评判中国佛教流派 ,考辨佛教历史 ,呼吁佛教改革 ,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而奔走呼号。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交织在一起 ,是近代中国宗教思想与社会思想互动离合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中国新诗回顾与展望

诗歌作为心灵的艺术 ,在几千年的古代中国 ,一直倍受重视 ,在诸种文体中 ,诗是发展得最为充分的一个文体。中国传统文体历来以诗为中心 ,诗是最显赫的文体 ,诗的显赫 ,甚至于使白话小说和戏曲等文体长期处于不被认可的卑微地位。诗的显赫 ,也使一切非诗文体无不被诗所笼罩 ,无不透射出诗性的光辉。诗在古代之所以如此发达 ,一直居于文学的正宗地位 ,是因为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古代社会 ,经济的落后 ,物质的匮乏 ,使人们注重从精神上求生存 ,注重修身养性 ,所以“不学诗 ,无以言”、“以诗名世” ,等等 ,成为人们的普遍观念。加之诗歌以抒情…     

论梁启超的精英受众观

梁启超在其办报实践中无不体现着他的精英受众观念。本文从读者对象、报刊内容、文体文风等方面做出分析研究。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诗化

汪曾祺致力于小说文体的革新,他的小说在文体上融入了诗的因素,由此相应地带来小说语言的诗化。其表现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以密集的意象扩大审美空间;二、讲究文字的组合,从“关系”中产生意味;三、在语境中变异和增殖;四、省略语句,创设“空白”,增加诗意空间;五、语言富有音韵美、节奏感。这些都使他的小说语言具有了诗的神韵,从故事的附庸和载体变成了读者的欣赏对象,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四清”运动问题上中央高层的分歧探微

梁启超在其办报实践中无不体现着他的精英受众观念.本文从读者对象、报刊内容、文体文风等方面做出分析研究.     

论梁启超的精英受众观

梁启超在其办报实践中无不体现着他的精英受众观念.本文从读者对象、报刊内容、文体文风等方面做出分析研究.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学术论著文风漫评

文风问题,历来在文艺界颇受重视,学术界似乎不大注重文风问题.我认为,学术界也应当研讨自己的文风问题.文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精神产品的形式问题,严肃地说,它是一个人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的综合体现.如果提到更高的高度去理解,我们也可以说,文风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的问题.中国古典文论《礼记·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个深刻的论断可以从古今历史得到印证:汉唐盛世,文化繁荣,学术昌盛,各种精神产品在风格上体现出“安以     

论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与语言问题

从语言论的角度考察了胡适的白话文理论 ,并将之放在“五四”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胡适的语言观一直徘徊于语言工具论与现代语言论之间。一方面 ,他将语言视为“形式”和“文体” ,试图从人类文化的变迁历史出发来重新定位白话 ,这体现了其超越语言工具论的新的语言理性。另一方面 ,他仅从工具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 ,对于语言文体的意义把握还不够到位。而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以更为现代的语言观念对其进行补充深化 ,同时 ,胡适的语言观在实际运作中 ,也已自觉不自觉地靠近语言即思想的现代语言论。因此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是语言工具的变革 ,而且更是深刻的思想变革以及文化形态的变革。     

曹操文章与建安风骨

曹操文章的风格,是他本身的人格和作风的反映。“风遒骨劲”既体现了这个一世之雄的政治家的风度和气魄,胆识和魄力,又显示了这个风流倜傥的诗人的文采和才华。气雄文亦雄,“骨气奇高”,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取决于他具有远见卓识的坚毅果断的性格。“雅好慷慨”的文风,正是当时的时代风貌与他本人的英雄气概相结合的结果,很能体现他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地位。“文体清峻”的文风也是和他的不雕饰、不浮夸、不求华辞、不拘形式的学风分不开的。     

论元好问的词学思想

元好问在词学理论上有着独特的建树,在承继苏轼以来“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即“词诗”说的基础上,在其词学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词史意识。他还进一步借助于传统诗论,引入“言外”说、“滋味”说和“情性”说等理论,并将苏、辛作为体现“词诗”理论的典范,在词体的本质、功能以及风格、流派等一系列词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颇有新见的主张,由此使“词诗”说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给后世的词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论"晚唐体"与张籍诗的共通性

“晚唐体”是唐代诗坛一个比较大的流派。因时代浸染 ,“晚唐体”诗人以“苦吟”为创作手法 ,形成“轻浅纤微”的风格。整体把握唐诗风格流变 ,发现“晚唐体”诗风和中唐张籍诗有共通性。张籍在中唐儒家思想演变中得风气之先 ,其心态与晚唐诗人相似。他以“苦心觅句 ,专意为诗”为近体诗创作方法 ,诗歌风格具有哀婉纤柔色彩。张籍与“晚唐体”诗人“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乃“晚唐体”之始作佣者。这一现象表明 ,我国古典诗歌风格的形成和流变有其内在的承传关系 ,而不是断然孤立的。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论谢灵运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观

六朝是我国哲学与美学大发展时期。作为诗运转关文学家的谢灵运，在其哲学思想及创新思维指导下，也产生了颇有特色的创作思想。尤其是他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自觉，以审美的标准打破文体间的绝对界限，互吸互融，从而兼善各体，风格多样，突破了传统的源自儒家“正名”思维“辩体”观念，有利于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柏拉图文类理论研究

柏拉图以其灵魂学说中的迷狂说为标准,认为“神智清醒的诗”不如“迷狂的诗”;依据理念说判定“真故事”高于“假故事”.他从模仿作为文学表现手法出发,认为模仿和叙述对立,作为模仿或叙述这两种单纯体裁,分别体现为戏剧和抒情诗两大文类,而模仿兼叙述的混合体裁则体现为包括史诗在内的叙事诗文类,由此发明了著名的西方文类“三分法”;另一方面,他又基于理念的“影子的影子”说,提出一切文学艺术皆是虚假的模仿,远离理念.柏拉图以理想国的政治学说为基础,提出悲剧位于众多文类等级之巅;以正义说作为文类偏长思想的深层的理论基石.柏拉图虽注意到悲剧和喜剧在美感特征上的一致性以及不同文类在审美接受中的主体差异性特征,但仍倾向于坚持文类之间的清晰界限.总之,奉哲学为最高级文章的柏拉图,坚持立足自身的理念说、灵魂学说、政治学说等理论解说和推演包括文类思想在内的整个诗学思想.     

宣物莫大于言 存形莫善于画——“语－图”互文语境中的洛神形象

文学（语词）与绘画（图像）是把握古代文化中洛神形象塑造的两个基本维度。文学中的洛神形象从远古神话和各种民间传说中走来，并且经过了历代文人的阐释、演绎甚至赋意，“赋自诗出”与“诗自赋出”反映出文学洛神形象塑造的基本取向。洛神形象还常常体现在绘画、插图等艺术世界中，“辞所不到，图绘之”成为图像洛神的价值追求。而实现“索象于图，索理于书”、“两美合并，二妙兼全”式的“语－图”互文并最终走向“语－图”弥合，才是洛神形象的最完美展现。     

诗体之辨——兼论《沧浪诗话》中初唐诸诗体

从文体论的角度看,“诗”作为一体从“文章”中独立出来而与其它文体明确相区别,最早当属曹丕的《典论·论文》;明确地区分诗歌体制的是南朝·梁钟嵘;诗的体派的出现要晚于体制,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体有时代之体和作家之体的是南宋的严羽。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诗体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沦浪诗话》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涉及初唐诸诗体的风格内涵进行辨析,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诗体内涵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读者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些特定的诗体提供一些帮助。     

戏曲歌词承接与联章诗关系探讨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 ,是新近学术热点之一。它已由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四大类体裁板块 ,即文学文体各自内部分类研究 ,扩展到文学文体与实用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研究 ,进而从文化视角来透视文体形式所积淀的深厚“意味”。我新近的研究兴趣和重点就是中国古代戏曲文体。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文体 ,戏曲内部结构颇复杂 ,欲对其体制、渊源、流变等作整体描述和思考 ,需先从其局部构成因素入手 ,进行个案考察。这里只探讨联章诗或组诗与戏曲歌词承接之间的关系 ,以考察诗歌联章对戏曲歌词承接的影响。王国维有感于“元人之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