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在场”——本体论转向中法律人类学的实践演变

本体论转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兴起的重要学术思潮，它影响了法律人类学研究。文章从作为“场上”博弈手段的法律、治理“场域”的法律和社会子系统的法律三个维度的分析入手，指出法律的“在场”即透过法律实践理解和再述法律与社会间的交互关系，是当代西方法律人类学在本体论转向中开展理论创新的基本趋势。由此，文章提出我国法律人类学研究也应注重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考察法律在社会关系中的实践，注重以理论视角将二者视为有界存在转变为关系性存在，以中国为主体、以中国经验为基点展开理论探索。     

试论表述危机之后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

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产生自对表述危机的批评，这种转向从哲学层面上看，是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即在认识论层面不存在不可互译的概念图式或语言，但在“实体”或“本体论”层面会有差异性。这一脉络沿着格尔茨解释人类和戴维森哲学对表述危机的批评，最终走向反表征主义的本体论。从人类学研究看，是民族志形态的转变，这种说法包括从研究者转向研究对象及研究区域形态，走向地志学研究。这一脉络沿着实验民族志对表述危机的反应，最终走向重视“实体”的本体论。本体论贯穿了研究对象到研究者文本到对象的过程，以情境化理解的手段实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认识。     

西方人类学界万物有灵论研究述评

万物有灵论于1871年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是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要概念之一。万物有灵论即关于“灵性存在”的一般信仰,牵涉生物的灵魂与其他精灵、神灵。继泰勒之后,朗格、马雷特对万物有灵论进行了深入推进与修正批评。20世纪90年代,德斯科拉、卡斯特罗等人基于南美印第安人的相关研究,重新定义万物有灵论为一种本体论类型,即人们认同自身与他者在内里(灵魂)相同、相通,而外身(肉体)存在差异、区分。随后,这种所谓的新万物有灵论研究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域与其他学科。新旧万物有灵论的转换,实质是其由一种泛化的“宗教性”转向区域化、实体化的“本体论”,见证了人类学学科内部的一种重要变化。     

成为他者：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形成及认识论转变

“他者”和“自我”截然二元视角下生产的经典民族志在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思潮中饱受批评。当人类学进入认识论危机时,众多学者通过转变文本组织形式与突出研究者主体的方式来呈现他者,但这些尝试在传统二元主义的认识论下并未成功。作为文化人类学的认识对象,对他者的关注和阐释贯穿着民族学发展的全阶段。而在目前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对于他者的研究在突破二元主义的基础上进入对存在的关注层面,民族志由描述“既定他者”向探讨“成为他者”的过程转变。因此梳理民族学研究对象——“他者”的制造过程、对“他者”研究的视角变化能够让我们在理解民族学学科本身时有所获益。     

从"Representation"看人类学"表述危机"

本文通过对于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representation”的梳理,探讨了其在人类学不同阶段理论背景下的不同内涵以及在人类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意义,透过“representation”反映出人类学理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下人类学“表述危机”的理论论争的根源和问题的实质。     

医学人类学的社会文化视角

医学人类学是采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对健康、疾病与治疗的相关认知与行为的研究,它还包括将人类学的知识用于解决健康、疾病与卫生保健相关的应用性工作。医学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大体有两端,一端侧重人类的生物性,形成了医学人类学的生物文化视角;另一端关注社会文化层面,形成了医学人类学的社会文化视角。社会文化视角下的研究构成了医学人类学的主体。本文对社会文化视角的几种理论取向做了历时性梳理,并简要评述了国内相关的研究。     

“村民日志”的实验民族志意蕴再审思

在“写文化”思潮影响下,“村民日志”是中国人类学界较早出现的一类实验民族志文体。“村民日志”让研究对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研究对象发出的声音并未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这成为困扰中国人类学界的一个理论问题。马库斯新近倡导的合作人类学理念传入中国后,又有学者从合作人类学视角审视了“村民日志”,对“村民日志”实践合作人类学理念寄予了希望。对“村民日志”的文体规范及其局限性展开分析后认为,“村民日志”的文本内容具有琐碎式叙述的特点,影响到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将具有类似文体特征的“村民日志”与《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放在一起比较后指出,研究对象的声音要能够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需要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展开精诚合作。这种合作也体现了人类学民族志撰写的折衷主义,民族志研究要兼顾民族志的本体论和知识论功能。     

论我国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构建

新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构建我国民族法学基本学科和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石。本文所论述的民族法学虽然是法学与民族学相互衔接与交叉的学科 ,但该学科的内容主要是指建立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基础之上的、关于多民族国家调整国内民族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学说。其体系不同于过去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提出的框架结构 ,而是一门有别于“法人类学”、“法民族学”和“少数民族习惯法学”的新兴法学学科。民族法学作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它是在我国不断加强民族法制建设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体现了我国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反思性批判与创造性转化——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与英国功能论人类学的双向互动为例

学界普遍认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受英国功能论人类学影响至深,但是却鲜有研究关注到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实际上,在引进此派学说时,该系师生也并非立即认可与接受,而是经历了一个态度和实际行为上的动态转变过程。他们富有新意地将原本在西方看来相互对立的文化功能论与文化传播论予以糅合,并明确指出英国功能论人类学的几种偏颇与不足。这些努力反映了该系师生探究与理解中国社会的主体性意识和对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反思批判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学界也不乏启示和借鉴价值。     

关注民生 体认民心─—华南紫村族群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的人类学考察

本文认为，21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复兴重振，必须吸纳五千年中国文化精髓，深刻体认当代中国各族群的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切实地迈向人民，坚实地立足于中国社会本土，积极参与改善民生、提升民心的宏伟大业，通过推进社会进步、文化繁荣、人民幸福，建构中国人类学价值实现机制。华南紫村调查，在承续西方人类学传统理念的基础上，充分涵摄中国先哲们关于“民生”与“民心”的精辟阐述与充满睿智的见解，以此作为审视视角，描述以壮族为主体的紫村诸族群的生存环境、生活来源、生存压力、信念结构、忧喜哀乐、希望追求与心灵境界，并且借助人类学指导变迁理论，提出改善和提升紫村族群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的初步设想。     

人类学本体论:从文化、社会到人性、主观--主体观照--人类学本体研究之一

本文通过讨论人类学由社会文化本体到人性本体的研究转向,民族志诗学和政治性所包涵的建构的真实与表述的解构,以及中国“不浪费”的人类学对人类学诗学的实践,阐释了作者关于人类学应基于人性观照的人本研究的主张。     

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

农民社会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乃是现代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重心之一.整体上来讲,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可区分为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汉人家庭家族制度、农民的心态、信仰与认同、回访等五大研究视角,形成了关于农民社会变化变迁的平衡论、新平衡论、盛衰循环论等几种理论解释.但由于长时期以来对农民文化的"落后"定位,导致对农民文化的无情肢解,相应,在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学家也应站好自己的立场,以有效关注农民社会.     

企业人类学:人类学的第四次革命

企业人类学与人类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有所不同.这些分支学科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其他领域的问题或议题(如医学、教育等),成为探究这些领域的辅助知识,却没有改变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企业人类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研究范式,在当今全球人类学中是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企业人类学引入“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作为其新的基础理论,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突破人类学传统的小社会、小社区视野,学会从整个宏观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经济社会现象;突破了僵化的“传统—现代”二分法,正在使用“连续谱”的视角;突破了人类学草根的学术传统,深入探索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分析角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提升本学科解析当代经济社会转型的能力.因此,企业人类学的兴起标志着人类学第四次革命:新的研究范式形成了,其研究范畴扩展和深化了,其学科名称得以整合和统一了,其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已创新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企业人类学不但打通了中国与西方的学术通道,而且实现了中国和国际人类学的局部突破和学科转型.近些年来,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崛起和社会转型,使之成为国际人类学新兴的研究园地.     

城中村农民社会研究的人类学维度与限度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城中村的农民、农业、农村社会变迁和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移植或嵌入,共同构筑了城中村农民社会的文化多样性.人类学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技术,可避免其他学科可能出现的“文化解释”谬误.文章分析了社会情境影响下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状况和人类学参与城中村农民社会研究的学科优势,从都市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8个分支学科讨论了人类学的研究维度,也讨论了人类学参与研究中存在超域性、局部性和相对性限度,揭示了人类学参与城中村农民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     

脆弱性辨析与灾难形态的类型学划分——人类学灾难研究本土化的可能路径

人类脆弱性的辨析是人类学开展灾难研究的关键基础,也是对灾难形态进行类型学划分的主要依据.通过梳理灾难人类学的问题意识演变和理论视野发展,本文指出当前人类学的灾难类型划分应基于脆弱性的辨析,结合对自然肇因与社会缘由、地方框架与世界格局、特殊事件与结构过程的关系考察来区分自然灾异型、社会灾变型与社会灾祸型这三种形态的灾难,从而更精准化地以地方性视角、过程论方法与整体性关照推进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并获得研究本土化的一种可能路径.     

经济人类学中的实体论派

经济人类学在当代已成为理解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枢纽和核心领域。 2 0世纪中叶 ,卡尔·波拉尼以一种新的视野、新的理论工具和新的研究方法 ,使社会与文化人类学中的经济分析终于跨越了作为附属分支的经济民族史的描述 ,给经济人类学带来了根本性的思想变革。本文通过对波拉尼和实体论派理论方法的形成和演变、实体论派的队伍构成及其主要理论范畴的介绍 ,阐释了其对当代中国民族研究的借鉴意义     

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 ,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主要区别之一 ,也是人类学者的“成年礼”。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在 2 0世纪上半期开始由“异文化”逐渐转向“本文化” ,田野工作也随之更多地在本文化中进行 ,研究方式的转变使人类学者在进行田野工作时遇到了新的障碍与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与阐释 ,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了操作性较强的解决方案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

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展开的研究存在政策解读多、逻辑推导多和宏大叙事多这“三多”特点。相应的，事实调查、个案积累和深入分析这类经验研究则显得相当的不足。当下，推进经验研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之急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之必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推进民族学/人类学的经验研究是必要的，是可能的，也是大有可为的。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也要求民族学/人类学走出旧有的学术范式的桎梏，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在研究视角、研究思维以及学科定位等方面作出转换，从初民社会范式转向复杂社会范式，从原始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从实体性思维走向关系性思维。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要作出一些调整，走出封闭的田野，在多民族社会中开展跨界比较研究，辩证地看待民族间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以适应新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工作的需要。     

分隔、弥合与异化——西方人类学对于人与物关系的探讨

从人类学对于物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人类学不同理论学派对于人(subject)与物(object)关系的认知/理解有差异。早期物作为人类社会的附属物/生产物,作为一种主体之外的客体存在,是一种分离的物;马林诺夫斯基时期的库拉圈研究,象征着财富、社会地位的贝壳在库拉圈中的流动构建出人的整体社会特征,此时的物即社会;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认识论的人文转变,象征主义兴起,在借助物的符号意义来阐释人类深层结构的人类学研究时期,物"消失"在主体的意义构建之下;20世纪80年代之后,物的主体性凸显,传统的物进入现代世俗世界,对物的认知转向物与主体相融的阶段,而后愈走愈远,进入到消费之物与物化之人的异化阶段和多元主体的本体论探讨阶段,尝试对自然和文化范畴本身进行理解,而避开主客体之间存在的认识中介。本文从认识论的视角梳理西方人类学对物的研究的历程后,认为这一研究的根本是人对于本体/客体、人类社会/自然世界等知识的重构以及认知途径的不断探索与反思,所呈现出来的碎片化的知识地图恰是后现代西方社会理论认知的真实反映。     

在人类学中重新发现博物馆——理论史与中国实践

博物馆在人类学学科建制之初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后则因为人类学发展重心从物质上转移而在人类学研究视野中沉寂。但博物馆展览理念变更与人类学理论更迭始终保持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许多在博物馆中展开的田野与理论论争也反向促进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因此,应重视博物馆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以外的价值。博物馆人类学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实践历程,当前在中国的博物馆中重新引入人类学视角,也会给学科与博物馆带来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