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与边疆政策研究简论

清晰边界和有效边治是民族国家边政的重要内容.中国疆域广泛,尽管古代帝国绝大多数统治者常以“华夏文明至上”耀居,在“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弱边治意识主导下,遥远边陲不时也被施授“犒赏”周边方国.但清晰化边疆却始终是古代帝国或者说历代政权统治者的重要意志.为了更为恒定地保有和富裕边疆民族,中国历代政权统治者都结合边疆事实设计并轻重有别的施行边疆政策制度,有序化治理边地,充分培养和巩固边疆民族的国家意识.然而,边疆制度源起并服务于地方边地事实,地方边疆的发展更变对边疆政策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曾经的有效制度急需在经验总结和检讨中修正,进而设计创造出契合民族国家以及地方边民多重利益主体需求的政治制度.     

中国陆地边疆的价值性、基础性及基本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边疆制度、实施边疆治理的国家。自有国家文明肇始,日渐形成中原华夏和边缘四夷的天下观。"天下""五服"是奠立先秦边疆观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从传统帝王的"家天下",逐渐走向民主共和以及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在中国从王朝国家转变为主权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陆地边疆也相应地经历了历史嬗变过程。"天下"表达盈缩的思想观念,对中国陆地疆域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影响,需要对王朝国家"天下"与"中国"的价值理念进行合理的解读。"疆域"与"边疆"是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陆地边疆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基础性的边疆,近代中原王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边疆特色和显著的历史特点。清王朝统一历史疆域版图代表着中国领土的基本范围,主权国家边疆具有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的本质特征。人们可以透过主权国家边疆的本质特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主权国家边疆所独有的特殊差异和内在规定性。边疆治理是巩固国家政治利益、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安宁河流域早期铜业开发研究

安宁河流域地处我国川滇铜矿带北部,其丰富的铜矿资源,刚好与蜀地严道铜山（今雅安荥经）对接,使得西南丝绸之路 北线“零关道”也成为一条铜矿带。“零关道”的这个特征,应不是巧合,而是铜矿资源本身能为两端迁徙的先民提供必要资源保 障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安宁河流域铜业开发的扩张,还促成了西南丝绸之路北线“零关道”与南线“五尺道”的连接,将西南边 疆地区跨越金沙江进一步融合,为汉代西南夷奠定一定文明一致性基础。两汉时期安宁河流域以邛都南山和零关道铜山为代 表的铜业开发,则为汉帝国开拓和巩固西南边疆,将之初步融入华夏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金融保障。     

也谈两河流域的神话与文明——兼与张启成教授商榷

张启成教授在其论文《两河流域的神话与文明》中认为两河流域文明的神话传说、阿拉伯语、楔形文字等是世代相传的、大母神伊南娜是地位最高的神、月亮神为女神,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文中还出现了诸如“巴比伦之四”、杜尔马克神等常识性的错误,一些历史事件的年代也及不准确。笔者对两河流域的神话与文明进行了重新阐述,以便使读者正确的了解与认识两河流域文明。     

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在清季中国学术中居"显学"地位,后来一度呈衰落之势的边疆研究得以复兴.除了民族危机有以致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该会直属之边疆服务部,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服务边民之同时,从事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边政学、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其不自觉表现出的汉族文化中心立场以及基督教神学判断,一定程度影响到其研究旨趣及其对"边疆"文化的认知,边疆研究的成就也因此受到局限.     

民族交往与共同性生成——考察民国时期“旅内”边疆学生的一个维度

有鉴于国民教育具有增进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团结内部”和“抵御外侮”的重要意义，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均将“鼓励边疆学生赴内地求学”作为统合边疆民族的基础性工程，并在政策激励、制度保障方面积极探索，努力推行。从具体实践看，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边疆学生的族际交往呈常态化，他们对内地社会的认知，多数经历了一个“因观摩而了解”“因了解而团结”的过程，这对于来自边疆地区的青年学生与生活在内地的人群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能够起到重要桥梁作用。尤应指出的是，一些边疆学生通过在内地的学习、交往与交流，对历史上的“华夷关系”和所面对的民族关系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致力于表达民族间的共同性，认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基于CSSCI文献的边疆治理研究的 发展脉络与趋势分析

[提要]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节点,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主题为边疆治理的CSSCI文献为数据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共现分析、聚类分析与突变分析,梳理边疆治理研究主题脉络,全面把握边疆治理研究的前沿热点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边疆治理研究形成了边疆与边疆治理两大研究分支,边疆治理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边疆治理研究的理论向度、历史向度、场域向度、模式向度、边疆的基本内涵、中国边疆学等。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的发展需多学科视角交叉,统筹多形态边疆,加速构建边疆治理话语体系。     

民族国家视阈下我国“西北边疆”的生成与政治地理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治理过程中,对“西北边疆”的认识与界定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最终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传统封建王权国家被迫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结果,既符合我国政治地理的演变历史,也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边疆治理观念发生变化,首先在由传统“塞防为主”国防布局向近代“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布局变迁中,维护西北陆权是伸张海权的基本前提;其次,西北边疆由国内地缘政治要素向国际地缘政治要素升级;第三,两个层次的“西北边疆”具有特殊重要的国防意义。至此,确定西北疆界、守卫国土成为近代以来我国作为民族国家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旨。     

民国中后期张廷休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探索

[提要]张廷休是民国中后期值得关注的边疆工作者，曾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受命筹建国立贵州大学并担任校长，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和边疆教育发展等问题都有不少论述，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不浅的历史痕迹。论证中华民族整体性，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学者的共同趋向。在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中，张廷休提出“苗夷汉同源论”，与顾颉刚等人具有共同的思虑，都秉持中华民族一元论的立场，力图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张廷休从地理学、人地学和文化三个维度对“边疆”的定义作了界定，认为三种“边疆”都是边疆教育的对象且有不同的内涵。他主张实施和普及边疆教育，以为“抗战建国”和“整个民族的复兴”打下基础。     

防御与发展的失衡——苏联陆地边疆政策分析

由于缺乏天然的地理屏障、民族文化潜含分裂性、两次战争的惨痛教训以及紧张的国际环境等重要因素的影响,苏联历届政府都尤为注重边疆安全防御。苏联陆地边疆政策将安全防御置于首位,经济建设服从于安全防御的需要,也即苏联政府在陆地边疆区实施的防御政策与发展政策处在失衡状态。苏联政府注重发展边区的壁垒功能,抑制边区联系功能的发展。苏联政府的陆地边疆政策造成边疆地区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长期处在失衡状态,并最终导致苏联领土自行分裂。     

古代两河流域和巴林的海上国际贸易--楔形文字文献和考古发现中的狄勒蒙

古代两河流域的文献记载苏美尔和阿卡德人通过波斯湾与狄勒蒙(古代巴林岛)、马干和麦鲁哈(古代印度)进行海上国际贸易.狄勒蒙处在古代两河流域的海上贸易线上,扮演了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以及印度文明三大文明贸易和文化交往中的中介角色,此间发展起来的古代狄勒蒙文化深受古代两河流域与古代印度河流域两大文明的影响,一度进入了两河流域文明范围.大量的珍贵物资由狄勒蒙进入两河流域,由此认为狄勒蒙是富俗、和平,令人向往的神圣地方.     

全球化时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及其演变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边疆研究逐步进入到人类学视野之中。全球化时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走出了民族国家知识体系框架，通过阐释边疆空间变化所带来的不同社会关系和可能性结果，继而形成了“从边疆看世界”的鲜明的人类学叙事特征，内容包括边疆空间意义的地缘政治变迁和主体意义的生命政治形成，前者描述了边疆社会变迁和政治秩序的变化，后者则描述了边疆区域不同群体的社会实践以及相应治理技艺的演变，一同构成了全球化时代边疆“内”与“外”关联的多层面理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对中国边疆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安全—发展关联视域下的边疆安全治理

我国边疆安全治理的基本目标是保证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安全政策与发展政策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建立在牺牲“发展”政策基础上的“安全”政策是“虚幻”的,同样建立在牺牲“安全”政策基础上的“发展”政策是“脆弱”的。为实现我国边疆安全治理,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和合共生”和“多元互动”的边疆安全治理战略。     

晚清中俄边界族群与珲春边疆的治理——以《珲春档》及《珲牍偶存》为解析中心

晚清新的东北亚格局下，以图们江区域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边疆与周边”的国际区域；在晚清珲春境内的图们江区域，特殊时期、特殊地域形成了特殊而又颇具规模的中俄边界族群，其中的六类群体引发的中俄边务彰显边疆治理与周边地区的互动，此种历史场景下，珲春边疆的治理超越了边界而呈现出“涉外性”特征，从中展现边疆、边界、周边三个理论概念的因应关系。此说衍生于以图们江为中心的近代东北亚区域，是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一种新思考，其重要启示在于建构中国边疆学的话语体系，既需要一种综合、系统与辩证的理论方法与视野，也需要全面、具体的实证研究与科学验证，否则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难以扎实推进。     

边疆意象的形成与变迁:以主流叙事为中心的探讨

边疆意象在人们对边疆的认知与想象中形成,并随历史发展不断变迁,其中既存在延续、重合与变异,也呈现出浪漫想象与妖魔化共存的特征,表现了人们观念中边疆的复杂面相。目前,主流叙事的边疆意象表现了一定的偏见。从中心与边缘的视角出发,有利于构筑基于共识与通感的边疆意象。     

何以为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与实践路径

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边疆地区具有历史与现实层面的重要意义。如何思考和认识边疆在思想史中的重要性,如何揭示边疆在中国叙述中的关键意义,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从作为思想史空间的边疆议题出发,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以及实践路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并进一步指出,通过揭示边疆区域的内在逻辑以及这种逻辑的外部表现形式,经由对“边疆性”及其与整体之关联的理解,形成边疆思想史的认知框架,最终将为中国议题与中国叙述本身提供可能的解释性方向与尝试。     

道路建设与边疆的“中心化”：对中老边境云南磨憨的路人类学研究

区位视角下的“中心”和“边缘”是社会文化历时性建构的结果,并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转换,现代化的道路建设对于地处传统区位条件下的边疆产生“中心化”的影响。在磨憨镇道路发展史中,传统道路、国道、高速公路和国际铁路分别与磨憨社会空间的地方性、依附性、流动性及全球化紧密相关。由国家推动的道路建设促进边疆地带与传统中心地带之间建立“依附”“连接”和“同构”的空间关系,在此过程中,边疆展现出其区位上的“中心化”过程。道路建设增强了边疆民族地区向国家中心地区依附、靠拢和融合的向心力,强化了边疆连接境内与关外的“通道”身份,推动边疆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事变前其边疆认识以蒙藏新为重心,将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等同,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较模糊;事变后西北、西南边疆在其视野中地位开始提升,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相对明确.民族认识上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为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忽视少数民族自身历史文化传统而提出宗族理论.与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同步演进的是其国家主权观念的逐步清晰,对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现代转型,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抵抗外侮与民族分裂势力有积极意义.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其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多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在具体实践中并未彻底贯彻,宣传价值多于实际运用.     

中国当代边疆治理中的“政治势能”构造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出现的高强度“政治势能”给边疆治理及其现代化推进以强烈的影响,从而昭示边疆治理现代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关注边疆的“政治势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关注性政治势能是因边疆治理中的关注力改变而形成的势能,价值性政治势能是因边疆治理中的目标追求改变而形成的势能,一元化政治势能是因领导体制变化而形成的势能,机制性政治势能是因机制运作效能提升而形成的势能。大体上讲,关注性政治势能和价值性政治势能偏重于边疆治理的决策和政策效果评估,但对边疆治理过程的其他环节也有深刻影响。而机制性政治势能和一元化政治势能偏重于边疆治理的决策执行,但对边疆治理过程的其他环节也有深刻影响。因此,“政治势能”贯穿于边疆治理的全程,并对边疆治理形成全方位的影响。“政治势能”的构造成为边疆的一种中国特色治理模式,是中国当代边疆治理的“治理密码”。     

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的边疆研究机构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随着各大学的西迁,中国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有关边疆之研究与著述也层出不穷。在这一"空前绝后"的边疆研究热潮中,各大学设立的专门化和制度化的边疆研究机构成为这一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机构及其负责人不但编辑出版了多种高水准的刊物和研究论著,更以实地调查作为主要研究手段,促进了边疆学术研究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