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的“用意”诗学观初探

黄庭坚诗论中的“用意”“道意中事”“意有所属”等诗学观念, 是连接他诗论中的“句法”“句中眼”等修辞概念与“心性”“读书”等修养概念之间的中介。它的“体”既包含了“心性”存养的要求, 也包含了作为存养工夫的“洞见”和“见解”等;它的“用”则既有以“意”贯通“古人之陈言”的意思, 也有“寓意于物”的心物观。但是, 这些观念的内涵既不同于单纯的心性存养, 也不仅仅是诗歌形式的寓言化, 更超出了道学家的“观物”。其复杂的肌理标志着诗人感知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对这种变化的把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黄庭坚, 也为我们理解宋诗提供一个颇有启发性的视角。     

西方绘画观嬗变的科技动因

在西方绘画观传承、沿袭与变革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往往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很大程度上科技发展导致西方绘画观不断嬗变。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科技发展,人文主义复苏,艺术家创造了最高成就的形体写实主义绘画;19世纪后半期,由于科学光学理论出现等原因,印象派画家找到了新的写实绘画突破口;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工业社会多种矛盾尖锐化、摄影术冲击、现代物理学等新科学观确立等,现代画家将注意力转入绘画本体,实验和反叛成了现代画家探索的动力和口号。     

西方“新史学”时间观初探

本文试图通过“新史学”对传统史学时间观的理论批判的分析,揭示“新史学”的时间观念,并在“新史学”对时间观的实际运用的论述过程中论证时间观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     

古代画论中的“人地和谐”观在绘画章法上的反映

中国古代艺术发展深受“人地和谐”观的影响，古代文人视创作山水画为实现人生理想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古代文献中及绘画上都有“记录”，而具体到画面中，为了避免对平衡的破坏，“平远”式构图是古代文人画家注定的选择。古代文人画家与自然的这种共融关系，无疑给今天如何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     

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

鲁迅思想的发生与清末留日知识界有关“革命道德”话题的讨论密切相关。这场讨论聚焦革命者的“私德”问题，经由《新民丛报》与《民报》、章太炎与《新世纪》的笔战扩大了影响，鲁迅在东京时期所作的诸篇论文正是诞生在这样的思想语境当中。对“革命道德”话题的关注、思考与回应，促使鲁迅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进德观。他通过对“人”的内涵更新与“立”的方法变革，构成对儒家“立人”进德观的挑战与现代转化。鲁迅进德观的落脚点在如何塑造现代人格的问题上，也融入了借重文艺发扬精神的思路，形成了审美与道德融合的文学观念。鲁迅关于“革命道德”的思考从清末延伸至“道德革命”的五四时期，又在1930年代新的革命语境下再次被激活，对“革命者/启蒙者”的道德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鲁迅思想一以贯之的脉络。     

论中国绘画中的“养气观”

回望中国传统绘画的养气观,反思新时代的文人气息。通过对本源与流变的探视,探讨文人画关于养气的范畴在历史语境中的变与不变。从自身的角度和观念对培养画家个人气息做有限的阶段性的探索。     

“五观”之惑与人生“十要”

“五观”之惑五观之惑？人对待事物的看法有五个观念，自我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人们会在这五个层次上发生迷惑。我们当“师”的，不管是老师还是咨询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这是我们的三大主题，三大任务。传道就是法布施，告诉学生，人有五个层次的观念；授业，就是传授技能，属内财布施；解惑，是解除对方的迷惑，让他有一个清静、平等、正觉的心态。     

知识之源与课程之流--试论知识观对课程观的影响

知识观的发展对教育观念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知识观主要通过课程这一载体来实施它对教育的影响。知识与课程是源与流的关系。新知识观作为对当代知识多元化发展趋势所作的哲学反思 ,对课程知识深层结构和课程功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岐周人与最早的“中国观”

西周初年的岐周人最早使用“中国”一词 ,其后通过大分封赋予其以疆域、人民、文化、主权等内含 ,使之变为一种观念体系 ,形成了最早的“中国观”     

“观”：作为一个佛学概念

中国文化从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到从印度传来而后中国化了的佛教,都是以“观”而不是“听”为方法来建构的。就佛教而言,观世音菩萨就是“观”这种方法的化身,而中国佛教中的千手千眼观音,其中的“千眼”乃是象征着佛教多种多样的“观”。虽然在佛教中“观”的方法林林总总,但不管是什么样的“观”,最终都要归结到“观心”,也就是天台宗所倡导的“观一念心”。     

论沈从文的“五四”观

作为五四后期作家，沈从文与五四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主张恢复新文学传统，弘扬“热情”、“天真，，的五四精神，重构现代文学新的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与五四人的交往构成了他五四观形成的重要中介,而作为编辑与读者的相互制约和创作与评论中的反思则促进了他五四观的形成与发展。     

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对传统翻译“忠实观”的解构

解构主义翻译观指出,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同”,而是“存异”。因此,翻译应尽量反映语言之间的差异。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产生之前,多数翻译理论主张翻译应力求达到译文与原文“对等”。解构主义翻译观消解了传统译论中译作--原作二元对立关系,冲击了传统翻译观中“忠实”原则和“原文至上”的翻译原则,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重新定义了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对原文与译文关系的处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为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原始儒学“天人观”中的人文思想

“天人观”是原始儒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对天人关系的探讨涉及群己关系、力命关系、义利关系等。原始儒学在“天人观”上的一个重大转向,就是从商周宗教意义的“神学”到人本取向的“人学”的转化,延续并发展了周初出现的“人文精神”。在“人文精神”背景下,原始儒学“天人现”中还蕴涵了民本思想、平等观念、生态伦理等现代精神以及人格修养境界理论等。这些都是儒学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关键。     

品牌阴阳“观”

中国企业如何“融会贯通”中西品牌理论以构建自己的不朽品牌？有必要从文化的源头上挖掘品牌之道。从阴阳观的角度对西方的品牌理论进行了反思;论述了品牌“阴阳”二质,并重点阐释了品牌阴阳“观”。     

论老子的“观”

“观”与上古宗教祭祀活动有密切关联,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常用于尊者和国之大事.老子之“观”摆脱了传统的宗教神秘主义的影响,突破了身份等级的限制,成为修道的实践方式.老子以“妙徼”双观,揭示了道之“无”、“有”的体用意义.老子的“观”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对象化的“看”,而是修道者对其所置身的世界的存在领悟.在“观”的存在领悟中,道之“自然”的价值与意义获得呈现.“自然”即存在的“本然”,是存在者对其自身以及所置身世界的价值性体认.在落实于身、家、乡、国、天下的修道实践之中,老子“道”的实践特征与境界意义获得充分的呈现.     

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过程性、具体性的色彩，因而是辩证的、科学的“义”利”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一“义“利”观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理论，它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而成为我们的政策导向，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以及“两手都要硬”的行动方案中得到了升华。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我们依然需要得到这一理论的指导。     

从《写山水诀》透视黄公望绘画观的传与变

美术界普遍认为 :以“元四家”为代表的元代文人画与宋代院体画为主流的画风大不相同 ,这是蒙元入主中原后给社会带来的全方位冲击在绘画上变异的直接结果。但奇怪的是 ,元代画家的观念和对笔墨的追求与前代并无大异 ,这可以从黄公望所著的《写山水诀》中得到印证。笔者试图通过对该文的分析来管窥元画家、特别是黄公望本人的绘画观对前人的承传与变异     

巨匠的友谊

徐悲鸿和齐白石，这两位中国画坛的巨匠。犹如双子星座般永远闪耀在艺术的天空，而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成为一段佳话永远在人间流传。 齐白石本是木匠出身。但凭着自身的天赋和刻苦勤奋，不仅在绘画上取得很高的造诣。而且一枝独秀不落古人窠臼。但在当时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的国画界，齐白石的处境十分尴尬，唯徐悲鸿对其画作甚为赞叹、敬佩。徐悲鸿于1929年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后，亲自登门拜访这位仰慕已久却又素不相识的画家。并提出欲聘其为北平艺术学院教授的请求。但连去两次齐白石均婉言拒绝了。徐悲鸿没有灰心，又第三次登门邀请。     

试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今观

观念作为文化的核心层面是认识文化内涵的一条捷径,故而观念的研究对于了解文化诸形态更深层次的内容便具有重要的意义。古今问题在中国古人那里是一个长期被关注的话题,因而由此形成的古今观念也是我们认识古人思想的重要依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今观首先可以从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对其含义进行初步的界定,语言、认知和信仰都是导致其具有民族性的重要原因;而古、今所构成的逻辑关系则大致确定了古今观具体内容所涉及的三个方面;内容的客观性与涵盖的多面性、演变的历史性与独立性、呈现方式的变化性与价值评估的具体化等等则是古今观作为文化观念的主要特征。     

《维摩诘所说经》的“三不观”智慧

《维摩诘经》是一部以不二法门为宗旨、不思议解脱为归趣的经典,经中的所有法门都是不二法门,由五蕴观佛身实相亦然。但是,今存《维摩诘所说经》讲到从五蕴观佛身实相时,鸠摩罗什译本作“三不观”,玄奘译本和现存梵本却只有“一观”。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如、性二名的同异与开合。在“三不观”中,若依龙树的“观时分别”义解如与性,二法则有差别。注疏家们在二法别义的前提下,依修学维度的“三谛”配释色、如、性三法,妥当地安置、诠解了三法间的关系,避免了法义重复。罗什将如、法性与菩萨“二忍”行位相配当,凸显了二法各自断证的功用,对于进一步诠释“三不观”具有启发意义。当如与性合一时,即成奘译之“一观”;当二名开分时,即成什译之“三不观”。当如与性作同义解时,据《大品经》的三空观亦可成立“三不观”同义并立的差别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