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有组织犯罪法》中犯罪工具没收的教义学解释

《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是对《刑法》第64条规定内容的重申,两者在制度属性上应作相同理解。包括没收犯罪工具在内的特别没收属于对物保安处分,兼具预防人身危险性及消除物品公共危险性的双重目的。《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关于没收犯罪工具的相关条款存在内生的工具化风险及不当扩张的隐忧,对此,应引入比例原则激活刑法教义学内部的逻辑规则与解释机理,建构一套具有层次性、开放性、规范性的检验程序,从而实现对犯罪工具没收范围的限缩。     

论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及对策——以“文强案”为视角考量

随着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组织犯罪愈显猖獗,并且已经发展到中级形态,这对我国的治安状况是个严峻的考验。2009年的"文强案"凸显出我国当下有组织犯罪与黑恶势力的新特征。我们必须对症下药,从社会反腐、行业监控和完善法律几个方面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有组织犯罪。     

论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及对策——以“文强案”为视角考量

随着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组织犯罪愈显猖獗,并且已经发展到中级形态,这对我国的治安状况是个严峻的考验。2009年的“文强案”凸显出我国当下有组织犯罪与黑恶势力的新特征。我们必须对症下药,从社会反腐、行业监控和完善法律几个方面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有组织犯罪。     

个人信息概念的法教义学分析——以《网络安全法》第76条第5款为中心

从个人信息的称谓看,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资料)概念可以等同,而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之间存在较大区别.《网络安全法》第76条第5款采用个人信息的称谓,并以“识别型”及“概括列举型”的立法模式定义个人信息.对这一定义亦应作广义解释.具体而言,个人信息具有“识别”与“记录”两个要素.其中,“识别”属于实质要素,需结合识别的判断基准、信息相关性、识别可能性三个方面予以判断.而“记录”属于形式要素,没有记录在载体之中的信息不是个人信息.     

赋予监察证据以刑事证据资格研究——以《监察法》第33条第1款为中心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证据既无法通过《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获得刑事证据资格,也无法通过证据转化规则获取刑事证据资格,加之《监察法》对监察证据合法性从注重证据形式合法性向重视实质合法性的转变,构成《监察法》第33条第1款的重要立法原因。监察调查程序在确保证据真实性上与刑事诉讼程序并无差别。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监察证据,应当与刑事证据的证据形式相同或相对应。     

论国际私法中的强行法--以《适用法》第四条规定为中心

2010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适用法》）颁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适用法》第2条第1款“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为涉外民商事特别法的适用提供了准入性依据,而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解决了《适用法》与强行法适用上的冲突。该条规定首次出现在我国关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中,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路径探索——以新《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为中心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但对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并无明确标准,即未指明实现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的具体路径,不利于法制统一。回顾新法之前我国司法实践创新的向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靠拢的改革节点及其不足,结合行政诉讼原告权利在行政诉讼法权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就会发现,把扩大行政诉讼选择管辖的适用范围与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对接起来,是实现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的捷径,利于法制统一。该路径不仅具有修复原告权利在行政诉讼法权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的意义,还具有协调法定管辖与裁定管辖的关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司法权行政化的功能。     

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以《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为中心

我国现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部门分权为特色、以达标排放为核心的环境规制权配置,实际上是建立在经典科学还原论和决定论图景之上,难以契合环境健康问题所具有的风险与不确定特色,导致环境健康规制处于高度碎片化状态。《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对此做出了回应,初步体现了健康优先、风险转向与整合取向的特点,标志着我国由基于污染防治的环境规制向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过渡。但由于该条仅是环境健康规制的纲领性条款,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予以具体化;在未进行专门立法之前,应通过对《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体系解释推动该项工作。     

合同纠纷管辖中履行地认定规则之辨析——以《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理解适用为中心

《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适用的关键,在于对该条款中“没有约定履行地或约定不明确”和“争议标的”的正确认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表明,对前者的认定无须先行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履行地进行补救,亦无须将实际履行地视为约定履行地,只须审查争议合同中是否有约定“履行地”的表述和该等履行地点是否明确;而后者不是诉讼请求或诉讼请求标的物,也不是争议合同的“特征性义务”,而应是诉讼请求所指向的被告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并非其不履行该等义务转化为的违约责任。该条款仅“嫁接”了原《合同法》第62条第3项中“标的物不同履行地不同”的法定区分,但两者的适用前提和基准有重大差异,并未实现所谓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则统一。     

“空”“有”与“空性” ——以龙树《中论》第廿四品前六颂为例

对"空"与"有"范畴的把握,是正确理解般若经教及龙树菩萨中观学的要点和难点。中观学对于般若经教之诠释,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以说一切有部为主的部派对于般若空义极端化的误解。因此,在考察"四谛"这一佛法基本义理的第廿四品之首,龙树菩萨即针对有部对空义的误解及其推论,提出著名的"二谛"说,为以中观理诠释四谛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展现有部、犊子部等部派佛教之四谛说的"人空法有"的"问题意识"中,去探索接受般若中观学空性观之际,所遭遇的与文殊法门类似的困难,从而明确了诸法以二谛圆融,即世俗因缘中的存在性与胜义实相中的空之间无碍、无冲突。     

媒体“犯罪新闻”报道的呈现及反思——以《南方周末》2004—2013年头版犯罪新闻报道为例

犯罪新闻报道是一种常见的新闻报道门类,有广泛的读者群。然而,其报道方式上存在的问题同样为人所诟病。以《南方周末》2004--2013年的头版犯罪新闻报道为例,通过内容分析和框架分析展现该媒体建构这类新闻的方式,并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提出改进意见：一是处理好报道题材的发掘、选择与确定的关系;二是善于把握报道的时机;三是善于处理情感导向与法理公正的关系;四是把握报道手法的创新与报道真实性间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反侦探小说”——以《芒博琼博》为例

后现代"反侦探小说"是当代越来越受到评论家关注的一个亚文类。本文在简要梳理"反侦探小说"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结合非裔美国作家伊什梅尔.里德的代表作《芒博琼博》,从罪案之谜、侦探形象和叙事结构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后现代文本对传统侦探小说的解构。本文认为,对后现代"反侦探小说"政治性的认识,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

《新青年》"通信"栏目戏剧性的演变过程,显示了近代报刊民间化和政党化的双重影响,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投影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公共空间"既建构又解构的悖论性状况,使"现代性"在中国语境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面目。     

孔子思想再阐释——以《论语》中的“远”为考察中心

孔子的思想体系建立在他对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三种关系的理解之上。远作为这三种关系的一种描述方式,在孔子思想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学界对《论语》中远关注较少,因而以远为线索梳理孔子思想不仅饶有趣味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人民陪审员“事实审”的困境透视与司法选择——以《人民陪审员法》第21、22条为分析重点

《人民陪审员法》第21、22条的规定标志着“事实审”在陪审领域的确立,但是根据法律文本的考察和既有陪审制度的实践来看,陪审员“事实审”还面临以下三方面的困境：新法规定的“法律审”和“事实审”难以做到泾渭分明;我国司法机关在多方压力之下形成的“规则依赖”惯性巨大,陪审员受其影响过分依赖证据而非内心确信进行审理与“事实审”的目标不符;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对建立陪审员制度的“知识比较优势”预设前提形成了挑战,进而影响到“事实审”的效果。通过借鉴域外的相关做法,可以着重从构建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标准、创新庭审合议程序以及完善陪审员认定科学证据的相关规定等方面予以改进。     

《人民日报》视野中的楼适夷——以“十七年”时期为考察中心

考察＂十七年＂时期《人民日报》中的楼适夷,可以发现他从＂忘我＂到＂无我＂的一次精神蜕变。这种蜕变的实质是＂自我＂的逐渐淡忘直至完全丧失,意味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在个人身上的彻底刈除,这是文艺界思想改造运动的必然结果。问题在于＂,自我＂的丧失导致随后的盲目服从和狂热＂紧跟＂,其结果必然是遭受愚弄和摆布。     

论《广告法》第38条中的“消费者”——以法解释学理论为分析工具

《广告法》38条中的消费者概念能否容纳工商业客户等非生活消费主体,司法实务中评价不一。借助法解释学理论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者概念文义范围大致等同于顾客或交易相对方。外部体系解释的方法在《广告法》自身体系化程度不足的情形下难有用武之地,仅仅基于立法材料而对立法原意的推测难以负担一个确定的结论。现行法规定不明并不意味着法院裁量的随意化,强化解释适用中的说理为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必要支撑。     

《复性书》性情观再探——以“情”为中心的考察

李翱的《复性书》作为主要讨论复性之方的重要思想史文本,其性情观的思想渊源深远,特别是在情论、工夫论与境界论三个方面受到《荀子》的很大影响。对李翱之情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探讨情本身的善恶,而须引入人这一主体及其实践工夫,因为对情的内涵的界定不能脱离作为道德主体的心和扰乱人之情性的物。性、情之间并非只是对立的关系,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情固然需要性作为自身向上提升的目标和动力,但是性也需要通过情从而在感性的现实世界中显现与落实自身。性与情的内在统一才能构成一个完整、丰富的人。因此,性与情不相无这一命题相较于性善情恶、灭情复性,更能突显李翱性情观的特色。性、情关系的厘清决定了李翱的复性之方不是灭情,而是通过弗虑弗思,斋戒其心与本无有思,动静皆离两个阶次来止情复性。复性成圣后便能物格于外而不应于物,情应于内而无情,达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境界。     

网络交易平台专利侵权中“通知-删除”规则适用问题研究——兼论《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3条第2款的完善

针对网络交易平台中专利侵权问题,《专利法》第四次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增加了第63条第2款,加大了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承担。但是,该新增条款由于忽略了“通知-删除”规则保护对象的特殊性,未考虑到专利侵权判断的困难性,立法技术上过于简单,缺乏具体实施要件,导致日益猖獗的侵权现象难以遏止。因此,需要完善通知规则,创设转通知规则,保证网络用户及时进行申辩的权利,从而实现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