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人口较少民族“同源共母”神话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在各种文化样式中有着多样的艺术表现。神话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往往会把多民族同源母题作为展现民族关系的创作元素。同源母题神话通过“同”与“异”的叙述,包含了各民族对“他族”的认可,也包含了对“自我”在多民族关系中的定位,同时强调各民族“和而不同”,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各民族关系,以及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生活意愿,是建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石。深入挖掘同源神话中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有利于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惯习延展、资本增殖和场域生成：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逻辑——基于对A省H市的调查

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规模和方式都呈现深刻变化,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契机。实践是惯习、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依托对A省H市的调查资料进行研究发现,通过延展原有生计惯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易于立足城市,并建立社会组织和文化采借等方式实现资本增值,在动态过程中生成特有的实践逻辑。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场域下,惯习和资本异于布迪厄的理论,二者部分重叠和贯通,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隐秘和私人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共同生活体验和情感不断增加,为加强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支撑和动力来源。     

从“地缘相近”到“民族相亲”：民国时期滇桂两省八角产销与西南边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八角是滇东南与桂西山区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村寨常见的经济作物,八角的产销也成为当地少数民族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民国时期随着云南剥隘镇至广西百色镇一线水路运输的畅通,滇桂两省以八角产销为中心的商贸往来空前繁荣,不仅吸引了各地商贾纷至沓来,也使陈旧的八角种植技术得到改进,由八角产销带来的影响也渗透到种植所在地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多个面向。商业贸易是中华各民族经济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性力量与重要方式,民国以来滇桂两省各民族在以八角产销为纽带的社会经济协作中形成的互利共赢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不仅促进了所在民族区域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也为各地文化在民族地区的汇集及融合提供了载体,更深化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     

关于“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思考——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体会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是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会议提出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本文针对系统地论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来源以及学术界的不同争论,根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精神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指出正确认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苟象寺“垛顺节”中的汉藏文化交流研究

苟象寺(■)是白龙江流域建寺年代最早、极负盛名的苯教寺院,由安多“三圣者”之象帕创建。寺内存留至今的典籍、法器、佛像、壁画、铠甲等文物,蕴藏历史时期汉藏民族交往交流的文化实践内容。文章通过田野调查,认为该寺由僧人、民间宗教祭司和俗人共度的“垛顺节”(■)是苯教禳解仪轨“垛”(■)民俗化、节日化的结果,具有村落仪式和佛教“羌姆”(■)的形态特征,亦有汉藏相融、佛苯共存、僧俗共舞的特点。垛顺节中的详解春牛历、军舞、狮子舞等内容均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通过分析其具体内容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来阐明汉藏文化接触、互动、彼此借鉴的历史过程,进而揭示藏汉文化互鉴互融的机制,以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地方性的实践支持。     

交往：“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起点——兼及武陵地区民俗类国家级非遗交往功能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范畴,立足于哲学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应用,重视日常生活化“接地气”的交往功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落脚点在“交”,即“相互交汇,有所接触”的“交往”。这样通过“民族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日常生活的应用理解,阐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核心要义及其逻辑起点。风俗习惯在人们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产生与传承,直接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活动。重庆国家级民俗类非遗的秀山花灯,当代以来舞台化精品打造历史经验收获不少,但我们可能更应注意的是其民间交往功能存在的问题,政府主导的秀山花灯春节“跳花灯”习俗活动,成为本地“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间文化交往功能重要载体,有助于美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愿景的达成。     

汉藏连接地带的“大先生”——融通汉藏人心的天全中医院

在青藏高原与川西平原交界的四川省天全县,有着一所誉满青藏高原东部的中医医院,老院长陈怀炯是一位有着“大医”情怀的名医,被尊称为“大先生”,藏族民众则亲切地称他是“不穿袈裟的活佛”。他领导的天全县中医院以“技术好、费用低、服务好”深得藏族民众青睐,成为融通汉藏人心的榜样。文章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大先生”及天全中医院善待藏族患者及陪护家人的种种举措、理念进行了梳理挖掘,并以此为案例,对汉藏交往的经验、特点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大先生”和天全中医院之所以深受藏族民众的认同与爱戴,成为融通汉藏民心的典范,一是秉持“大医”精神,“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二是对藏族群众给予充分的尊重、理解与包容;三是以“共享”来融通汉藏人心。     

从清代民族图志所载西南“土产”看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西南地域广阔,环境复杂,气候温暖湿润,“土产”类型丰富多样,如优质木材、茶叶、生漆,以及大型家畜等。生息在当地的民族通过“土产”的交往,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交融,做到了区域民族间的整合。这些内容在清代民族图志《皇清职贡图》《黔南苗蛮图说》《夷人图说》“百苗图”中均有一定记载。结合方志、实录诸类资料,深化其研究,对于探讨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价值。     

宗族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以海南临高“村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文化纽带。通过对海南临高吴氏宗族文化实践及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进行阐释,认为吴氏宗族在祖先崇拜中对博学的尊崇,族谱修订仪式中基于学识的宗族地位和身份确立,宗族教育中基于道德伦理、礼俗互动的宗族惩戒和表彰,以及冼夫人信仰文化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突出展现的是重教兴学、崇德、行善、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在吴氏宗族文化体系中,宗族成员的祭祀仪式和宗族制度体现出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维系和互助、共治观念,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从古代儒学观念嵌入下的民族交往,到冼夫人信仰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建构,再到临高“村人”文化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多元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外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铸牢。     

“共同体”语义下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探赜

“共同体”是一种以共同关系为纽带联结形成的关系性存在,体现为相关人群和睦相处、平等互助、凝聚彼此的内生情感关系,其核心构成要素是关系理性、价值共识和情感归属。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是推动各民族开展社会交往、文化交流和情感交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与“共同体”的核心构成要素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关系,体现在：社会交往培植关系理性、文化交流增进价值共识、情感交融厚植情感归属。坚持从关系维度、价值维度和情感维度三个层面协调推进、有机统一,对于增进共同性、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心”与“边缘”之间：武陵山区的人类学研究理论路径与探索

武陵山作为西南与中原、边疆与内地的重要联结区域,不同文化在此空间中接触、互化与融合,成为人类学研究的知识富矿区。在“中心-边缘”和“走廊-通道”等理论视角研究下,武陵山地区的“中间特质”及其文化上的复合性并未得到充分彰显。从“中间地带”这一理论概念理解武陵山区,不仅有助于打破自然地理上的阻隔、行政边界的限制和文化上的区隔,也利于对前人理论进行综合与提升,进而更好地解读这一区域的人群历史记忆、文化复合状态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