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真宗朝"五鬼"

被称为“五鬼”的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皀，是宋真宗朝政治 舞台上极为活跃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对 历史产生的巨大的负面作用，使人们忽略了对“五鬼”作更深入、全面甚至是较为客观的研 究。本文从宋代文官政治体制的角度，探讨了“五鬼”在真宗朝得势的原因；并从科举制度 、宋代经济和财政管理以及对宋代文化基础性的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五鬼”对宋代文官 体制的建立和宋代经济和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进而阐述了真宗朝在有宋一代历史发展进程 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

宋初逐渐确定的治国方略以及处理文武关系的政策,使文臣群体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在宋太宗朝后期内政外交路线的引导之下,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在政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至宋真宗时代,宋朝终于完成其政治上的选择,文官队伍遂成为统治的政治中坚角色,继承了士大夫的衣钵.这种政治格局长期延续,从而使宋代的文官士大夫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影响力.     

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

明代科举的“解额日广”从根本上说是一种 被动式的非理性增长，它是明代科举危机深化的外在表现。科举流通机制的壅塞导致了晚明 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与士人社会的分化。一部分士人开始脱离传统以“仕”为核心的“非仕 则隐”的经典化生存模式，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并促动了“儒商”边缘群体与 “市民文人”准职业群体的生成。     

论忽必烈政权"汉化"进程中的士人政策

忽必烈时期,在推行汉法,大兴文治的过程中,重视对士人政策的革新和完善。此主要表现在：征用儒雅,量才擢用;兴举学校,造育人才;尊孔崇儒,优渥士人三个方面。这些政策中虽存在民族歧视、科举废弛、“重吏轻儒”等不足,但仍显著提升了士人,尤其是汉族士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促进蒙元的汉化进程和巩固政权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天书封祀看宋真宗时期的忠节文化建设

天书封祀是宋真宗统治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宋真宗利用当时仍具影响的神道文化,为加强忠节文化建设所实行的一个举措,其目的是为了论证宋室统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将此事件放在宋初忠节文化建设的背景下,可以看出天书封祀是当时忠节文化建设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神道文化在政治上的反映。该事件中,人们对神道设教的质疑和对从道、从君问题的思考和抉择,既暴露了君主在忠节建设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也反映了臣民对何谓效忠所存在的困惑;同时也折射出随着儒学的复兴,宋代文化发展出现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对此后的忠节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代士人与国家的互动——基于藏书的考量

元初由于政治因素导致南北藏书交流受阻，在姚枢、赵复等士人努力下儒学逐渐北传，南北藏书逐步互通。此后，元代藏书事业不断恢复与发展，政府既以行政命令搜求士人藏书，士人也多主动进献藏书，尤其是当部分士人任职地方时，其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对地方藏书的补充。另外，国家政策导向与士人的藏书著书活动亦是士人与国家互动的重要考量因素。具体而言，在士人藏书来源中，士人得机抄录或阅得国家藏书、档案文献，为其藏书提供了便利。而元代帝王赐书、译书等活动，以国家层面助力于士人藏书。政府设局以国资刊印士人藏书，使得士人著书多得以留存。而元代士人藏书中不得不论及的就是科举、为政与士人藏书的互动，仁宗重开科考使得科举用书重新成为坊间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士人“由吏入仕”的需要、政府的禁书政策等也影响着士人藏书。     

宋真宗给宰相“封口费”

在“朕即天下”的封建时代．宋真宗给宰相“封口费”而未采取极端手段，也算是个“仁慈”之君了。 官员追求政绩，或为摆平“劣政”的负面影响，常常不惜血本．通过掏“封口费”来扫清舆论障碍。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千年以前的宋真宗为了搞所谓“封禅泰山”大典，就给自己的宰相王旦一笔不菲的“封口费”。     

宋初主流士风述论

赵宋立国奉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其风气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机构的效能，政治的清明以及宋王朝的兴衰成败。因此士风研究是宋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认为：宋初三朝是宋代各项政策体例的草创期，对于有宋以来的士风建设，士人精神格局影响深远。宋初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精神风貌表现为隐逸、变节、奢靡和因循持重。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

宋元南戏流传下来的作品以反映士人的婚恋为主。由于宋代科举所形成的崇尚士子的婚姻观念的普遍化,宋南戏多揭示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士人发迹变泰、负心背德的故事,而表现出较多的批判色彩。随着时代的变迁,士人地位的失落,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也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有两个方面：一是多写书生在科场得意后仍然忠于爱情,表现出高尚的品德操守。二是展示科举士人对“婚”与“仕”的深入的道德反思与灵魂拷问。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的发展经由了一个从表层批判到深刻反思的深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出现,与特定的时代相关,尤其与科举士人地位的变化密不可分     

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

祠禄官制对宋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南宋士人阶层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南宋士人的居乡提供了有效的制度通道,从而促成了南宋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繁荣。从方信孺为核心的福建莆田诗人群体形成过程中,可以窥见作为祠官的核心文学家凭借一定经济基础和身份认同感,在地域诗人群体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奉祠状态相关的文学创作可称作"祠官文学",它承载了南宋士人阶层的集体经验与文化记忆,折射出地域诗人群体的复杂心态,影响了南宋文学独特风貌的塑成。     

宋代“军”行政区划二重制研究

军源于唐初,为防御蕃部扰边,政府在屯驻戍边处设置军、守捉、镇等军事管辖区。因军事需要而置的军自宋真宗朝以后淡化了军事色彩,但得到了保留,成为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划,这是宋代军不同于唐五代军的主要特征。宋代的军虽与州、府并列,但数量很少,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单位显得不成熟、不稳定。同时,存在“州级军”与“县级军”二重制,对此特殊性需要认真关注。州级军隶属本路;若降为县,则隶于州、府,军使兼知县。宋初所置与州并列的军大部分为太祖、太宗朝尤其是太宗朝所建;军的分布最突出的是北方、西北边境的河东、河北道、关西道。县级军两宋皆置,以南宋为多。另外,“军使”为官名,不是州之下、县之上的行政单位。     

宋代“榜下捉婿”之风及影响

科举制度至宋代更加发展完善 ,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 ,宋政府对科举及第者特别恩宠 ,朝廷待士之厚 ,前所未有 ,这不仅大大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 ,而且也提高了科举及第者的身价和社会地位。从而在社会上出现了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是商人挤身统治阶层 ,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婚姻不问阀阅 ,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 ,也有利于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大。     

科举: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

科举是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反映科举:直接反映科场的种种舞弊行为,对这些舞弊行为进行无情揭露;以报恩-及第为情节模式,强调积德行善是金榜题名的重要保障;反映士人的婚恋生活,塑造了不少因科举及第而负心的典型人物形象。宋元文言小说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反映科举文化,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科举社会的全貌提供了重要材料。     

论两宋科举取士中的舞弊手段

两宋时期科举制进一步发展，科举考试成了士人最主要的入仕途径，部分士人心存侥幸，企图通过请托、枪替、挟带、冒籍、传义、代笔之弊、继烛之弊等各种舞弊手段外加当时部分官员的徇私行为达到登第目的。对两宋科举取士中的舞弊现象和手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两宋的科举取士发展之情形，亦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时代背景下的两宋政治体制、统治根基的认识，对当今的考试制度改革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宋代河北书院述论

对于宋代河北书院的研究,从以往的3所扩充到5所,并对5所书院的发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书院师生体现出来的理学家教育理念及方法.对比全国其他区域书院发展的状况,宋代河北的书院发展相对薄弱,与古代后期相较相对滞后,究其原因是战争的影响、行政建制问题以及河北地区遭受的蝗灾、洪灾等方面的影响造成的.     

宋代的职田制度与廉政措施

宋代的职田制度既是一项土地制度，又是职官制度的补充，是作为一项廉政措施而实行的。与其前身西晋北魏隋唐时的“菜田”、“公田”、“职分田”制度相比，宋代职田制度具有给田范围小、给田数量多、经营形式自由等特点，反映出宋朝政府鼓励官员外任、吸引更多的士人从政的意图。尽管职田制度在实行中出现了许多弊端，没有达到养廉革贪的预期目的，但对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强化对地方统治有重大意义，因此不能将这一制度全部否定     

论宋代时文之传播

宋真宗朝以来,逐步建立起比较公正公平的录取制度,时文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一旦考试录取的重心转移到时文,对时文的收集或刊印就成为必然之事,时文之传播由此大大加速。宋代印刷术日益发展,为时文的刊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技术支持。书肆商贩便看中时文的商业价值,开始大量刊印销售此类作品选集。书商们进一步选取编录时文中的精彩语录、片段,刊印出版,以便考生速成学习。宋代科场一切考试文章都称时文,具体分为诗、赋、论、策四种。应策时文之范文最得士人青睐。南宋之后,朝廷开始整顿与时文刊印贩卖的一系列问题。朝廷禁止将时文贩卖到境外,试图将刊印权力收归官方所有,由太学、国子监校定,统一出版发行。宋代时文传播影响着宋人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方式,从科举与文学互动的角度,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时文传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

一、宋代科举取士之多宋代科举取士人数大量增加,远远超过唐代,这似乎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宋代通过科举登科者究竟有多少人?却迄今还没有人做出比较精确的统计。宋代的科举制中,有贡举、武举、制举、词科、童子举以及宗室应举等等。贡举又分进士、明经、诸科(包括九经、五经、三礼、三传、三史、开宝通礼、学究、明法等)。其登科者,除正奏名之外,还有特奏名。贡举是宋代科举中取士最多的一个科目。宋初循唐故事,每次放榜进士不过30人,诸科不过50人。太宗即位,始大量增加取土人数,每榜取士达数百人。但“贡举之疏数,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未有定制。仁宗皇祐四年(1052),始规定:“进士限四百人,诸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