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文人的儒侠互补意识

在唐代,儒侠互补是文人普遍的意识。但它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初盛唐时期侠的意识占据上风,以侠对儒的主动补益为主,文人积极地、有意识地延侠入儒、以侠补儒。这种内儒外侠的形式,确保了文人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的平衡;中晚唐时期,侠风变质,儒家意识得到加强,以儒对侠的改造为主,文人不断引儒改侠、以儒并侠,李德裕义化侠的出现是唐人改造的最终结果,从此侠文化也走向没落。     

论儒侠互补

儒侠互补，首先，它只体现在部分士大夫的人格结构和精神品性上，特别是在儒道释思想无法应付外在的强大挑战时，这些士大夫的侠气质就会被大大地激扬出来。其次，它表现为上层雅文化与下层大众文化的一种互补，从而构成了总体文化的一个侧面。再其次，这种互补并不集中显示在系统的思想观念上，而更多地表现在文艺中，凝聚在文学中的“侠”形象上。     

儒侠比较论

儒家文化和侠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比较儒侠之间的关系可发现,在"圣""勇""义""知""仁"等方面"儒侠互通",而在群体与个体、理性与感性、道德与审美等方面"儒侠有别",而两者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冲撞和融合,导致"儒的侠化""侠的儒化",为设计新的理想人生提供了可能.     

论范仲淹的“儒隐”情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它不仅被视为作者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成为后代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政治准则,范仲淹的历史形象也因此被定格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儒。然而,在他身上除了有儒者积极入世的情怀之外,还有隐士安于隐逸的思想。最为关键的是,范仲淹在“隐”和“儒”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并巧妙地将“隐”和“儒”的矛盾统一起来,整合成为一种安贫乐道、中庸平和的处世方式,而其自身也成为了这种新模式下的新隐士——“儒隐”。     

明代知识人群体与侠盗关系考论——兼论儒、侠、盗之辨及其互动

从社会史或法律史的角度来说,儒、侠、盗在性质和意义上均有所区别。时至明代,侠客史的发展出现了三大转向:一是儒侠与儒盗的出现,知识人日趋侠盗化;二是侠、盗之儒者化,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侠盗的出现,文人士大夫为侠、盗大唱赞歌,以及盗贼投身到儒家学者的讲学运动之中;三是侠客与盗贼出现一种互动的症候,即在侠客与盗贼之间,仅仅只有一线之隔。无论是儒者之侠客化乃至盗贼化,抑或盗贼之儒者化,无不都是明代社会流动加剧的明证。     

文人之侠的崛起对中晚明文学的影响

中晚明是文人之侠日渐崛起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文人尚侠的数量与规模,还是文人交往中对“侠”精神的认同,都显示了较之以往更为集中和典型的态势。“侠”成为文人一种颇有影响力与认可度的品质,进入文人的精神内核。中晚明文人之侠的崛起,推进了明代求“真”尚“情”文学思想的演进,成为多元思想并存中重要的一极。     

中国侠文化流变试探

中国侠文化迄今为止经历了神话原型、历史实存与文人“幻设”三个发展阶段，伴随着与各时代历史特点相适应之复杂演变。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了“侠性”的三大“板块”。本文对侠文化所作的脉络整理与内蕴探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地了解这一“中国民间信仰”。     

章太炎《訄书·儒侠》思想评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忧国忧民的时代精英们把目光共同投向了被正统文化所排斥的“游侠”身上,章太炎力图从自己的文化底蕴中找出游侠与时代的结合点,从而选择了“儒”与“侠”并举可以达到“躬行”与“力为”的有效结合,以促使革命顺利发展。     

侠文化初论

本文从中国古代侠的形成和发展状况出发,从思想渊源上证明侠文化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儒文化既正面冲突,又反面补充,共同完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庙堂与江湖奇特的整体性.     

章太炎《訄书·儒侠》思想评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忧国忧民的时代精英们把目光共同投向了被正统文化所排斥的"游侠"身上,章太炎力图从自己的文化底蕴中找出游侠与时代的结合点,从而选择了"儒"与"侠"并举可以达到"躬行"与"力为"的有效结合,以促使革命顺利发展.     

唐代行侠作品中侠者的隐身江湖与名士化

在唐代具有行侠主题的诗歌与小说中,侠者立功之后的隐身江湖和由隐身江湖所带来的侠者的名士化倾向,自然与当时唐人所信奉的神仙道教思想有关,但同时也使得侠者更容易为文明社会所接纳,成为文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范式。     

中晚明"山人侠"略论

山人是明代兴起的特殊社会群体,山人之任侠则使中国古代侠史上涌现出新型的一个类别即"山人侠".侠是明代山人文化的核心和明代山人的精神内涵.山人以侠的方式和气质塑造自我,参与现实,影响社会,实现了其存在价值.对山人尚侠之风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明代底层文人成为山人后的生活走向,也使我们能进一步探索山人的核心价值.侠的叙写和侠气的抒发,成为山人文学创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给明代文学带来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山人在塑造自己侠的形象同时,也完成了他们作为一种文学形象、文学题材的构建.     

中国侠起源问题的再考索

侠的起源是探讨侠的历史演变和侠文化、侠文学不可回避的问题.考察了前辈时彦在侠的起源问题上的诸种说法,并联系先秦社会历史文化实际和中国侠自身的人格精神及行为规范,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是中国古代侠的直接源头,其人格精神和行为规范中包含了中国古代侠的最原始的、最稳定的质素.刺客人格类型经历了由宗法性武士到非宗法性武士、由成为游民中的一部分到以行刺为手段依附于权贵的角色转换.在由刺客向侠的过渡中,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其服务于权贵的依附性大大减弱,由"失位"而进一步演变为民众的英雄,加之古代"任"的行为观念的滋养、诸子思想文化的人格哺育,形成了中国原始侠的人格精神和侠义观念,遂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最初的侠.     

试论儒、道、侠思想对李白个性的影响

李白人称“诗仙”,是盛唐气象的杰出代表。他深受儒、道、仙、侠等各种思想的影响,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和人格力量。他的文学作品飘逸隽永,气势豪迈。文章试通过对李白个性的分析,来了解儒、道、侠思想对一代诗仙李白的影响。     

“君子儒”与“小人儒”新诠

《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以往论者释儒,罕有联系子夏姓氏者,释君子有两种含义:有德者、有位者.进一步分析可说君子有四种含义.就已然性而言,除了以往所谓两种,还有第三种有德又有位者.第四种是孔子教育弟子君子应当如何如何,尚不具备已然性,就理想标准而言比较接近第三种含义.其实,无论两种还是四种,都是后人结合《论语》具体语境所作的分析,而在孔子心中和《论语》中,君子大概只有一种含义:有德又有位者;小人则是其反义词.儒在孔子时代,还是一种行业,这一行业包括承继了巫、史、祝、卜等王官知识技艺而以教师、治丧、相礼、占卜等为职业的所有术士.君子标准加上儒之职业性,就是所谓“君子儒”.子夏作为卜氏后裔、卜偃后人,出身于由贵族沦为民间术士而世代为人占卦决疑的贫寒之家.“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是孔子针对子夏的出身,对其进行入学教育的要点.     

复仇之心与功业之念──魏晋六朝“年少慕侠”心态略探

魏晋南北朝以武勇名世的人才借复仇犯禁屡屡脱颖而出，法禁私自复仇，而“礼”和民俗心态、人才价值观却鼓励褒扬。史传传扬与诗歌歌咏，使汉人移孝于忠的模式，在义酬知遇的深微层次上完成侠义复仇向酬恩建功的历史性转换。“年少慕侠”焕发了侠之个性与侠文化非正统倾向中的积极质素，“斗将难得”的人才价值观为侠在功能上正名，为文人入世进取精神注入了侠之血勇，以此为核心还形成了诗歌史上首次咏侠高潮，其强化了文人注重收集传播侠义趣闻的传统     

从英雄“风骨”到文人“意境”——论唐代咏侠诗的艺术流变

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详细考察了咏侠诗在唐代艺术流变的轨迹及其与初唐诗风转变、盛唐风骨以及"意境"理论的互动关系。作为一种具有外向性特征的"咏志"文学,咏侠诗与社会文化形态和美学思潮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初盛唐咏侠诗中作为现实描摹对象的"侠少年"到晚唐咏侠诗中作为理想投射客体的"侠客"的转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演变轨迹。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是文人的社会处境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文人的自我社会定位的变化。这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出在唐代文化形态的转型及其在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方面所产生的巨大位移。     

试论明清之际“儒贾”的“贾德”

明清之际 ,一大批士人“弃儒就贾” ,成为士商兼而为之的“儒贾”。他们固守儒家道德训戒 ,在商业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贾德” ,即 :敬业自重的意识 ;睦姻任恤的风范 ;勤俭持家的精神 ;诚信不欺的品德。这些“贾德” ,不仅使儒贾获得成功 ,在当时还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论中国侠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一

侠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东周时代,奴隶制崩坏,封建制萌芽,贵族衰落败亡,自由民挣扎上升,产生了特殊的中间阶层——士.文士为儒,武士为侠,“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儒和侠成为游离于社会统治秩序之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迁的两种重要社会力量.稍后,儒经孔孟之后,到汉代为统治者所利     

论柳宗元散文中的"侠"意识

在柳宗元的传记、游记、寓言等三类散文中,都蕴含着的侠的意识,通过具有侠的意义的人和事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具有正面意义的侠意识,也通过寓言表达了作者对侠的消极方面的警示.柳宗元对司马迁以来的侠的观念作了道德化、伦理化、政治化的选择和提升,他和许多唐代文人的共同努力,使中国侠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