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治理、运动式治理与中国扶贫实践

精准性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反贫困实践,采用常规治理还是运动式治理成为精准扶贫可能与否的关键。 除照章办事的科层运作外,常规治理还有策略主义、半正式治理、“不出事的逻辑”等内涵,其内在弊端“模糊治理规则、影响政治绩效”使得它在恰当的时机下向运动式治理转化。 依托于首长负责制、驻村工作队、群众动员等组织运作机制,地方政府声势浩大的扶贫运动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也表现出精心应付的缺点。 作为常规治理的重要补充,运动式治理不可能消失,其偏离运动目标诱发多重紧张的弊端及相应纠偏机制值得继续深究。     

从管制走向互动治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政府环境管制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主流模式,然而存在着政府替代还是市场修正的逻辑悖论、政府管制对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不足、公共利益核心价值观的缺失、管制政策对公民参与回应性不足等问题。从而,导致了我国以政府环境管制为主流的治理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未来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应当以管制为逻辑起点,建构一种新的以自上而下治理、自我治理、合作式治理为基础的生态环境互动治理模式。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规化治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转换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治理逻辑的转换。脱贫攻坚被看作是运动式治理在扶贫领域的典型呈现,但又与传统的运动式治理理论不同,其实无论是在运作逻辑、动员强度以及治理效能方面运动式治理都有新的拓展,对其我们不应抱有“病理学”的态度。治理逻辑的衔接就是要做好乡村振兴在组织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与技术以及治理资源等方面实现常规化治理转型。在政策优化上进一步处理好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政策统一性与地方差异性、行政干预与农民参与以及社会公平逻辑与市场效率逻辑之间四类关系,只有逐渐将脱贫攻坚融入到乡村振兴之中,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式发展,才能够真正做好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由于司法理念偏差导致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使这项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实现立法目的。本文从立法理念出发,对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进行反思,通过借鉴别国先进的立法技术,以期对现行制度的改革找到出路,逐渐由现行的附带式向平行式转变,以便更有利地打击犯罪和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利益。     

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治理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有着诸多不同之处,这些差异又导致了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治理上的特殊性.以股东和职业经理人间的不同关系划分,不同类型的有限责任公司面临的公司治理问题也有所区别.我国现行公司法所确立的传统"三会"设置,在绝大多数有限责任公司中并不能起到预期作用.应当根据有限责任公司"资合性"和"人合性"倾向的不同程度,构建出不同的有限责任公司治理模式.     

略论公司治理之制度选择

公司治理是现代公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产权的不同决定着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之不同。有基于国有公司产权与非国有公司产权的差异性,国有公司治理与非国有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应有所区别。国有公司治理应当重点针对代理人问题以强制性立法施以特殊规制,而对非国有公司治理则宜以市场机制来加以选择,并辅之以自律性规范作为指导。     

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之构建

由于各国公司所处环境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也有所不同。运用代理理论剖析西方发达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异同,分析其有效性、不足及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构建适合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二元共同治理模式,提出分类实施的思路。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相关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股权结构的差异形成了股权分散、主要依靠外部市场治理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以及股权集中、主要依靠大股东内部治理的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就成熟市场经济而言,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定论,两种股权结构及其公司治理模式各有其优缺点。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公司治理模式尚存在不少缺陷。通过比较借鉴,我国应当构建股权适度集中的公司治理模式。     

和谐乡村:现实挑战和模式创新——治理理论视角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从治理理论的研究视角,在深入剖析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谐乡村"的治理目标,根据"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全面阐述了"多元自主、合作共赢"的和谐型乡村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及其治理

网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孕育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它在塑造了社会的网络结构的同时,也悄然实现了从“纯粹的虚拟”到“虚拟与真实兼备”的完美蜕变.网络世界的“虚拟与真实”属性决定了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治理不仅仅局限于对虚拟世界的治理,而是特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与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对互联网所链接的虚拟世界及其派生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合作共治.网络世界治理在实践中要达至既有的社会治理目标,必须遵循合作治理、更加注重伦理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实现社会的有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准则.基于此,政府在网络世界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亟须变“控制”为“引导”,充分重视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运用.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基本命题：重读两种模式的理论逻辑

不同的公司股权结构决定了一国不同的公司治理命题。在美英国家公司治理问题是管理者与股东利益的冲突问题,公司治理改善的讨论和政策措施也在于公司经理的责任和说明义务。美英之外的世界上的大型公司都具有集中股权结构的特征,它们的首要治理问题是限制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的盘剥。美英公司治理的理论与改革措施与集中股权结构下公司治理问题的解决不具有很大的相关性。我国的公司治理法律改革应该在比较公司治理的趋势中把握未来的方向,尤其是引入美英公司的治理措施时,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     

构建中国药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

现代药品安全风险具有碎片性、扩散性、隐蔽性和多重性等特征。根据风险治理理论,当前中国药品监管体系存在部门职权单一、分散化属地管理、个体风险漠视和“运动式”应急等问题。要从根本上提升药品安全监管绩效.有必要利用本轮体制改革和修订《药品管理法》契机,重构药品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创新药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设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完善属地化监管体制,并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积极性,最终形成药品风险社会共治的新格局。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公司治理效应的实证分析

国内公司控制权市场对公司高管人员总体上无明显的更替作用.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大多是绩差公司,且转移前后的高管变动与企业绩效无明显相关关系."二元经理人市场"仍居于主导地位.控制权转移后,企业更处于超强的内部人控制状态.我国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未能发挥相应的公司治理效应.     

论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是通过配置公司的权力 ,建立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 ,以保护公司股东的权益 ,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我国国企公司化改革密切相关。通过剖析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现状 ,提出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措施重点在健全公司法上的有形公司组织。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