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狱花》与《黄绣球》中的新女性形象看晚清时期的女性意识

《女狱花》《黄绣球》是晚清新女性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对女性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塑造了许平权、黄绣球等令人耳目一新的女豪杰形象,蕴涵着很高的审美价值,表现了晚清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女性意识与思想观念的崭新变化。新女性形象及其意识的出现,是一定的文学传统、文化背景及其民族心理的积淀和启迪,也是作家思想观念与创作动机的集中表现。     

论《淮南子》对老庄道家镜喻的承续与转化

《淮南子》对老庄道家之镜喻的承续表现为：以《俶真训》之“镜太清者”继承《老子》之“涤除玄鉴”,阐述主体以明镜般的心灵观照道体在内心的呈现,此为反观自照之法;以《原道训》之“镜与形接”继承《庄子》之“用心若镜”,阐述主体以明镜般的心灵观照外物并对天下治理产生实际影响,此为外观照物之法。《淮南子》对老庄道家之镜喻的转化表现为：将黄老思想注入老庄道家的镜喻中,使“镜太清者”和“镜与形接”成为王者涵容天下之术,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吾人既应注意厘清《老子》《庄子》《淮南子》之镜喻间的差异,也应统观道家镜喻源流史,道家镜喻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     

闺塾师的创意——《笔生花》的隐秘诉求及其在女作家弹词链条中的地位

从陈端生的《再生缘》到侯芝的《金闺杰》、《再造天》，再到邱心如的《笔生花》，清代女作家弹词形成了一个阅读、批评与创作相交织的链条，后一部作品是对前一部作品的回应和再创造。《再生缘》的“颠倒阴阳”引起了包括侯芝在内的闺秀才女的非议，而邱心如在继承《再生缘》“为女子张目”主题的前提下，对故事的框架和具体细节都作了一些巧妙的设置，既隐秘地表达了她的诉求，又使文中的叛逆性始终包含在温情的道德氛围中，体现出她作为闰塾师的创意。     

论《鸳鸯镜传奇》

论述了《鸳鸯镜传奇》剧本刊行于世的经过,指出该剧本继承了中国戏剧爱憎强烈、善恶分明的优秀传统,客观反映了晚明政治现实;表现了作者欲以此提供历史借鉴,表彰忠孝节义,提倡名教的正统思想;同时还指出作品以因果报应惩恶除奸,而又刻意回避民族矛盾,是其时代局限。全剧说教太多,缺乏应有的戏剧冲突,人物形象苍白单薄,艺术上平庸,是为文人案头作品,反映出传奇创作在乾隆时期的衰惫与没落。     

从《鸟·兽·花》看劳伦斯诗歌中的生态意识

劳伦斯对现代文明的基本态度决定了他的生态观念以及生态文学作品的创作。《鸟·兽·花》是一个重要的生态文本,其展示的不仅仅是“生物圈”的生态,更注重的是通过抒写“生物圈”来思考“精神圈”的生态失衡问题。《鸟·兽·花》的创作,不仅开拓了文学的表现空间,更展现出生态诗人通过文学的力量拯救人的灵魂的精神品质。     

论《花间集》中“花”意象的成因

“花”意象,在“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中频频出现,多达300余处。18位花间词人不约而同地大量捕捉“花”意象进入创作,使其成为传递人物情意的媒介,从单纯的自然物象上升到意蕴丰富的艺术意象。这一现象的背后潜藏着深层的根源和意蕴:中国文学传统、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风气的喜尚、中国文人的传统心理以及花间词本身的审美特质。     

《女狱花》与近代日本佛教东来

1904年问世的《女狱花》,历来被视为晚清讲女权、兴女学的重要小说。学界此前对作者王妙如知之甚少,更未考查深度参与《女狱花》文本生成的罗景仁。罗景仁为王妙如之夫,曾就读于日本东本愿寺创办的杭州日文学堂。该学堂新学氛围浓厚,也是日本净土真宗在华传教的渗透枢纽之一。据此,《女狱花》中的新学知识与佛教细节得以双双“解码”。王妙如的女权思想源自佛教“众生平等、无二差别”的平等观,在实践层面秉持大乘佛教的“菩萨道”精神,同时融入日本佛教传统中的救国理念与兴学特色。在近代东亚佛教格局的冲突与重构中,不仅能揭橥晚清女性的艰难探索与跋涉,更能抉发日本佛教对近代中国思想影响的一脉潜流。     

自我表达、现实介入与文本的历史性——郭沫若《棠棣之花》创作过程考论

从1920年的“诗剧”到1941年的“史剧”,《棠棣之花》从一部“半成品”到最后定型公演的漫长过程,贯穿了郭沫若“五四”和抗战时期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活动阶段,见证了他从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成长。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作品的补充、调整和修改等,实际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不存在文学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和政治性的宣传剧之间的对立。梳理《棠棣之花》从“诗剧”到“史剧”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自我与历史的对话中不断展开个人生命活力的过程,也有助于打破通行观念,深化对现代文学历史特性的认识。     

重复与抄袭——再谈《笨花 》兼对宋菲、庞秀慧批评的回复

在文学创作中，“重复”有正、负之分。“正的重复”是一种有意义的修辞手段，是形成作家创作风格的重要原因；“负的重复”是一种无意义的机械复制，是工业时代文化大生产的低劣方式。铁凝在作品中一再重复的乡土经验、对河北农村风俗民情的描绘、纯朴厚重的审美风格，是“正的重复”，但她在《笨花》中对《棉花垛》的照搬照抄则是“负的重复”。     

青春版《牡丹亭》“花意象”的艺术功能

青春版《牡丹亭》在原著的基础上成功地发掘和创新“花意象”群，在人物塑造上以“花”装点人物外形，更以“花”描摹人物内心；在剧情建构上，该剧将“花”渗透到情节主线，使重要关目之间形成勾连和呼应；在舞台上该剧以“花”表现语言的诗性美，并营造空灵、绚烂的舞台情境。总之，青春版《牡丹亭》通过“花意象”建构了一个丽花幽情的青春世界。     

《一捧雪》秦腔改本的通俗化演变

《一捧雪》秦腔改本是清中期以来戏曲花雅之争中花部诸腔逐渐压倒雅部昆曲背景下的产物。它的故事模式来源于李玉的传奇《一捧雪》,在内容情节基本遵依原本的情况下，为适应舞台演出和迎合观众审美趣味，《一捧雪》秦腔改本在剧本结构、主题思想、语言艺术三个方面对传奇原本进行了通俗化改编，实现了向戏曲本质的皈依，成为传唱至今的优秀传统剧目。以《一捧雪》秦腔改本为研究对象，对考察清中期以后戏曲雅俗嬗变、戏曲走向以及花部诸腔的戏曲史地位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小说史上的“柯尔律治之花”

博尔赫斯通过分析西方的小说作品,总结出柯尔律治之花这一文学传统。类似的传统在中国小说史上也赫然存在,从班固的《汉武故事》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于玉》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绵绵不绝终至发扬光大。仙桃核、樱桃核、金钏、宝玉、仙药、青鸟等,都是中国小说史中屡见不鲜的灼灼红花。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明了中国文学大背景上的小传统,有助于透视中国作家代代相传、薪火永继的精神血脉。     

《红楼梦》中的花意象与众女儿形象

《红楼梦》是一部诗化的、意象化的小说,而在众多的意象中,花意象无疑是最具核心意义的审美意象。花的意象在诗化众女儿生活、深化众女儿性格及预示众女儿悲剧命运三方面,在塑造众女儿形象时显示出其神奇的魅力。     

论王妙如《女狱花》中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女狱花>是晚清小说界具有女权意识的代表作之一,其中沙雪梅、许平权等形象不仅揭示了当时女子的不幸与痛苦生活,而且表现了王妙如对妇女解放的独特主张,反映了晚清女性观的新交和先进女性的精神追求,寄托了作者对女性及两性关系的理想.它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意义.     

星光叹蝶影 彩纸挽花魂——论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中的三个隐喻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极花》将关注的焦点投注到了被拐妇女的身上。书中将寻星、剪纸和极花三者作为关键的隐喻载体,浓淡有致地描摹了被拐女性希望的破灭、命运的失控与灵魂的无着,把种种细碎如沙的情节勾连得凝如磐石、浑然天成,再次为构建以底层悲悯与现实观照为特征的贾平凹式乡土小说提供了鲜活的文本范例。     

被冷落与疏离的启蒙现代性——重评铁凝的《笨花》

《笨花》在回望乡土历史时出现疏离和冷落启蒙现代性现象,呈现出价值层面的革命理性认同、思维层面的对抗性消解及艺术层面的本土性回归等.这既与作者早年所受的革命理想教育及父系家族精神资源的启动有关,也是作者的乡土情感及其去主体性的思维价值设定所决定的,因而给其创作带来了一些审美遗憾.     

焦山摩崖石刻成因与源流初探

著名摩崖石刻《瘗鹤铭》是焦山摩崖的滥觞之作,后世寻访《瘗鹤铭》的摩崖石刻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瘗鹤铭》,也就没有今天的焦山摩崖。《瘗鹤铭》对唐、宋、明、清相关的书法石刻源流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焦山寺僧为摩崖石刻的发展兴盛作出了贡献。     

论陈烺传奇的语言特色——以陈烺的戏曲评点为中心

陈烺是清中叶福建地区一位较为活跃的戏曲家,他不仅创作了《紫霞巾传奇》《花月痕传奇》两部传奇,而且通过对两剧的评点展现其传奇语言创作中善用文法填词构句、巧妙化用诗词和典故、人物语言本色当行等方面的特色,为戏曲作者的语言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关于《鹤槎年谱》的探析

《鹤槎年谱》为晚清官员崇厚的个人年谱。该年谱可以为研究晚清官场、崇厚本人及《里瓦几亚条约》等提供重要的史料,具有不可小觑的史料价值。     

李清照《醉花阴》词的含蓄美在英译中的传达

李清照的《醉花阴》词委婉含蓄,余味无穷。词中含蓄手法的运用,为该词的对外译介带来很大的困难。在对《醉花阴》的欣赏和对外译介过程中,应该对词中含蓄手法的运用和含蓄美的文化基因给予充分的重视,尽可能准确传达原作的美学特征和深刻内涵,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