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压力、组织应对策略与环境信息披露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政府环境管理、资本参与者决策以及公众环境意识的形成.我国现行制度环境对上市公司的资源环境信息披露形成了制度压力,相对于规范压力与文化一认知压力,规制压力对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较为显著.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制度压力影响力度有限,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采取较主动的应对策略.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面临的制度压力特征与上市公司应对策略选择的倾向说明我国需要尽快建立统一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相关部门可通过法规修订、统一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建立信息披露联合监管机制等策略来推动强制性同形机制、模仿性同形机制和规范性同形机制的建立,实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化.     

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企业行为与环境规制的有效性探析

信息不对称在环境规制过程中普遍存在。分析发现:信息不对称环境下,污染企业都有率先不进行污染治理的环境机会主义动机,若治理成本在可承受范围内,污染企业环境治理决策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机会主义空间大小关系更为密切;规制者依据污染企业的机会主义动机程度进行分层管理和相应提高环境违规成本,对提高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具有重要启示。     

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行为么？

运用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采用两期DI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并不会导致企业实体业绩下滑,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2）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研发机制促使企业经营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研发绩效进而减少金融化投资对实体产业的挤出;（3）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增强外部信息监督作用,降低企业投机动机下进行短期金融化投资的倾向;（4）绿色信贷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对金融化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未来应通过环境规制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实体经营并避免“脱实向虚”,同时通过各类财政扶持政策的出台,解决环境规制对企业带来的资金压力。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会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明显的差异作用。基于全要素视角，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超效率模型对中国2008—2016年30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以此为基础，探求命令控制、市场激励与自愿意识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全国层面上，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综合环境规制强度同碳排放效率间呈现“U形”变化趋势，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由“倒退效应”转变为“倒逼效应”；（2）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平均规制水平已跨越曲线拐点，实现“倒逼效应”，但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超过拐点值，而对于市场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目前各区域“倒退效应”仍处于主导地位；（3）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依靠市场激励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更有效率，而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仍处于主体地位，且能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针对不同地区提出选择科学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等政策建议。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以2010—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绿色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视角检验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重污染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具体来说，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进而促进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仅在国企、大规模企业和东部地区成立。这为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制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和推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信息不对称、公众行为和环境规制的有效性——中国环境规制中的公众行为考察

信息不对称不仅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形成和提高有重要影响,还会导致社会公众在消费和投资方面进行“逆向选择”。充分的环境信息披露可以从公众消费和公众投资两个方面间接影响企业的环境决策和环境行为,人口过密企业对环境规制的新人和环境规制有效性的提高。然而,由于我国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弱质性,我国环境过程中社会公众对政府和企业应有的监督作用未能发挥出来。因此,政府应该加大环境信息披露力度,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为环境规制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公众基础。     

环境规制、成本转嫁与企业环境治理

鉴于中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存在潜在不足,本文以“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企业成本转嫁能力,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的压力下,企业会相应地提高环境治理支出以满足环境合规的要求;但是,考虑企业的成本转嫁能力,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的推动作用在议价能力相对更低（客户集中度相对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分别以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消费者需求价格弹性以及企业产权性质刻画企业成本转嫁能力,发现了基于企业议价能力相似的结论。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助于推动微观企业环境治理,但由于存在成本转嫁行为,导致消费者最终承担了环境规制内化的污染成本。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在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结构转换这一新的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道,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U形”动态规律,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已经处在“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但低规制强度组尚处在“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中介通道间接促进发展质量提升,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要素重置效率的促进效应,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要素升级的促进效应,进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发展。（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全局层面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局部区域环境规制竞争产生了异质性的空间影响,东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缺乏协同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而中西部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对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

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生态的韧性更加值得探讨。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以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2007—2019年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并检验了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能有效提升本地生态韧性,相较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环境规制对本地生态韧性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即东、中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2）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生态韧性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且在正式环境规制中更为强烈。（3）环境规制对邻地生态韧性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上述研究结论为如何利用环境规制提升中国生态韧性提供了决策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行引导企业向绿色生产方向转变。对于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绿色信贷政策通过融资惩罚效应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约束作用,同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环境信息披露效应以及地区环境规制效应激励企业提高其环境绩效,整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经济效益的负向影响小于其对企业环境效益的正向激励,证明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企业环境绩效。此外,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异质性,其对于国有企业及中小型企业激励作用较大,且对于不同地区的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不尽相同。     

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吗?——兼论市场竞争的影响

以2008-2013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市场竞争可能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环保投资与环境规制呈倒“U形”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先上升后下降。说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存在“度”的限制。（2）目前大部分样本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尚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意味着进一步提升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增加企业环保投资。（3）市场竞争与环境规制具有互补性,表现为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越大。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外部机制,有助于强化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企业行为视角

信息不对称在环境规制过程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污染企业都有率先不进行污染治理的环境机会主义动机,若治理成本在可承受范围内。污染企业环境治理决策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机会主义空间大小关系更为密切;同时,规制者应依据污染企业的机会主义动机程度进行分层管理和相应提高环境违规成本。     

独立董事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来自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双碳”目标的当下,社会高度关注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独立董事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起到监督作用,但独立董事又往往具有政府背景而形成政治关联。本文采用中国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负面和正面环境信息披露分别具有抑制和促进效应,政治关联的独立董事比例越高,政治关联度越强,企业负面环境信息披露度越弱,正面环境信息披露度越强。这种负向效应在具有省级独立董事政治关联的企业更为明显,而正向效应在具有中央级独立董事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显著。同时,加大中央反腐力度、环保督察强度以及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度,均能有效降低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负面环境信息披露的遮掩效应,甚至让该效应消失,并强化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正面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发现无疑为如何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以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提供政策指引。     

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环境分权体制,使用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考察环境规制工具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基于不同环境分权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分权下,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的经济促进效应由负转正,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则由正转负;（2）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分权越过特定临界值时才能引致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3）在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上,有15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而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上,有8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因此,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合理优化规制工具组合和深化改革环境分权结构。     

高管特征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基于制度理论的经验研究

在类似的外部制度压力下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为何存在异质性?根据制度理论,高管的人力资本特征通过影响高管层对制度压力的不同认知和理解,导致差异化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从而充当外部制度压力和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媒介。以2012年、2013年4830个A股公司为样本,基于公司年报构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研究发现,女性高管与环境信息披露的概率、水平都显著负向关联;高管的年龄、任期与环境信息披露的概率、水平都显著正向关联;高管的教育水平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概率和水平存在相反的效应;高管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或任期在制度压力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因此,具备某些特征的高管在理解和应对外部制度压力进而采取环境信息披露战略时存在系统的差异,环保监管部门可以更多地从制度上引导公司高管的环境行为。     

企业网站环境信息披露研究——以2011中国民营企业50强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企业网站逐渐成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新媒介。为探究我国目前企业网站环境信息披露情况，以2011中国民营企业50强为研究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发现：75%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在其网站上披露环境信息，但详细披露的只有16%；制造业企业披露水平略高于平均水平，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及房地产业大大低于平均水平；北京市3家上榜企业的网站全部为零披露；目前，企业未将网站作为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途径，自主披露环境信息意识较薄弱。最后，据此提出相应的建议。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一项来自河北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时期,地方政府和企业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约束压力。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进步因此成为学术界和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以河北省为例,选取2009-2012年制造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通过针对区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分析,得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表现出"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效应,在区域内表现得不显著,企业规模、投资水平等因素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通过抑制投资水平,对技术创新产生了间接影响。为此,要求地方政府应当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措施,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来消除负面影响。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2009-2019年A股非金融企业数据,检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地关注所有权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降低企业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环境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公司治理质量较高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存在一定的作用条件。实证结果支持了环境信息披露对经济后果的积极影响,以及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环境信息披露、环境绩效与权益资本成本

在当前日益恶化的环境形势下,通过经济手段引导企业自觉加强环保,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利用环境信息披露激励企业加强环保仍是学界探索中的问题。对2006—2008年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环境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能够有效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企业根据自己的环境绩效选择披露的环境信息类型。环境绩效好的企业较多地披露内容具体和可验证性强的环境信息,以区分于环境绩效差的企业;环境绩效差的企业较多地披露空泛的信息,借此进行印象管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信号传递作用,但只有较多地披露内容具体和可验证性强的环境信息("硬披露"),才能有效地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