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至上：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制度基础与实践逻辑

近代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残酷的“霍布斯式”的民族国家丛林,在西方外来文明的侵蚀下,传统央地关系与边疆治理机制被迫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重构之路。系统性秩序与社会性秩序是对边疆治理过程中维持和解构边疆社会多样性的两种力量机制的一种概括性解释,通过这两种秩序的力量消长以及“人民至上”话语的历史切入,勾画传统中国在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边疆治理逻辑切换和路径演化的内在矛盾和一般性图景。在“人民至上”话语下分析中国边疆治理相关问题,除具体的治理策略外,也为理解以下两个层面的宏观内容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视阈和微小的切入口,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国民(人口)”与“国土(疆域)”的形而上联系,以及多民族国家建构治理的历史与现代的接续问题。     

关于广义柯西中值定理的一种推广

将广义柯西中值定理推广到n个函数的情形,从而得到了另一种推广的微分中值公式。     

中国历史中的政治、族群与边疆:另一张隐在的面孔

本文通过对狄宇宙、韦栋主编的<中国历史中的政治边疆、族群边界以及人文地理>一书的详细解读,力图展现出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边疆族群问题研究的新方法,并期望这种新方法可以更好地为国内学者吸收发展,以形成自己的"中国边疆学派".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边疆形象构建的历史基础与文化战略意义

自古以来,“边疆”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关口,具有不可取代的战略意义。古时,在“一点四方”统治观念下,“边疆”具有区别于王朝国家核心区的文化地理内涵,通过“边疆”走向欧洲、非洲的丝绸、瓷器、茶叶开启了西方人对东方国度乌托邦式的想象。近代,随着王朝国家的衰落和西方启蒙运动自我批判的觉醒,“边疆”又成为“东方地狱”中一抹神秘的色彩,一块未经发掘的处女地。20世纪90年代,自中国将“和平崛起“作为对外交流的叙述话语以来,“边疆”又被西方冠以落后、分裂、暴力的形象,意图通过充满意识形态的“人权”倡导和模糊的民族国家概念来肢解中华民族。中国边疆何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性格迥异”的面孔？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边疆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场域和资本。而边疆形象的合理建构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布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国形象的正确定位、与邻国的政治经济交往以及边疆地区自身的发展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是新时代以来党推动边疆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成功实践的系统论述和经验总结,具有共同性、开放性、可持续性等地域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共同体”构成了边疆地区现代化实践的三重演进逻辑。研究表明,坚持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措施;坚持把统筹安全和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指导;坚持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疆成功实践的主要表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为世界各国解决边疆问题提供了一条可选择、可复制的现代化道路。     

经济史、等级与再分配——20世纪中国边疆土地制度的人类学研究综述

土地制度改革是20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内容。土地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与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问题关系密切。土地制度研究对中国的重要性源于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特别是边疆地区与东部地区处于不同的历史情境,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性的历程时,边疆土地制度研究显得尤为必要。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的边疆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土地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可以按照三个不同的脉络进行梳理,即经济史视野中的边疆土地制度研究、封建社会研究中的土地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土地制度研究。今天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边疆土地制度时,必须关注国家、市场和地方封建社会遗产之间的共存,以此作为反思中国现代性构成的路径,这是费孝通“多元一体”理论的应有之意。     

从江南雅韵到边地情结——写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译本之后

作为继拉铁摩尔的作品之后,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边疆史的范式性作品,著名人类学家巴菲尔德教授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的中译本①,在经历了三年的修修改改之后,终于定稿付梓了.可以说,这三年的翻译过程,也正是自己在学术和生活上困惑——解索—再困惑—再解索的过程的写照.在翻译之初,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此书的介绍性文章,名为《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发表在《读书》2009年第4期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关注,也顺带激发了自己对于边疆问题更大的兴趣.而如今,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巴菲尔德教授的这部名著的译本上面,作为译者的我感到很高兴,但同时也感受到了压力,这种压力既有来自学术上的,也有来自语言上和心态上的.因为按照我所秉持的翻译理念,在外国著作的中译本出来之后,评判权就归到了各位读者的手中,译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被检视的对象.当然,这种来自读者的检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学术探讨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边疆史之“边缘社会”的管辖范围问题——以“匈奴模型”为例来探讨中原文化如何看待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

我们对于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进行研究分析时,不管是何种历史阶段都必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所谓"中原文化常规模式(Chinese norm)"①及其与"边缘社会(marginal societies)"的互动和交流程度在于何种发展阶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草原的游牧部落逐步引入到中原文化的社会模式而演变为其常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与"边疆"(centerand periphery)在各自文化模式中的张力平衡和调节程度;从上述这两个文化模式显露的混合社会(mixed societies)及其复合型结构。本文在此强调的是边缘社会内的某些群体可以同时属于两个文化圈,即置身于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之间,从没被赋予其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逐渐发展成游牧半农耕社会独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何种历史朝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游牧社会与中原之间的关系是沿着中国的边疆互动格局的演变而变化,也是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必然结果。     

民族与历史——读拉铁摩尔和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在众多的汉学家之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既神秘,又敏感.拉铁摩尔1900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幼年、青年时代居住于中国,直到28岁才第一次看到美国[1].他能熟练地运用中文和蒙文.尽管他再三强调自己并不是一个循序渐进(stage by stage)的学院派汉学家,除了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行过短暂培训外,其研究所得(revelation)并非按部就班(by design),而是更多地来自偶然(by accident),[2]但他无疑是一位极具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短暂访问过延安(1937年),并曾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41年),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产生了持续性影响.     

近代媒介视野中的“珠穆朗玛”：作为边疆镜像的想象与竞争——基于藏文典籍、《泰晤士报》与我国近代报刊的对照审思

边疆治理历来是国家主体性建构与主权宣示中的重要一环,对边疆不同的认知和定位决定了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布防施策,也影响着民众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本文选取我国“珠穆朗玛”这一重要而独特的边疆意象,以宗教典籍与清代舆图中的相应记录为背景,分析爬梳新中国成立前英国《泰晤士报》与我国近代中英文报刊的报道情况。研究发现,相较于英国借助公开报道对我国边疆意象的易名与话语先占,西藏民众基于宗教文化想象的“抵抗式沉默”,与我国近代报刊以紧跟西方动向和输出文化想象为主的报道手段,均表明相应主体对观念建构主权想象的认识不足,这也导致近代我国落后于国际话语竞争之局面。本文认为,媒体报道作为一种询证文献,是对特定时期历史语境与话语张力的生动记录。着眼当下,媒体报道服务于国家治理与观念建构的突出作用亦愈渐显明。对此,国家应全方位注重各类史实的采集与辨析,并以智库建设的高瞻远瞩创新包括媒体报道在内的边疆话语及其表达机制,以抢占我国事实性边疆的先声权。     

《异而同 同而异——王岱舆对儒学的一种理解》出版

正由宁夏社会科学院金贵助理研究员著的《异而同同而异——王岱舆对儒学的一种理解》一书,2013年11月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汉文译著活动的代表人王岱舆为研究对象,从其所涉及的微观的命题、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出发,从批判、认同和借用三个方面探讨了王岱舆与儒学的关系,以及蕴含在其中的文     

以儒释伊和以伊释儒的有机结合——对王岱舆以儒诠经思想的一种理解

以儒释伊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用了宋儒的语词和概念;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这些语词和概念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三是这些语词、概念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使伊斯兰教哲学被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以伊释儒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其所借用的儒学概念范畴的思想内涵进行改造;二是这种改造基于伊儒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儒学本身存在的问题;三是这种改造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对伊斯兰教的立场坚定不移,对伊儒思想的异同严格区分,对儒学面对的问题适度同情,对儒学的整体思想全面观照,则是王岱舆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的方法。     

当游玩变成一种消费机器——中国消费社会形式变迁的旅游人类学研究

展示了当前中国人主流旅游形式--组团游或跟团游--在发展的名义下如何麦当劳化:游客被绑到一架巨大的消费机器上,利润、可预见性、效率是该系统的核心目标.在旅游活动中,游客的游玩被严重地产业化、商业化了,旅游在社会世界的意义也被边缘化了.     

人以为秽而彼则不啻珍错——中国西南地区一种“异味”食品的社会生活

“羊瘪汤”是流行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异味”食品。有关该食品的历史记载说明该食品在其上千年的历史传承过程中,因其所承受的“污名”而成为地方社会与族群寻求认同与社会整合的工具,而在全球化时代,这一食品也被改造成为振兴民族文化与旅游消费的重要对象。     

中国"多地区连续进化说"是一种民族主义话语吗?——与西方人文学者沙伯力和舒喜乐的一个对话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家认为,中国古人类学的"多地区连续进化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研究,目的在于虚构和想象中华民族的久远历史与当下认同,以致于沦为一种民族-国家建构的官方工具,从而达成对其"去客观化"和"去科学化"的目的.本文对其产生与发展的脉络简要考察后发现,这一学说完全建立在现有出土化石基础上,而且是中外数代古人类学家百年努力的结果.文章最后指出,认为"多地区连续进化说"含有民族主义话语实际上是一种西方对东方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