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论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基于对《明儒学案》文本的解读

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同为明末理学之显学,在明代理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最后五卷,设置《东林学案》和《蕺山学案》,分别对东林学派与刘宗周的学行及学术思想作出论述。这些论述主要围绕其为东林学派正名、论东林学派对阳明学的批判与调和,以及高度赞扬蕺山之学三个方面展开,其中既有黄宗羲对儒家士大夫学者胸怀家国、内外兼修等高尚人格的无比崇敬,也有黄宗羲对东林学派与蕺山之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同时也体现了他扬"心学"、抑程朱理学的学术倾向。黄宗羲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地实现了对明代理学后期发展的总结。     

论蕺山之学的定性与定位

本文在系统研究蕺山思想的基础上,对已往论者关于蕺山之学定性与定位的见解提出了质疑。认为：（1）蕺山论气有形上之气与形下之气之分。形上“生生之气”主宰形下氤氲之气,是贯通天人的生命本体。蕺山哲学既非唯物主义气一元论,也非心气二无论,而是心一元论。（2）蕺山既非“反理学”思想家,又非囫于理学“旧套”的俗儒。蕺山是理论上追求超越创新,价值取向上却属于正统的理学家。（3）蕺山之学以“证人”为宗,其理论面向的问题是力矫王学末流之失,在心学旧基上重建道德理性大厦。故其学脉属于王学内部的批判修正,而非心学之外“另开一路”。（4）蕺山的自杀具有“道德涅”的意义。从纯道德的尺度看,其一生学问行履可谓无愧理学人格期待的醇儒;从历史维度看,其恪守的道德理想主义则表现了与时代精神的背反。     

内向与超越——刘宗周视域中的“四句教”

"四句教"作为阳明学的核心表述,在王阳明生前已有争议。尤其是对"无善无恶"之说的不同诠释,在使得王阳明先验道德哲学解构的同时,更为心学的进一步禅化埋下了伏笔。刘宗周作为"理学殿军",目睹阳明学之流弊。他借助于理学、气学的理论资源,以"意"为中心,通过整合理学诸范畴,在蕺山学视域中,批评了"四句教"中对"意"的定位,将"意"提升至本体高度,并区分了"意"与"念",将"知""好"皆纳入"意"中,"意"由此得以从本体界贯穿至经验界,将儒学心性论所欲凸显的人的主体性推向了极致。这种改造使得心学更加内向,也更加超越,对于客观世界却更加无力。这导致刘宗周在通过"意"确认人的自由意志的同时,为了统一成德标准,又不得不回归到"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走向了阳明学的反面。在一定程度上,将阳明学所忽视的客观世界无意间带入蕺山学中,埋下了反理学的种子,为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朱熹理学的传播与徽州和谐社会的建构

朱熹理学在徽州地区得到传播与实践,逐渐形成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安理学学派。朱熹就是新安理学的创始人。朱熹理学的精义通过教育得以传播并渗透到世风人情、族规民约之中,对徽州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思想学说必然对社会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     

论刘蕺山对理气论的重塑

刘蕺山的理气论是针对晚明理学之弊而发。为解决理学出现的种种弊端,他从重新诠释体用思想开始,以合一思维取代分解思维。针对朱熹的理气论,他提出理气相即的思想,把理气论最后落脚点落在气上,重视气的承载性。他又把其理气论贯入心性论,通过性情、意念等概念的重新诠释,来解决理学心性论出现的问题。辗转救治之下,他所建构的重气的理气论开启了理学由虚向实的走向,成为明末清初学术转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养祖宗元气,立一分人品——蕺山弟子吴麟征家诫思想阐微

明末大儒刘宗周忠孝节义,醇儒正学,开创明末清初时代较有影响之蕺山学派,其弟子百人以上。在刘宗周绝食殉道前后,数名弟子亦因国变而殉道节义,其中事功之大、忠义精神之深著者,则以吴麟征为首。麟征为官以法,治家以"诫",并以诸通家书为基础编辑《家诫》,谆谆告诫其子弟信命读书、收敛节俭、却名黜利、忠节孝义,以"养祖宗元气,立一分人品"。而且,吴氏家族叔伯子嗣皆清直正气、互相教勉,言传与身教圆融统合,终成就"一门忠孝"之门风。     

境界之界分-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之探析

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依据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建构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而作为冯友兰先生“新理学”体系构成的“贞元六书”则涵盖了自然、社会、人生等多个方面的文化哲学。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最终仍要指向人生的问题，从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到贞元六书之一的《新原人》，冯先生通过对已有的文化哲学的分析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进而构化出关于人生境界的体系界分，也最终将对文化哲学的探讨落实到对人主体本身的追问和思考上，这也表现出冯友兰先生对于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和人主体价值的终极关切。     

金元医家学术流派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

金元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以争鸣与创新为主要学术特点的时代,这与当时较为宽松的社会文化大背景、理学的兴起以及医家个人不同的文化思想基础有关,它们是医学流派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     

阳明后学施仁生平事迹考

通过对明中晚期闽南名人、浙闽粤名宦施仁的故里、生卒年、功名、仕履、宦绩、求学、论道、讲学、交游、学派归属、著述、门人等方面进行深入考察，我们发现，阳明后学施仁实则为龙溪县人，为姜宝高弟、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岁贡、地方名宦。施仁交游广泛，著述丰富，目前仅存其所撰谱序。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提出施仁是周瑛门人的观点出自何乔远《闽书》记载，实则未查阅施仁族谱，未考证黄仲昭、周瑛卒年所致。     

宋代理学研究（下）——评价理学

本世纪初叶的反理学之举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原无可谪责。那么，在本世纪即将终了，中国社会已历沧桑巨变的今天，若仍对理学以不留余地地批判否定，则分明欠审慎态度，亦不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所与生俱有的严肃性。另则，纵观中国古代学术史，思想史可知，还未曾有哪个学术流派的思想、理论形态能够像理学那样主宰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长达六、七个世纪，     

当代中国法学的流派化志趣(上)

法学流派的涌现是中国法律学人的夙愿。虽经中国法学者的多方呼吁,但法学流派的“建构”依然步履蹒跚。从对中国法学流派划分诸种观点的评析中,可以说明流派化意识是形成法学流派的重要因素。法学流派像其他任何流派的形成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法学研究的对象及范围、哲学基础、方法论运用、理论体系的创新等是流派形成的主要因素。当下,法学中国化是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这就意味着中国法学应解决中国问题,法学流派的建构也不能离开这一主题。中国还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法学流派。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出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反映中国人对世界法学做出独特奉献的法学流派。这也是对法学向何处去的一种回应。     

当代中国法学的流派化志趣(下)

法学流派的涌现是中国法律学人的夙愿。虽经中国法学者的多方呼吁,但法学流派的“建构”依然步履蹒跚。从对中国法学流派划分诸种观点的评析中,可以说明流派化意识是形成法学流派的重要因素。法学流派像其他任何流派的形成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法学研究的对象及范围、哲学基础、方法论运用、理论体系的创新等是流派形成的主要因素。当下,法学中国化是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这就意味着中国法学应解决中国问题,法学流派的建构也不能离开这一主题。中国还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法学流派。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出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反映中国人对世界法学做出独特奉献的法学流派。这也是对法学向何处去的一种回应。     

明代理学与文学思想

本文着眼哲学思想对文学思想的影响，分析明代理学与文学思想。指出：程朱陆王两派理学的斗争转化，直接影响到文学思想的风貌，使明代文学思想斗争，最具有流派斗争史的特点。斗争的结果，是矛盾双方的转化，矛盾相依相激相成，继承中有修正，新变成为弘扬。哲学思想文学思想都在斗争和转化中获得发展。某些理学问题的性质，如泰州学派的归属，若不辨明，不但影响理学研究，也直接影响文学研究。本文对此试作探讨，提出了与权威观点相反的看法。     

史弥远对金政策及其与理学关系之检讨——以嘉定筑城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史弥远当权时期，虽将主和作为对金政策基调，但面对金朝日益严峻的威胁，于嘉定年间在沿边地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兴筑边城运动，不少理学中人也投身其中。由于流传下来的史料多为理学中人撰写，在记载此事上存在着很大的偏向性，易于让人误会这一运动乃理学中人推动下的产物，且以理学中人为主体。筑城运动的产生，一方面可以表明史弥远的对金政策并非单纯“因循苟且”所能涵盖；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弥远与理学中人在诸多分歧背后也有着相互合作的一面，双方并非单纯的对立与斗争。     

近十年来的荆公新学研究

近十年来的荆公新学研究已经涉及到荆公新学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不同的学科视角、多样的学术方法、整体的观念为荆公新学研究注入了生机活力,但对荆公新学思想渊源所在,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方式,与佛道、理学、蜀学等流派之间交融互动方面,特别是对于荆公新学流派的研究以及对于王安石作为宋代由内圣转向外王的关键人物的探讨方面,在学术界目前还是薄弱环节,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     

道统之传：南宋南剑州书院与闽学的传播

南宋时的南剑州,为继承道南之理学道统,以先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为郡人或出生于此郡为因缘,陆续建立起数所书院,对延平四先生进行崇祀,并通过书院这一场域传播闽学,构建儒家道统精神空间。其中,位于州治剑浦的延平书院最具典型性。结合对延平书院的分析,延平知州利用地域因缘,通过聚集朱子门人前来讲学,刊刻闽学著作,将修习朱熹著作列入学规等多重方式,承续朱熹所宣扬的道统,从而使延平书院成为闽学在东南传播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综合性的理学传播策略,在南宋书院复兴运动中具有代表性,亦为闽学传播得以成功推展的主要原因。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讲义》是朱熹为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此,他紧扣《大学》三纲领,以“天理”所赋之“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诠释了尧舜可学而至的理论依据及工夫进路,从而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他与普通人一样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盛德至善的圣王功业,寄寓了朱熹以学术影响政治,以理学建构帝学,致君尧舜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     

张浚、张栻的生平、学派和思想特点

张浚、张栻父子创建的蜀湘学派,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影响。他们在两宋之际,适应时势的需要,立志报国,共济时艰,不仅在抗金战场上建功立业,而且著书立说,出入理学的师承门户,积极倡导实学实用、经世致用,与理学颇有不同的事功思想。张浚、张栻的"门人"很多,包括后来生活在南宋中期的浙东事功学派,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拟话本小说地域分布与理学地域分布关系谫论

话本小说刊刻虽然较早就在刊刻小说盛行的福建刻出,但整个明代及清代,福建刊刻话本小说比较少,朱子理学的底蕴深厚是重要原因。在安徽、江西一带程朱理学原来的阵地里,虽然阳明心学流派活动频繁,得阳明之学精髓的却是江右学派。江右学派作为阳明之学的修正学派,与程朱理学更趋于一致。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并长期浸润在程朱理学与王学左派长期讲学的土壤中,正是这诸多因素导致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以江浙为主要集中地,并充满了世俗性与教化性。     

罗汝芳生平与家世述略

罗汝芳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被称为泰州学派“唯一特出者”。出生于南城县,一生研习理学,传播理学,门人众多,影响深远。罗氏为南城望族,人才辈出,而汝芳又是其杰出代表。汝芳世居南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因而其生平及其家世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