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этнос(民族)理论中的几个术语

随着一些西方学说被介绍到中国,有关“族群”(ethnic group)及其相关理论已成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学术界却忽视了与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术语“族群”、“族群性”等同出一源的俄语术语。本文在对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术语этнос、этничность和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与相应的英语术语ethnos、ethnicity和ethnic group进行源流、释义对比分析后指出,双方学术观点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对этничность(ethnicity)的理解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个术语指“民族(或族群)的性质和特点”。差异之处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表示民族(或族群)实体的术语不同,俄罗斯学者用этнос,西方学者用ethnic group;(2)俄语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特指民族的亚体或部分少数民族,而英语的ethnic group已由原来仅指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人集团和亚集团,扩展到泛指社会上因文化或血统关系而具有明显不同意识的所有集团,甚至包括一国之内占人口多数的民族集团。     

史禄国民族(этнос)理论在俄罗斯民族学发展中的境遇

史禄国是俄罗斯著名民族学家,由其所奠基的民族(этнос)理论在俄罗斯/苏联民族学界影响深远,然而长期以来,史氏在民族(этнос)理论发展中的贡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意在沿流溯源,探讨史氏民族(энос)理论的本末。通过回顾民族(этнос)理论在俄罗斯的生命史,阐发史氏民族(этнос)理论的特征,论述其承前启后的调和作用。本文还介绍当代俄罗斯学界对史氏思想的继承,从而还原史氏民族(этнос)理论在俄罗斯民族学理论史中的连续性。     

前苏联-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этнос)(下)

在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中 ,以“民族” (этнос)概念为核心且涵盖各种“族类共同体”的分类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对这套理论虽然存在着诸多质疑 ,甚至否定性的批判 ,但是其影响依然很大。中国民族学界对这套理论的研究不够 ,特别是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传入后 ,对前苏联的“民族” (этнос)概念及其理论更是绝少问津。在西方“族群” (eth nicgroup)概念和“族群性” (ethnicity)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势下 ,重视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和当代俄罗斯民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讨论 ,是发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不可忽视的工作。     

前苏联-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этнос)(上)

在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中 ,以“民族” (этнос)概念为核心且涵盖各种“族类共同体”的分类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对这套理论虽然存在着诸多质疑 ,甚至否定性的批判 ,但是其影响依然很大。中国民族学界对这套理论的研究不够 ,特别是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传入后 ,对前苏联的“民族” (этнос)概念及其理论更是绝少问津。在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和“族群性” (ethnicity)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势下 ,重视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和当代俄罗斯民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讨论 ,是发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不可忽视的工作     

民族的人口整合功能及其影响

“民族”概念作为描述工具和分析工具,随着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影响扩大而被广泛使用后,人类演进中结成的各种稳定人群共同体皆以“民族”来称谓。人是社会性动物,天生就有聚族的本性,民族只是人类聚族本性的结果和形式。然而,个体的人被联结成为民族共同体,是经由一系列聚民为族的机制实现的。民族具有将人口个体整合为整体的机制和功能。这样一种具有底层逻辑意义的人口整合功能,经由国家民族、文化民族两种基本的民族类型而分别加以体现。两种民族的人口整合功能存在着质的区别,但又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进而对人口个体、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形态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民族研究必须关注这一重要的内部机制,探讨其形式和功能,进而构建关于民族的内部性叙事。     

再论仫佬族族称、族源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南方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民族之一的仫佬族族称、族源和民族关系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本文从历史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学科角度重新论证和探讨上述问题,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史禄国民族（ethnos）理论的构建与修正

史禄国提出的民族共同体与涂尔干学派强调的社会同样是值得学者关注的集体表象形式。史氏起初试图以人口密度、土地、文化关系构建民族（ethnos）理论,后期则逐渐放弃量化路径,转而从“丛体”概念出发,结合西方从共同体到国家的演变框架与满-通古斯田野材料发展出历史-民族志方法论。史氏立足于中国经验并在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对话中,揭示出北方通古斯氏族制度的自然状态以及社会与文化从自由迁徙到进入地缘政治后社会组织与民族志丛体变迁的历史过程与客观机制,并从传播论的角度揭示出文化及其载体自下而上层层推进的进程。此后这一理论被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所继承,成为探索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重要理论工具。     

民族院校民族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对策论

民族院校的民族学研究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也存在其不足。提高民族学研究的质量水平,可采取以下对策:第一,推进大民族学的建设,带动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第二,创新民族学的研究组织模式;第三,创新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管理机制。     

达斡尔族人口城市化及其对民族发展的影响

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于人口迁移、自然增长和地方改建城镇制的原因,达斡尔族城市人口及其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增长较快,达斡尔族城市人口比例在全国各民族中的排序为第六位。达斡尔族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是民族素质提高的表现,也为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和文化多样性作出了贡献,对于达斡尔族进一步提高文化教育水平,提高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发挥聪明才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城市化对于人口比较少的达斡尔族来说,加剧了人口的分散,也出现了保留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的困境。     

民族的血缘性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演化

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谈民族无论如何是和血缘分不开的.中国人有认祖归宗的传统,实质上就是一种血缘认同.基于此,我们对民族概念的界定,也应该从实际出发,回归到中国社会一般理解和运用的那种含义,而不必去跟随外来话语莫衷一是.民族具有血缘性,除了一部分真实之外,更大部分是出于认同需要的“血缘拟制”.民族过程的基本倾向之一是民族的血缘性不断下降,而反映这种变化的直观表现就是族际通婚.改革开放是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为深刻的时期,也是中国各民族的血缘性得到最为深刻改造的时期.无论是对照以往的调查资料还是经验观察,都可知当前我国族际婚姻的数量在增多,范围在扩大.族际通婚的增加淡化了各民族自身的血缘性,却增添了各民族之间血缘的联通性.各民族通过族际通婚将自己的血缘扩散到其他民族的过程,也就是中华各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得到更为巩固的过程.     

论北方民族族称的变化及其意义

本文通过对族称的起源、族称内涵的变化的分析,探究北方民族从民族到国家的过程,并通过对满洲族称、国名出现及其变化的研究,探讨了民族国家进化的一般规律.     

论谷苞的民族研究：从社会类型比较到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解释

文章以谷苞先生在学术生涯早期参与的魁阁研究为起点,追踪其学术研究的流变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讨论其西北民族研究的问题意识、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内在理路。谷先生的民族研究在继承魁阁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术方法的同时又对其扬弃,形成了一种综合社会调查、经济类型学与文化史研究的民族学。这一风格的民族学基于谷先生之西北民族研究经验与中国民族学的整体观照发展而来,并在其对多民族统一之中国的阐释中得到集中体现。谷先生的民族学对于理解西北民族研究与中国民族学的历史和现状仍有价值。     

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

英文ethnic是希腊语ethnos拉丁化的形容词形式 ,对应中文的直译可理解为“族”或“族的” ,属于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应用范畴。该词在英文中没有形成名词形式 ,在与group连用后形成了复合名词ethnicgroup形式。在 2 0世纪 6 0年代中期以后 ,ethnicgroup一词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流行开来 ,用以分析这些国家基于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等要素基础上的“认同群体”。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 ,ethnicgroup这一术语在世界范围流行开来 ,在引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时 ,中文翻译为“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和“族群”等 ,其中以“族群”最为通行。但是 ,学界在研究和应用这一术语时 ,缺乏对ethnos及其派生的ethnic和ethnicgroup源流的关注。本文就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早期 (2 0世纪 70年代以前 )的含义演变和应用情况做一梳理 ,并指出了这一术语的流行属于西方国家“族类政治化”裂变的产物及其表现出的“后现代”话语的特点 ,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社会背景作一铺垫     

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特点及其对广西民族工作的指导意义

本文论述了邓小平民族理论求实性、系统性。突破性、发展性的特点及其对广西民族工作的指导意义。     

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

对待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多学者都言必称“民族—国家”理论。对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国家和民族之间包括三种具体关系：民族与民族（民族—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国家—民族）的关系。就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言,在探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中,我们需要找回“国家”,并在民族理论中给予“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位置。我们认为,在“国家—民族”自上而下关系框架下,国家的角色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则是从属于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     

族群理论的流变及其与民族理论的关系

人类学(Anthropology)/民族学(Ethnology)传统上的核心概念是“文化(culture)”,其学术传统与我国1949年以来的以“民族”为核心概念的“民族研究”有较大的区别。人类学中的族群理论(theories of Ethnicity)虽非人类学传统的、核心的研究领域,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与我国的民族理论有互相参照的意义。本文在回顾族群理论诸流派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不同流派之间承袭与补充的关系;并论述指出,西方的“族群理论”与我国的“民族理论”分别代表主位和客位两种不同的视角、分别强调主观和客观两种不同的立场。     

邓小平民族理论独特的实践性及其深远意义

邓小平艰难曲折而丰富多彩的７０多年的伟大革命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广博而坚实的基础。革命战争年代几次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大西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成功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问题,使邓小平的民族理论根源深厚、丰富完整,具有深远的意义。     

共生互补：构建和谐的散杂居民族地区——访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许宪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各民族散居化日趋明显,散杂居民族关系也面临着新形势和新问题。针对当前散杂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现状、特点、发展规律、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怎样解剖多民族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的多层内涵和多维侧面？如何通过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的反思,正确面对和处理好散杂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     

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比较——“民族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之二

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主要都是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但却有着较大区别。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苏联/俄罗斯的ethno-ecology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相关,而并不像美国的ethno-ecology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