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反思与规范解释

出于公益维护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证券诉讼规定》时,为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添加了许多公益色彩。“公益目标”和“私益内核”的双重影响,使得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不明,不仅导致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不清,还导致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关系紧张。以民事诉讼学界对“公共利益”“私益诉讼维护公益”的研究为依据,可论证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是私益诉讼。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结合任意诉讼担当理论,可准确界定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法院、投保机构和投资者的关系,厘清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21条和第22条。另一方面,结合普通共同诉讼理论,可重新界定并消除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32条。     

“双轨制”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阶段化重构

"双轨制"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构建既有回应司法实践需要的现实考量,又有实现证券群体纠纷诉讼程序从法院职权主导的"示范诉讼"模式向现代型群体性诉讼程序转型的正当性基础。"市场化"与"科层化"证券群体诉讼模式各有其优势与不足之处,普通代表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讼实际上分属两种不同的证券群体诉讼模式,因此可以按照"私益救济"优先、"公益救济"监督的体系性解释进路阶段化地重构"双轨制"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内部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使投资者保护机构在解决证券群体纠纷中的诉讼地位向公益性机构定位回归,使之符合实质性程序保障法理的要求。     

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方式的选择与完善

与其他诉讼方式相比较,代表人诉讼以其突出的优点更能有效地解决涉案人数众多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所特有的公告、登记程序以及判决的间接扩张力,使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功能,因此不应将其排除在证券民事赔偿的诉讼方式之外。同时,为了进一步完善代表人诉讼,应该扩大代表人诉讼的适用范围和诉讼代表人的权限,加强律师和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     

公益诉讼与集体诉讼制度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

长期以来,我国消费者合法权益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特别是对于小额多数侵权案件,传统民事救济方式往往起不到很好的效果.本文从应然状态分析公益诉讼、集体诉讼制度对我国消费者权利保护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影响,提出公益诉讼、集体诉讼制度必须与实体法相融贯,并且依靠公众参与以及公共政策的支持才能在今后的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的界定与构建

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是作为与社会法实体内容相对应的程序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无救济则无权利,反过来,有权利就要有救济,有实体法必有与之相对应的程序法,否则权利就会成为空中楼阁。社会法特别诉讼具有诉讼请求多元化、当事人之间实质不平等、诉讼程序简便高效、倾斜保护的理念等不同于传统诉讼程序的特征,而司法实践依然将传统的诉讼程序应用于处理社会法纠纷,导致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的构建势在必行,应当从基本原则、管辖制度、审判组织、举证责任、诉讼费用制度、审限制度等方面对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进行构建。     

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阐释与规则构建

从主观证明责任视角研究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存在着适用主体不明确、争论事项不一致、分配对象不相同、研究视角形式化等问题。证明责任分配之规范说理论起源于民事法领域,具有普遍适用的特点。异于私法制度以权利为核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行政职权为逻辑起点。将行政职权与规范说结合进行重述是构建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理论的当然选择。行政公益诉讼在程序设置上与传统三大诉讼程序不同,其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必须要作出适当调整才能适应法定的诉前程序。具体来说,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前行政主管机关已经作出的行政职权形成违法的要件事实,由检察机关在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     

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国际背景与中国应对——兼评《集体劳动关系法律实证研究——以集体协商为例》

新经济下集体劳动关系主体力量的变化和用工关系的改变,使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调整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挑战。集体协商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工会力推、各方协同、职工参与”,是应对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中国方案。《集体劳动关系法律实证研究——以集体协商为例》一书,对我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调整进行了理论拓展、实践回应和制度设计,有助于中国方案的进一步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的法理困境及其纾难——兼论违反“公共利益豁免规则”的公益诉讼应对

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视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的规范渊源会造成法益保护的限制与公益诉讼风险防范机能的减损,应以“保护群体公民的信息自决权”“保护国家的数据主权”和“防范信息处理活动引发其他社会公共利益风险”三个角度建构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法益体系。在违反“公共利益豁免规则”的场合,公共利益存在个案的层次性差异,相应的信息处理活动规范要求也不尽相同,应参照GDPR区分“重要或重大公共利益”和“一般公共利益”。公益诉讼可以提出“去标识化”的技术合规主张,并借助“专家审查+安全港制度”进行“去标识化”认定,但仍应警惕“去标识化”只是“附加保障”,而非一劳永逸的安全。     

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践反思与制度完善——以“诉讼参加”理论为切入点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设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并没有完成立法赋予的重要使命.从司法实践现状来看,该制度所遭遇的困境主要在于法院对该制度适用的排斥、对适格第三人界定的混乱,以及与其他第三人制度适用上的混淆.要摆脱这一困境,除了切实重视该种诉讼形式在减少恶意和虚假诉讼以及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准确界定可提起该诉的适格主体之外,以诉讼参加理论为切入点,对与该诉相关的诉讼告知制度、法院职权通知制度加以完善亦颇为必要.此外,将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其他第三人制度加以辨析与协调亦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