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徽州乡村塾师的土地经营——以“胡廷卿账簿”为核心

学界以往对传统乡村土地制度的研究,较少涉及普通家庭的土地经营。《祁门胡廷卿家用收支账簿》揭示了一个徽州乡村塾师的土地经营实态。生活于晚清民国时期的祁门塾师胡廷卿,通过继承族产、祖产和购买的方式获得少量土地或土地权益,其中族产与祖产是其土地的主要部分。通过继承族产与祖产所获得的土地,一般以共有的形式出租,或与人合伙经营林木,而其购买的土地则种植茶叶。以宗(家)族为核心的共有土地是他获得粮食的主要来源,而茶叶收入则在家庭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获利也最多。这一土地经营模式,既与徽州传统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也体现出徽州民众能及时因应晚清国际市场的变化。     

晚清淮河流域灾荒成因及其影响——以皖北、豫东为中心的考察

淮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荒多发的区域,有关灾害的记载内容丰富而久远,晚清也不例外。举凡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等灾害不仅发生频率高,波及范围广,而且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也极为严重。造成晚清淮河流域灾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也有诸多社会因素,如政府的腐败和人口增加的过快等。研究灾荒史不仅对掌握和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也很有意义。     

晚清“新政”的再思考:以教育改革为中心的讨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晚清"新政"被历史学家视为晚清政府收效甚微的最后尝试,但"新政"对于清朝本身和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显然有别。"新政"的教育改革中,清政府运用了一系列"技术"来塑造自己一个新的形象。本文通过对广东汕头和嘉应的城市案例进行实证研究,证明当时除了社会动员外,政府行为也举足轻重。在"新政"教育改革中,不仅地方的"精英行动主义"获得了更多的控制,各级政府的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通过教育数据的采集,从知县到学部,政府已经建立起一种即便不完美,但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形象。这正是各级政府一直追求的目标,也为以后的政府建设打下了基础。由于清朝不久后覆灭,这些成就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当然,"新政"的教育改革,并不都取得了成功,广东东部地区事例显示,"新政"的教育改革可谓忧喜参半。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晚清蒙古教案研究——以宁条梁案为中心

鸦片战争后,随着基督教对蒙古各部渗透增强,清廷传统的保护蒙部政策随之废弛,行之有效的政策尚未形成。宁条梁等教案爆发再度导致清廷应对蒙部变局措手不及,在各国势力胁迫下,清廷只能对蒙部问罪,包括迫使蒙部赔款、允许基督教在蒙部自由传播、要求蒙部承担保护教堂义务等。这些做法给蒙部和清廷都带来了恶劣影响,使得蒙部信仰空间彻底向基督教开放、牧地日益丧失、部众日益贫困、对清廷亦恶感渐生。清廷也开始忽略蒙部重要性,贱视其传统宗教信仰,力行压制之能事。此等失策给了沙俄渗透蒙部可乘之机,清廷同蒙部矛盾终未解决,最终导致蒙部部分地方乘辛亥革命之机,脱离清廷独立。     

论晚清的“以夷制夷”

中国古代和晚清时期，“夷”的含义不同。“以夷制夷”思想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在其实施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失败的根源在于晚清政治腐败、经济落后。     

论晚清乡村社会的变化及其成因

鸦片战争后 ,由于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宗教侵略 ,激化了晚清的社会矛盾 ,加速了晚清乡村社会的变化 ,使乡村社会呈现出全面的危机。探讨晚清乡村社会的变化及其成因 ,对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徽州民间账簿及其产生的社会机制——以"胡廷卿账簿"为例

账簿是传统社会较为常见的文献,不同人群出于不同的目的制作了种类众多的账簿,里面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徽州遗存有不少明清以来的民间账簿,"胡廷卿账簿"是其中部头较大的一种.该账簿既记账又记事,从形制和内容上考察,虽有传统商业账簿的一些特点,但并非商业账簿,而是属于广义的"排日账"范畴.这类账簿之所以广泛产生于徽州,跟当地独特的教育制度及商业习惯密切相关.透过胡廷卿账簿,亦可看出账簿制作者日常所要处理的社会关系.     

明清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以徽州为中心的考察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明清徽州书院教育十分发达,位居全国前列。以徽州地区为中心考察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功能实现的途径,主要包括：书院的教学内容、书院的祭祀仪式和书院的讲会制度。此外,徽州商人、徽州宗族及徽州学者和乡绅三方面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提供了经济社会保障。     

戏曲行业组织的现代转型:以晚清民国的汉口为考察中心

戏曲的现代转型并不仅仅存在于题材内容和舞台表演等层面,同样也存在于行业组织层面,尽管当前学界对此关注甚少。若以汉口的戏曲行业组织为考察中心可以看到,晚清民国戏曲行业组织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中世纪行会性质阶段;中世纪行会性与现代性兼有的阶段;现代转型阶段。这个现代转型过程不但是戏曲艺人自我价值不断觉醒和重新认定的过程,也是商业资本在戏曲活动中的重要性增强的过程,更是现代民主、平权观念不断强化的过程。因此,从戏曲行业组织现代转型这个缩影可以看到,民主、平权、商业资本是戏曲现代蜕变的重要动因。     

晚清淮河流域匪患与治理——以捻党为中心之探讨

晚清时期,淮河流域一带匪患严重,社会持续动荡,主要原因是灾荒不断、官府腐败、民众关系紧张等。这一时期该地区的匪患主要呈现四个特点：一是活动频繁、规模大,有的甚至组建成近代化的军队;二是与反清斗争结合在一起,具有了一定的政治目标;三是仍以区域性活动为主;四是宗族色彩鲜明。针对日益严重的匪患,清王朝主要采取派兵进剿、抚慰收编、组建团练、赈灾济民等措施,但是成效甚微。晚清淮河流域匪患问题没有能够有效解决,至民国时期更为严重,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这一地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滞缓、文化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     

晚清野史史料状况研究--以戊戌变法为中心

野史是中国史学文化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史学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晚清这一封建社会的末期,野史得到了较大发展,关于晚清历史的野史记载也更为广博。戊戌变法作为晚清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其野史记载更是不胜枚举。此类野史资料对于研究戊戌变法相关历史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而需要对其史料状况进行充分的发掘、研究、整理和利用,从而发挥出该部分野史史料的真正价值。     

以吴趼人小说为中心看晚清新闻体小说的特色

新闻体小说是晚清独有的小说品种,它是与清末民初新闻事业的发达以及报刊连载形式直接相关的。新闻体小说在内容上紧密贴近当下局势,在形式上多采用"短篇+短篇"的连缀体结构。尽管受到了较多指摘,但它对后世小说的种种影响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

晚明是华夏第一次对西学大量译介和争论的时期,晚明士人对西学分类的认识、以及西人介绍西学时的策略皆能体现中西文化最根深蒂固部分.晚明西学分类的次第观念为文学（教育之用）→医学、海学等等→理学→天学,只有本土理学、天学才是正统.晚清士人受此影响并参入新因素,即在“学”与“理”中间加入“政”,形成器物之学→制度之学→文化之学的递进关系观念.在此基础上,晚清传入“神话”——这种外来“知识”仅关乎古希腊等异邦的“神”之故事,它既无法对应中国的“天”之内容（历象、人伦、物理、祭祀、五帝、祖先等等）,也无法抵达“格物穷理之大原本”,仅有启迪民心的教育之用,从属于“文学”.受此观念影响,中国神话学逐渐从属于文学研究.尤其在当下学科建制中,神话研究者基本集中在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这促使学界需要更深层反思中国现代学术史观念,以及“神话”及神话学何以能更贴切本土文化问题.     

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生活的出继立嗣文化现象——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清水江流域天柱地区所保存至今的大量文书,以其突出的归户性、系统性特征成为研究当地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其中不少择嗣立继的契约文书,反映了当地承续宗祧的习俗文化特点。既有收养同宗之次子为后嗣,或过继同宗之孙承祧者,也有以长子出继,或以易子而教之名出继者,均反映了宗族内部义与利结合的秩序特征,体现了族众亲疏远近调整自治的风规礼俗,代表了利益协商机制存在的社会活力,揭示了家庭人格形态继承权获得的程序方式。对这类生活意志产物的文书内容研究,有裨于加深对乡土中国社会的认知。     

“蚌病成珠”与“木铎警世”——晚明与晚清小说理论之比较

晚明与晚清是小说理论最为繁荣的两个时期,为提高一向被视为"末技"的小说的地位,两时期的小说理论家们都不遗余力,并分别喊出了小说为"天下之至文"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晚明更多的是借手中之笔,抒己胸中之垒块;晚清则不仅更多地着眼于反映社会,而且试图通过小说来改变社会现有状况.小说的地位在晚明虽然与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真正成为文学的主流样式却是在晚清.     

中国乡土文化视阈中的天主信仰——以晚清华北的天主教为中心

对于“天主”的信仰和崇拜可以说是天主教信仰的基石和核心。晚清乡土教民在按照天主教教义的要求有意识地去吸纳“天主”信仰的过程中,常常不自觉地以他们固有的认知结构、生活经验以及信仰习俗,对其进行“无声的改造”,将中国式的宗教意识、思维逻辑和信仰模式植入天主信仰之中,使天主教义中原本清晰单纯的“天主”观念呈现为一副斑驳陆离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