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方交易与企业成本粘性——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提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企业降低成本,成本管理显得尤为重要.2020年初,疫情在全球爆发并迅速蔓延,企业的生产经营普遍受到冲击,降低成本是后疫情时代各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各企业得以生存的关键.以2011—2018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关联方交易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关联方交易水平越高,成本粘性越大,抵贷型关联方交易对成本粘性的正向影响比购销型关联方交易更显著,机构投资者参与能够显著弱化关联方交易对成本粘性的正向影响,且关联方交易对成本粘性的正向影响在低程度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越多,关联方交易对成本粘性的正向影响越弱,融资约束越低,关联方交易对成本粘性的正向影响越弱.该研究丰富了关联方交易经济后果和成本粘性动因的文献研究,为成本粘性动因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有助于企业优化成本管理和完善公司治理.     

媒体报道与审计质量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15年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对媒体报道分别给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和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审计质量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媒体报道与审计质量正相关,其影响程度在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比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更显著,在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显著。为此,监管部门在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督时,可以充分利用媒体报道传递的信号,加强对不同类型企业进行管理和对市场违规行为进行及时而有效的处置;注册会计师在评估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重大错报风险时,也可以充分利用媒体披露的信息,有效识别风险,及时加以防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融资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深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0-2018年深沪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体上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改善了资本配置效率.从所有制、区域、高技术企业三个维度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抑制效应、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抑制了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中部地区比东、西部获得了更多的投资支持;高技术企业比非高技术企业的投资规模增长更大,...     

政府干预、内控质量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1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银行信贷决策的视角,考察内控质量对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在政府干预程度不同的地区,内控质量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内控质量的改善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但是来自地方政府的干预削弱了银行对企业内控质量的识别能力,而且这种识别能力的削弱在非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这表明内部控制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但其有效性受企业产权性质和所处地区制度环境的制约。     

政府干预、内控质量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1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银行信贷决策的视角,考察内控质量对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在政府干预程度不同的地区,内控质量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内控质量的改善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但是来自地方政府的干预削弱了银行对企业内控质量的识别能力,而且这种识别能力的削弱在非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这表明内部控制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但其有效性受企业产权性质和所处地区制度环境的制约。     

融资约束和内部控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成本粘性是解释企业成本管理行为的关键.文章从成本粘性的成因入手,研究了融资约束和内部控制分别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和两者交互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19年的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研究融资约束和内部控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内部控制单独作用于成本粘性均起到抑制成本粘性的作用,两者共同作用于成本粘性时存在替代效应.并对企业如何正确对待融资约束和内部控制提出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选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不仅改变了企业原有商业模式,也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现象在技术创新能力更强、代理冲突更严重、行业竞争程度更高、当地市场化进程更快的企业中更明显。该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审计师选择影响因素的理解,也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     

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比较——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家族控股型及国有控股型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治理机制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间接检验了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在代理成本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治理机制的影响下,家族控股公司的绩效要好于国有控股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家族控股及国有控股公司的绩效均有正向作用;治理机制对国有控股公司绩效的正向作用显著大于家族控股的公司。基于这些发现,得出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不如国有企业严重。     

财务宽裕、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构建我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是微观经济主体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6—2021年长三角区域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探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在财务宽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宽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教育水平异质性、海外背景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能够显著增强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高管年龄异质性则具有抑制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高管团队异质性角度分析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期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建议与实践参考,为企业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成员、优化高管团队结构提供借鉴。     

工资粘性:基于金融业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

对沪深A股金融业和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工资粘性进行分析,发现不论金融业上市公司还是制造业上市公司都存在工资粘性,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工资粘性要大于制造业的工资粘性,且工资存在只增不减的现象,即金融业公司营业收入不管增加还是减少,工资都会增加,只是营业收入增加时工资的增加幅度会大于营业收入减少时工资的增加幅度。这为企业工资粘性的存在性及行业差异提供了微观证据,并为金融业工资水平一直居高不下提供了一种解释。     

CEO薪酬粘性成因再探——基于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CEO"奖优不惩劣"的薪酬粘性现象是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中的异象。现有研究多从委托代理视角研究这一现象，并将其视为代理成本问题，而忽略了薪酬粘性现象中由非委托代理因素引发的可能。文章研究了CEO薪酬粘性的非委托代理成因。引入具有粘性特征的成本函数构建薪酬激励模型，探究薪酬粘性的非委托代理成因，并基于2010—2016年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高管薪酬粘性的非委托代理成因。研究发现：客观存在于制造业企业中的成本粘性是引发高管薪酬粘性的重要成因，CEO薪酬粘性现象并非仅仅是奖优不惩劣，而是对CEO承担系统性风险的合理补偿。此外，政治关联是民营制造业企业降低经营风险、减少成本粘性进而抑制薪酬粘性的重要方式。然而，随着新型政商关系的推进，政治关联对于公司"成本粘性—薪酬粘性"的影响被削弱。研究拓展了现有关于CEO薪酬粘性成因的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实践中的制造业企业CEO薪酬安排提供了新的思路。     

金融市场化改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利率市场化的中国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微观经济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这离不开高质量金融供给的支持。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路径。实证发现,利率市场化能够显著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于非国有企业的驱动效果更为突出,但对于科技属性企业的支持力度并未展现出特异性的支持偏好。机制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降低企业杠杆,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应着力营造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进一步提高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效果;金融机构应主动适应市场化定价方式,加大创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动投贷联动;企业应当侧重将金融资源注入创新项目,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20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融资约束理论和创新风险容忍度理论考察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当代理问题较严重、融资约束较大和风险承担水平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即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代理问题、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而赋能企业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发展。因此,企业应当从缓解代理问题、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风险承担水平三方面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企业价值。国家层面要完善内部控制和会计质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通过数字化技术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基于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给予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PNTR)地位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地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助于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且该促进效应在中国加入WTO后逐步加强。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一方面会通过工资率渠道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会通过生产率渠道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中,工资率渠道的提升效应占主导。进一步地,在考虑了企业异质性后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进效应在对美国出口企业、纯一般出口企业、民营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一新颖的视角解释了中国加入WTO以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并丰富了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的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金融生态环境、债务治理与企业产能利用——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产能过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抑制相关行业产能过剩的政策措施已进入实施阶段。以中国2007—2012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和债务治理因素对企业产能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越好,其自身的产能利用率越高、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越低;(2)公司财务杠杆与企业产能利用效率正相关,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负相关,相反,银行贷款、债务期限结构则与企业产能利用效率负相关,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可能性正相关;(3)与国有产权相比,民营产权一方面加强了金融生态环境、财务杠杆对企业产能利用效率、产能过剩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降低了银行贷款、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产能利用效率、产能过剩的负面效应。     

自恋型CEO、媒体报道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我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领导特质理论,以2008—2015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自恋型CEO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以及媒体报道对自恋型CEO的影响,发现自恋型CEO是引发企业过度投资的重要因素,会显著增强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相较于国有控股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内自恋型CEO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媒体的正面报道能够增强CEO的自恋倾向,而负面报道并未对自恋型CEO产生明显抑制作用,相反,甚至会进一步增强非国有企业CEO的自恋行为。这些结论有助于丰富高管特质理论相关研究,并为企业和投资者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工业智能化与城市经济增长：来自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3—2019年中国277个地级市数据,构建空间杜宾以及面板门槛模型,探究工业智能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作用效果与非线性特征。研究表明：工业智能化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果,即工业智能化不仅对本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同时对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工业智能化对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及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城市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工业智能化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     

大股东控制、产权性质对企业捐赠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之一,企业的捐赠行为受到企业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识别不同因素对捐赠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对2003～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样本期间大股东控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捐赠水平;产权性质的差异对企业捐赠水平影响显著,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捐赠水平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大股东控制对企业捐赠水平的负向影响比民营企业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