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与应对策略探析

如何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规避风险,是网络舆情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公共权力为主导"是当前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以公共权力运用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外部性三个维度检视当前的网络舆情治理实践,可以发现,我国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着合法性不足、治理效力不足和网络渠道阻塞三重风险。这主要源于网络舆情治理法规的完备性、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性、治理主体行为的规范性等方面还有待提升。对此,应完善以公共权力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并将网络舆情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以体系化力量应对网络舆情治理风险。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危机及其治理

突发公共卫生网络舆情往往贯穿事件全过程。事件本身的衍生性、多样性特点与网络空间匿名性、泛在性特征叠加,极易引发网络舆情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危机具有广泛的社会危害,导致民众恐慌、引致次生舆论灾害,还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舆情治理的难点和症结体现在健康教育、主流意识形态维护、网络监管和政府公信力维护等方面。从生成动因来看,社会矛盾和现实风险为舆情危机提供了根本动因,事件走向和主体行为为舆情危机提供了直接动因,新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则为舆情危机提供了放大效应。为消解舆情危机,维护网络晴朗健康,应优化舆情监测预警、完善舆情回应引导、健全舆情应急处置机制和信息公开制度,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的长效治理机制。     

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新变化及其实现路径

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治理体系带来了从多元一体到差序多元、经验假设到数据驱动、事后应对到预防治理的实践新样态。通过对突发舆情风险事件的生成机理、演化趋势和风险特点进行归纳分析，我们认为，高校舆情风险治理可从设计层级结构、激活参与主体、优化资源要素、维护师生权益方面变革思路。以此为基础，在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治理背景下，高校内部管理者应树立舆情风险“大治理观”,从促进舆情风险治理与现代大学公共服务有效衔接，完善高校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机制，分类指导不同类型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规划建设，夯实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数据决策平台支持层面，进一步优化数智技术赋能的舆情风险治理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机制。     

人工智能时代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困境与进路

人工智能技术以其具有人机对话模式、自我学习的算法机制和不断改进的算力等特点,在赋能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主要是主体障碍：技术观念“失准”,导致治理意识淡薄;信息桎梏：共享数据“失效”,造成治理格局削弱;行为破碎：决策程序“失序”,致使治理效果不佳;约束缺失：问责制度“失席”,诱发治理行为乏力。需要从理念、机制、制度和技术等方面着手,坚持整体智治：革新单向度网络舆情治理理念,转变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协调整合：完善网络化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增强网络舆情治理能力;规范管理：建立科学化网络舆情治理制度,强化网络舆情治理监管;技术赋能：发展技术化网络舆情治理手段,提高网络舆情治理效率;使人工智能技术这一新的“变量”成为实现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善治的最大“增量”。     

自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主体特征及引导探究——基于高校网络舆情诱因的分析视角

自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危机的发生和舆情主体自身特征有密切关联。从高校网络舆情诱因的分析视角来看,青年大学生作为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其理性认知能力不足、自我及社会认同受挫、从众心理明显、被边缘化的现实及猎奇心理和娱乐态度等特征经过某些相关敏感事件的催化及自媒体的传播,就有可能引发高校网络舆情危机。这些特征的形成是社会体制、多元文化背景、公众话语权缺失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背景下,高校要做好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主体的引导工作,就必须在深入分析和把握舆情主体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以疏代堵”的互动对话机制、“因势利导”的舆情引导机制、“以情人理”的多重教育机制以及“理性、自省”的自我调试机制,以期多层面教育和引导高校网络舆情主体及舆论走向,营造开放、包容、平等的高校网络舆论环境。     

基于文本挖掘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基于网络爬取的方法,对近几年的121条有关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可视化分析,对词云图、语义网络分析、LDA主题模型的特征分析进行语义挖掘。挖掘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了解阻碍网络舆情防控与治理之因。文章提出了构建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建立网络舆论治理机制、健全传播者和接受者引导与培育机制、完善网络舆情法制与追责机制、优化网络舆情的多元联动共治机制。以期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有效监管,整治网络谣言乱象,较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作用、风险和路径

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强有力的信息化手段,为网络舆情治理工作提供了全新的信息资源、技术手段和治理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网络舆情治理的全面化、自动化、科学化、精准化和个性化,增强了网络舆情治理的效能;同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网络舆情治理中仍存在着算法呈现舆情与真实社会民意存在偏差、舆情预测干涉和情绪分析复杂性导致舆情误判、虚假新闻和信息茧房问题误导舆情引导决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的隐私伦理、数据垄断、数据滥用信息管理风险等新挑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优化技术升级,推进网络舆情治理综合化技术发展;完善舆情治理法制和理念,实现舆情数据管理应用机制升级;壮大人才队伍,培养复合型舆情治理专业人才;加强平台自律,提升公众的网络媒介素养和算法素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整体性治理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能够促进政社沟通,弥合社会裂痕,推动科学监督和民主决策.但是当前我国网络舆情治理呈现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法律法规、信息服务和治理流程的碎片化.从多元主体的共同价值基础、我国舆情治理的现实环境来看,具有应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应通过建立公民需求为首的服务精神、整合多元主体共...     

大数据背景下的网络舆情认知偏差:表征、成因与应对

大数据算法建构了网络舆情的认知场景,为多元主体的网络舆情认知带来挑战。本文从认知传播学视角出发,以大数据背景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为现实依据展开研究,发现认知主体的网络舆情认知偏差主要表现为政府的舆情态势误判、媒体的片面化新闻呈现、公众的偏激情绪表达和群体极化,而技术环境的缺陷和主体认知结构的局限性则是偏差生成的影响因素。网络舆情认知偏差的纠正是多个相关主体的协同过程,政府要结合数据与情境,提高数据分析和舆情决策水平;媒体应追求客观报道,拓展符合认知规律的传播手段;公众应提升自身认知水平,以理性心态面对大数据舆情环境。     

多元主体协同:网络舆情治理新方式

当前我国采用的网络舆情治理方式主要是政府主导型治理方式,鉴于该治理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改进,提出构建网络舆情治理新方式:多元主体协同方式。这种以决策制定中的利益协同、决策执行中的资源协同、实效保障中的政策协同为主要内容的新治理方式,能够把网络舆情治理涉及的各个利益主体与环节有机地联结起来,共同开创以利益引导、心理疏导、依法治理紧密结合的网络舆情治理新局面。     

高校舆论生态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在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高校舆论生态治理工作面临巨大挑战。高校舆论生态主体多元化、新媒体媒介多样化、社会环境复杂化等因素的浸扰,引发诸如局部舆情失序、和谐舆论环境遭到破坏等突出问题。基于舆论生态治理的目标与价值的认识,本文分析了高校舆论生态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具有较强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治理策略,以创建稳定平和的高校人才培养环境。     

我国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述评

随着多元信息平台的融合与发展,民众教育水平和参与社会管理意识的提升,与产品相关的网络舆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使用文献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传播主体、演化特征、发展态势评价、舆情应对、研究方法等方面梳理我国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现状,提出面向产品事件的网络舆情研究可以基于与产品的关联程度划分网民群体、探讨企业间合作行为的影响力、重视意见领袖的专业背景对舆论的影响、充分考虑多渠道交叉传播的作用力,建立多主体差异化定位的协同引导机制。     

突发性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对策

突发性网络舆情的科学预防与有效应对是当前政府治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难题。突发性网络舆情具有爆发的突然性和传播的快速性、爆发初期信息掌控的高度缺失性、舆情蔓延的严重破坏性、舆情应对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等基本特征。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网络舆情的过程中存在治理观念落后、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常态化监管缺位、法规建设不完善等问题。对此分别从治理模式、应急处置机制和保障机制三方面提出协同完善的治理思路。     

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络舆情的公众参与行为研究

公众作为网络舆论的承担者,决定着网络舆情的发展方向。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络舆情中的公众行为可分为理性参与行为、网络从众行为、网络失范行为、违规违法行为等4种类型。从公众参与的视角看,这些行为的主要特点是参与不充分和参与不规范并存。在政府的舆情管理中,应主动引导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络舆情,对公众行为分类引导及区别施策,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     

融媒体时代民生类网络舆情引导策略研究

舆情引导是党和国家宣传思想战线非常重要的工作。民生问题作为网络舆情焦点,集中体现了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以及切身利益的关注。引导民生网络舆情走向既是党和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离不开合理的策略支撑。具体包括：提倡话语引导,掌握应对舆论主动权;提倡情感引导,推动“融媒”向“智媒”转型;提倡法治引导,从舆情监管走向舆情治理;提倡价值引导,发挥主流媒体压舱石作用。     

协同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信任危机问题研究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治理环境愈加复杂多变,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由此出现。协同治理机制缺乏、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多主体间互动互助不足等因素,会影响社会治理绩效,导致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甚至引发信任危机。运用协同治理理论,从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出发,建立协同治理机制,规范各主体的权力运行机制,可以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促进治理的协同增效,最终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     

迈向包容性：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图景

防范和化解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情风险是网络社会和风险社会双重时代背景下需要重视和回应的议题。伪信息扩散风险与非理性表达风险是主要的两类舆情风险,其社会效应、社会危害与可控性等风险属性存在差异。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实践包括组织建构回应治理需求、制度安排实现监督提质、媒体融入和技术嵌入推动治理效能,但产生了权力配置失衡的认同困境、双重价值需求的价值困境和阶层交织的对立困境等三重治理困境。基于此,包容性治理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描绘了与治理诉求更适配的治理图景。应构建双向包容理念、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互动合作、引导回应方式以及成果利益共享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包容性治理模式,通过制度设计、治理过程以及治理策略等三方面的具体路径实现包容性治理。     

当前医患纠纷治理机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伴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众对于医疗服务水平和技术要求逐渐提高,同时公众维权意识增强,与现行医患纠纷治理机制的滞后产生矛盾,致使医患纠纷事件屡见报端。现行的调解方式主要包括自主协商、第三方机构介入、法律诉讼维权等。医患纠纷治理机制在不断完善,但还存在医患纠纷的层次间失衡、医患纠纷转化措施薄弱,忽视协同治理、强化部门分工,忽视长远保障、缺乏必要经费支持等问题。为此,应打破医患纠纷的层次间失衡,促成机制的良性循环;借助"互联网+调解",开辟多元治理新途径;构建多元主体间的治理机制,协同推进医患纠纷的化解;建立医患纠纷咨询服务平台,开辟协调联动的医患纠纷治理路径。     

网络公共事件的演化机理及社会协同治理

网络公共事件有潜在-萌芽、发生-蔓延、深入-变化和消退-终结四个阶段,四个阶段中的目标、主题、舆论以及主体行为皆不同。以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应对网络公共事件,首先,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是一自组织的过程理念;其次,从协同意识、协同目标、组织机构和法律法规等方面创造社会协同治理条件;最后,构建利益协调、信息协同、舆情预警、协同机会识别和联动处理等机制,实现对网络公共事件的协同治理。     

涉腐网络舆情的网格化治理机制研究

大数据时代，网络反腐已成为群众参与反腐的一种重要途径，伴随网络反腐而形成的涉腐网络舆情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显现。但是，涉腐网络舆情的生发极易触发衍生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有效治理涉腐网络舆情，已成为反腐倡廉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当前各地方政府推行的涉腐网络舆情治理机制为创新舆情监测方式，提升涉腐网络舆情研判分析和处置工作效率，实现涉腐网络舆情主动回应，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研究认为，涉腐网络舆情网格化治理机制是包含网格化监测技术平台和网格化舆情监测、预警研判、引导处置等在内的一整套机制；网格化治理机制的推广应用需进一步转变舆情治理理念、优化信息技术平台和完善相应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