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刘克庄诗歌“情性说”批评

刘克庄以“吟咏情性”为诗歌本质，但受先秦儒家诗教观念和宋代理学思潮的影响，他的诗歌观念存在着重性轻情的严重倾向。具体表现为：以“世教说”为核心，把有益世教作为诗歌的基本职能；虽然不完全排斥诗歌抒写个人情怀，但主张加以儒家道德礼教的限制和约束；主张以诗歌颂美时政，反对讽刺现实和抒写个人的穷愁牢骚。这一切使得他的“情性说”没能突破传统思想的牢笼，给他的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以极大的不良影响。     

《圣遗诗集》的诗学特征与近代古典诗学主潮

《圣遗诗集》是清末名士杨钟羲唯一刊布的诗歌别集,其“叙事作诗”之大事与小事、“变风变雅”之沉郁与平静,以及编年体例等特征凸显了诗史传统在近代的通变,与“诗补史”“重倡诗教”等近代古典诗学主潮相关联、相参证,成为时代转型大幕中古典诗学力图自我调适,努力赓续传统并有一定新变的缩影,具有比较重要的认识价值、文献价值和诗史意义。     

不强诗歌作附庸──《饮冰室诗话》诗学观念初探

梁启超继承中华民族诗学传统，把诗歌的社会功能归结为陶冶精神、培养文化人格，对题材没有苛求，与“写中心”的观念有天渊之别。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实际是主张发扬中国传统风格的优势，而在精神方面要有个追上时代的发展、梁启超肯定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成就，并非说黄氏已完成了“诗界革命”。要真正了解梁启超诗学观念，就要从不强诗歌作附庸开始。     

“内容与形式”之论与朱光潜诗学观念的建构

“内容与形式”之论与中国新诗史上诸多观念、方案及争论多有纠缠，朱光潜的诗学观念即生成于对“内容与形式”问题的关注，在其诗学体系的构建中，“内容与形式”之说亦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之后果体现于其诗学著作《诗论》中。相较于时人对这一观念模式的简单化运用，朱光潜对“内容与形式”之探讨多集中于理论层面，并建构起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这一探讨，其隐含立场即是对于中国新诗实践的关注。     

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     

论《蒲褐山房诗话》中的诗学观念

王昶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学者,师从沈德潜,是清代格调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清代格调派副将.他在诗文方面颇有成就,其《湖海诗传》所选诗歌可与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相承接.《蒲褐山房诗话》是其诗集中为诗人写的小传的集合,反映了他的诗学思想.概而述之,他的诗学思想大致包括诗歌内容要有风雅之旨,语言要清新典雅,意境要高远恬淡几个方面.     

吴伟业的诗史思想

吴伟业的诗史思想程相占吴伟业曾以诗史自况己诗，后人也多有以诗史一语论吴诗者。本文首先发掘吴伟业言论中有关诗史的看法，然后结合其诗歌作品，印证其诗史思想。一、“诗史”──“史外传心之史”“诗史”一语在唐代孟綮《本事诗》中出现后，很快产生了三种以上不同的...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论汉代杰出诗人焦延寿

焦延寿，一位至今尚未进入中国文学史的汉代杰出诗人。他书写了西汉从鼎盛走向衰落的“诗史”，一系列“写实主义”诗篇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承前启后者，开唐代杜甫“诗史”之先河；他有大量创获的寓言诗、哲理诗，为丰富诗歌的品类作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焦氏是自屈原之后，中国诗史上第二位有名的重要诗人。研究中国诗歌发展史必须深入研究《易林》，这是对诗歌发展似乎中断了的西汉时代绝对必要的联缀，是对魏晋至唐宋诗歌发展另一个潜在渊薮不可忽视的挖掘，中国文学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一片空白必须弥补。     

论皎然《诗式》的诗人批评

皎然《诗式》中对历代诗人诗作的评价有其独立的诗学立场，集中体现在对谢灵运、齐梁诗歌、陈子昂、沈宋及大历诗人的批评上面。如以“真于性情，尚于作用”评价谢灵运，认为齐梁诗“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等，都反映出皎然独立的诗学见识。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诗风的接受与转化

英国现代诗人奥登曾于1938年访问中国，他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带给中国诗人新的启示。奥登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用一种“临床”的手法来剖析社会、介入现实，使诗作带有明显的现实取向。在形式上，奥登采用“轻松诗”的体式处理严峻的现实题材，使诗歌呈现出反讽性的结构张力。奥登介入现实的诗学思想和轻松反讽的诗歌风格都影响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创作，西南联大诗人群在接受奥登的时候也结合了中国的现实语境，将其转化为本土化的诗歌实践。探究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的接受与转化，对于理解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形成有着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探寻西方文学资源对中国新诗带来的有益影响。     

辽代诗学思想论衡

辽代诗歌是中国诗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其意义不在于艺术上如何成熟而精致,而在于其以清新质朴的形态为中国诗史充填进新的质素。辽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是契丹族诗人,而且尤以上层人物为主。辽代没有专门的诗学著作,其诗学思想主要指在诗歌活动中体现出的一些倾向。辽代诗学思想更重视的是诗的政教功能。辽诗有着尚实尚质的导向。     

"知识分子写作"诗歌流派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是20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诗歌流派,其群体中的诗人有着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诗歌追求,但从诗歌发展的事实看,他们无可争议地呈现出相似的诗学立场。本文从诗人主体、诗歌与现实、诗歌本体和诗人与读者四个方面阐述“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诗可以怨的历史传承与嬗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理论命题。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流衍出“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主张,在中国诗史上形成一条影响深远的理论意脉。本文拟对诗可以怨这个诗学命题的诗学源流和思维方式作出分析,并且立足于当代文论建设,对此命题进行学理反思和局限分析,在局限分析中把处于悬置状态的新的文学观念逼现出来。     

应试背景下的元代诗歌教习及其诗学意义

元代科举有明显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元代诗歌教习亦呈现独特的样式。元代举业虽压缩了诗歌教习空间，但经义、古赋等考试内容仍然间接引导初学者习诗。诗法作品、诗学类书等进入元代教育系统，丰富了诗歌初学者学诗的内容，相应地也丰盈了其诗学意义。其一，蒙求诗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学发展的“驱动力”，助推了中国古典诗学在雅俗互动中扩散、普及与扎根；其二，蒙求诗学成为判断古典诗学雅俗高下的“基准线”，是诗人作诗的参照标准。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其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一直按王国维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摩罗诗力说》等开始了,但王国维的思想提出得最早,是纯粹的哲学立场,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虽然其诗学观念至今少有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没有历史的诗学——钱锺书的宋诗研究及其诗学观念的变异

钱锺书依托西方近代以来文学本位的观念,构建起其有异于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诗歌评价标准。藉此标准,钱锺书对以宋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的评价呈现出与传统不同的阐释路径,但现代诗学观念给他提供新的评判可能的同时,却也因此观念无视诗之"背境"、固守文本而不及历史,而有损其阐释实践的有效性。钱锺书诗学观念的反历史气质,使之重构了传统诗、史关系,他将历史置诸文学视域内进行观察,历史因之被赋予审美的特质而失其所是。这种近乎审美本质主义的做法,使得钱锺书对围绕在诗、史关系周边的传统诗学观念发生了误解、无视乃至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