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慎行与《忆鸣诗集》案

《忆鸣诗集》案发于查慎行卒世五十余年后,对清中叶后两浙士风深有影响。慎行牵入诗案的直接原因是为卓长龄《高樟阁集》作序。缘查岐昌所辑《敬业堂文集》流落在外,查氏后人始逃过一劫。诗案发生于浙西,有其历史因素。海宁查氏与塘栖卓氏为世交,查慎行早年从学卓天寅,后与卓长龄及金张等人交笃。明清易代,遗民思潮与江湖士风盛行两浙,造成两浙文化与庙堂专制文化的一种“悖离”,查慎行、卓长龄、金张等人深受沾熏。清廷借《忆鸣诗集》案惩治两浙士子以威劫士气,巩固统治。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场文字狱与明史案、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关系密切。     

查慎行诗歌评点之学探论——以查评《瀛奎律髓》为例

作为清代诗歌评点名家查慎行的诗歌评点独具特色,成就斐然。表现在查评《瀛奎律髓》中,主要有四个方面：注重诗歌的抒情言志功能,善于“知人论世”地解读诗歌,并能“以意逆志”,发掘诗歌所蕴含的深层意涵;以格论诗,提倡风骨铮铮、骨力劲健的诗歌气格,偏好平淡自然、空灵雅致的艺术风格,并重视与人品相关的诗歌品格;重视诗法,在章法安排、字句锤炼以及技巧掌握等方面都有精深的见解;笺评结合、对比论析,在评点方法上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对此详加探讨,将有助于全面深入地把握查氏的诗歌评点之学。     

路向调整与文学多元化：桂林版《文艺生活》中的抗战文学

抗战初期,文学的救亡功能、教化功能被极端强调。抗战文学由此成为救急的宣传品,题材狭窄,也缺乏文学性。在抗战文学必须返归现实主义、提高艺术质量呼声下,抗战文学的路向调整遂成为一种文学思潮,抗战文学也因此从抗战宣传单一形态进入到全面反映抗战生活多元化的发展形态之中。桂林版《文艺生活》月刊中的暴露与讽刺文学、小人物命运文学、知识女性成长文学即是抗战文学多元化的一个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