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民族志写作与文化批评——论中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

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特色和明确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这一问题,提出可以以法律的民族志写作为其工具,进行法律的文化批评,用实践化的研究风格树立其独特的交叉学科形象。     

法律、地缘与“一带一路”:人类学的视角

从法律人类学的视角审视"一带一路",沿线各种地缘承载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和多元文化形态,同时也呈现出法律上的多元性。我们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正确认知和把握"一带一路"上的地缘多样和法律多元的关系,有针对性地施策,对"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历史及现状进行了粗略分析与梳理,认为注重田野调查、进一步挖掘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资源,注重法律文化“一体”与“多元”并重是今后法律人类学关注的重点.     

钦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

以饮食与文化、食物与边界等方面,探讨了人类、饮食、文化的关联性,分析了饮食文化的层次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西北花儿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传承——以青海花儿为例

花儿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有其独特的地理生态、民族历史和民俗文化等传承语境,正是在如此传承语境下,形成了花儿的文化形态,如独特的基本类型、歌词格律、曲式结构和思想内容.花儿在明代生成之后,就是以这样的文化形态不断传承,而且基本上在民间以口头形式传承发展.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尊重民间文化以及文化教育普及、现代媒体变化等新语境中,花儿的传承出现了书面传承形式,著名花儿歌手纷纷登上精英文化平台,出现次生态花儿,花儿传播空间日趋广阔且多样化.因此,即使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现代化的未来,花儿这种民间文化仍然将传承繁荣下去.     

法律的“在场”——本体论转向中法律人类学的实践演变

本体论转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兴起的重要学术思潮,它影响了法律人类学研究。文章从作为“场上”博弈手段的法律、治理“场域”的法律和社会子系统的法律三个维度的分析入手,指出法律的“在场”即透过法律实践理解和再述法律与社会间的交互关系,是当代西方法律人类学在本体论转向中开展理论创新的基本趋势。由此,文章提出我国法律人类学研究也应注重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考察法律在社会关系中的实践,注重以理论视角将二者视为有界存在转变为关系性存在,以中国为主体、以中国经验为基点展开理论探索。     

经济、生态人类学与消费文化研究

作者运用他在伯利兹的田野工作的实例来揭示消费与消费文化研究在经济与生态人类学研究中的基础作用.作者在伯利兹的凯克奇人中发现一种生计经济与商品经济混合并且交替出现的现象,并指出文化生态学与政治经济学在解释这种现象时的不足之处,认为要把当地个案放到更广的历史和政治经济框架内去理解,看到当地人在选择生计方式和消费水平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并考虑到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地方在消费上的不平等关系及带来的环境问题.     

吐蕃法律的文化渊源

吐蕃时期是藏民族发展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吐蕃的法律文化渊源深远。它既源于吐蕃本土习惯和苯教文化 ,也受到中原佛、道、儒文化和印度法文化的影响。研究吐蕃法律文化的渊源和特点 ,是考察藏族法律文化嬗变历史规律的基础     

人类学对现代组织及其文化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相对于传统乡村组织的现代企业组织的人类学研究历程的检视,阐述了组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着眼点、理论导向以及研究特征,说明田野参与观察中的组织仍处于大文化(诸如族群、国别与区域文化)的内涵之中.本文还涉及企业组织在今日快速的全球化进程中,何以主动地进行文化变迁来应对与适应世界.     

西藏民居文化研究——基于西藏四种经济形态民居民俗的调查

民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经历漫长时间的积淀,成就了其独有的文化——民居文化.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原则,将西藏划分为四种经济形态区:农区、半农半牧区、半林半农区、牧区.分别以山南昌珠村、拉萨堆龙德庆县加木村、林芝八一镇巴结村、那曲安多县果祖乡为例,对这四种经济形态区的民居民俗进行详实具体的描摹与分析,并从宗教文化,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文化,藏族审美观几个维度对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     

文化愚昧与文化自觉——SARS灾难的人类学透视

SARS灾难是新世纪瘟疫对人类的一种警告,它使中国人的文化愚昧暴露无遗,促使中国人进行反思,而实现文化自觉.     

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三十年:1978～2008

相对于传统法学来说,法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而且提供了别具一格、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思考路径.本文基于对30年来我国法律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和文献梳理,结合我国法律人类学研究的现状,探讨国际法律人类学的前沿研究的结合点.本文重点关注我国法律人类学的本土化实践的进展,深入分析目前我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及研究趋势.     

论藏族早期的法律文化

从近几年的藏族法律研究而言,其上限大多起于松赞干布(公元7世纪)时,忽略了对松赞干布以前数千年的法文化生成演变和传承历史的研究。探讨藏族法律和法律文化的缘起,史前时期和邦国时期的法律文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对藏族早期的邦国时期的法律文化之缘起及其特点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侗族地区生态文化的法人类学解释

黔东南州侗族地区独特的环境与侗族民众生态伦理观相伴而生、相伴而存,在这种合力下产生出侗族地区丰富的生态法文化,内容丰富,实体结合程序,可操作性强,有力地维护了侗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反思侗族生态法文化中存在不足,对其加以修正、调适,与国家环保法形成一个有着必然逻辑关联的生态环保制度体系,有利于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能力和水平。     

人类学视野下的权力与文化表达——关于非暴力支配的一些表现形式

依权力的支配大略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即使用暴力或强力的权力以及使用非暴力的权力。前者更多是跟战争、强力以及暴力紧密相连,而后者则是在文明化社会之后的一种权力表达方式,是采用一种符号、象征以及让渡等等形式来达成的一种支配形式,在不同的社会中,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是这些都可以称之为是一种文化的表达。     

法人类学研究的当代课题

法人类学透过生动的故事指出法律是地方性知识。习俗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还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秩序。基于法观念和法秩序的非中心化现象,法人类学将文化特殊论和地方例外论嵌入跨文化的法治图景之中。然而,人类活动突破地理的隔离后,文化的交流和竞争对地方性知识形成强大挤压,文化相对论和地方例外论不免受到质疑。文化平等反过来支持文化排斥、文化的群体认知威胁个体选择、地方化的争议解决机制挑战程序正义、法律多元论挑战普遍价值等当代课题日渐突出,法人类学应当予以密切关注和积极回应。     

《藏族法律文化研究》简介

藏族法律文化体现了藏族社会、藏民族数千年来为了实现生存发展而创造的特殊的社会秩序,从而对社会进行有目的调节和控制。离开藏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孕育这一文     

脆弱性辨析与灾难形态的类型学划分——人类学灾难研究本土化的可能路径

人类脆弱性的辨析是人类学开展灾难研究的关键基础,也是对灾难形态进行类型学划分的主要依据.通过梳理灾难人类学的问题意识演变和理论视野发展,本文指出当前人类学的灾难类型划分应基于脆弱性的辨析,结合对自然肇因与社会缘由、地方框架与世界格局、特殊事件与结构过程的关系考察来区分自然灾异型、社会灾变型与社会灾祸型这三种形态的灾难,从而更精准化地以地方性视角、过程论方法与整体性关照推进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并获得研究本土化的一种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