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判决前“罚金已缴纳”的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针对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预交罚金”问题,认为其仅是一种变通的刑罚执行方式,“预交罚金”的性质实际上是罚金刑执行的保证金,与罚金的法律性质不同,根据罪刑法定这一刑法基本原则,此种变通不能突破现有的刑法框架,因此在法律适用上不能也不应拒绝作为罚金刑法律依据的刑法第52条、第53条等条款的适用.     

论罪刑相适应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新刑法典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犯罪与刑罚之间应保持内在的、均衡的对应关系，即有罪必罚，罚当其罪。罪刑相适应各种理论学说针锋相对的根源，在于它们出发点与侧重点的不同，在于“报应”观与“功利”观的冲突。犯罪与刑罚相均衡、相对称，始终是刑事立法与司法的最高追求与理想模式，而罪刑相适应之“罪”与“刑”的应有之义，却有再研讨的必要     

数罪并罚之限制加重原则的适用及立法完善

数罪并罚使用的限制加重原则 ,是指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 ,然后以其中最重的刑罚为基础 ,再加重一定程度的刑罚 ,作为应执行的刑罚。或者是在数罪中最高刑期以上 ,数刑相加的总和刑期以下酌情决定执行的刑罚 ,但最高刑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限度。限制加重原则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所以尚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但刑法第 6 9条的规定显然采用了这一原则。这一原则的适用 ,克服了吸收原则和并科原则的弊端 ,对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立法的不完善 ,学术研究的混乱。使得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件的处理往往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立法…     

刑罚目的的应然选择：新功利刑论

刑罚的目的在于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刑罚的目的借助于刑罚的三个基本要素——刑的对象、刑种与刑量得以展现;报应刑论无法确定刑种与刑量,目的刑论难以确定刑的对象与刑种,新的功利刑论暗含了刑法的不得已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不仅明确了刑的对象,也把握了刑罚适用的标尺,能同时满足刑罚的三个要素,并充分发挥保障人权的效用。     

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刑罚配置的完善

对照外国的反恐刑事立法经验,我国刑法第120条关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的规定在刑罚配备方面需进一步改进：一是微调该罪的＂分类配刑模式＂,更好地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二是在从减轻与从加重情节方面增加刑罚配备的多维性,使我国的刑法规定得到进一步完善。     

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即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三者之间要保持内在的、对应的均衡关系。罪责刑相适应的理论学说存在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类,前者可以再细分为康德的等量报应论和黑格尔的等质报应论,后者也存在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之分。两者侧重点的不同导致各有缺陷和不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罪”、“责”、“刑”均有再定义的必要性,犯罪与刑事责任相适应、刑事责任与刑罚相适应,但是三者之间并非两两适应。罪责刑相适应在刑事立法上得以较充分体现,但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同种漏罪不应数罪并罚

我国《刑法》第七十条规定的罪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发现漏罪后的处理办法是数罪并罚 ,但这一规定并不科学。对于发现的漏罪和原判之罪属同种罪时 ,则不应如此处理。如果对于同种漏罪适用数罪并罚 ,不仅违背了数罪并罚这一原则产生的法理含义 ,也会造成或者放纵犯罪或者违法判决的不当结果。因此 ,应当从立法上对其进行完善     

贪污贿赂罪设置死刑的刑罚价值解析

我国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将其最高刑配置为死刑。这是对死刑制度的一种扩张,它偏离了刑罚原则,减损了刑罚功能,模糊了刑罚目的,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限制贪污贿赂罪死刑配置符合我国刑事制度发展的要求。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立体构思

罪刑相适应原则已被明确载入我国刑法典中,成为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文旨在全面论证罪刑相适应原则,使其更为全面和完善。该文充实并发展了罪刑相适应的内容,在报应刑理论中溶入教育刑、目的刑,使罪刑相适应原则自始至终贯彻于立法、司法（定罪、量刑、行刑）之中     

发现漏罪或犯新罪后原减刑裁定效力之检视

罪犯服刑期间,做出减刑裁定后,又发现漏罪或犯新罪的,原减刑裁定是否继续有效引发了学界论争与司法实践分歧,相关司法解释对此经历了从完全否定到分情形细化认可的演变。文章通过梳理与检讨学界学说,并检索近年来引用相关司法解释的案例,发现司法实践的处理情况为严格依司法解释部分否定原减刑裁定效力；之后从罪刑法定原则、刑事裁判既判力、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肯定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角度对原减刑裁定效力进行分析,进一步得出原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效力不应受漏罪、新罪影响而失效,削减刑期的减刑裁定不应受漏罪及过失新罪影响而失效,应根据罪犯故意犯的新罪轻重决定是否使其失效的结论。     

论刑罚个别化之法律地位

结合我国目前在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对刑罚个别化的探索,将刑罚个别化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关系予以辨析,认为刑罚个别化与刑法的其他原则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独立。并进一步论证将刑罚个别化独立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本文还对刑罚个别化的一些消极方面提出反思和规避建议。     

论我国的死缓制度

死缓制度是我国所独创的刑罚执行制度,其设立是我们党和国家坚持“少杀慎杀”政策的具体体现．是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具体落实。但我国死缓制度还存在立法技术上的缺陷和不足,需要加以完善。     

罪刑不相适应——论我国贪污罪的危害与惩罚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刑罚设置合理,刑罚适用恰当,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在我国,贪污罪的犯罪性质恶劣,危害性极大,而在实践中对其惩罚却较轻,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是违背的.应当完善贪污罪刑罚立法,并严格刑罚适用,真正做到罪刑相适应.     

刑法基本原则新论

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非经法定程序不受起诉、逮捕和监禁,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与罪行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典第一次直接规定的基本原则,它标志着我国刑法向现代刑、民主刑和科学刑方向迈出坚实的一大步     

中华法系罪刑相适应原则探源——试论西周中刑原则

西周时期在"明德慎罚"思想的指导下,确立了中刑、中罚原则,主张在刑罚运行中坚持罪刑相适应.其主要体现在,它规定了自首从轻、疑罪从赦、宽恤刑罚的处罚原则,区分了故意与非故意、偶犯与惯犯(初犯与再犯),将犯罪动机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中刑、中罚原则的"中"指轻重适中,恰到好处,反映了"明德慎罚"思想在西周不同时期的发展与变化,是对周初轻刑思想的修正,开创了中华法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先河,是日后诸多刑法适用原则的源头,从中也能体察到现代刑法理论的踪迹,对考察中国古代刑法史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并科罚金刑的立法缺陷及改进

并科的罚金刑是我国罚金刑主要的适用方式。基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为实现并科的罚金刑之功能,罚金刑的适用方式需要立法上的合理建构,罚金刑的数额也需要立法上的合理设置。此外,对于单位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并科罚金刑也应当在立法上进行修改。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刑罚的公正。     

论罪刑相适应之立法构建

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首先应贯彻到刑法立法之中,在刑法立法环节就要实现犯罪与刑罚的均衡搭配即构建罪刑相适应,因为立法中的罪刑相适应是司法中的罪刑相适应的前提和大致框定.构建标准和构建方法是罪刑相适应立法构建的两个基本问题,而此两个问题应从犯罪的质量差别性和刑罚与犯罪的对应性中去寻求解答.罪刑相适应的立法构建标准应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其立法构建方法应是基序对应法.     

基于单列后果说的违法所得刑事追缴研究

当前刑法理论上关于追缴违法所得的刑罚说、保安处分说、刑罚与保安处分混合说等具有较大不足,刑罚说难以解决不法取得所得与刑罚依赖定罪的矛盾,保安处分说无法解决对人身危险的处分与违法所得属于物的矛盾,混合说实质上属于刑罚说.有关境外立法形成的英国"民刑复合型"理念与制度以及德国的"三元并存型"理念与制度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改对刑法形成了倒逼效应.对违法所得的刑事追缴应当确定为刑事单列后果,不以定罪为前提,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均衡原则.应适时修改刑法,将追缴违法所得与其他刑事处罚措施明确区分,对腐败犯罪违法所得的追缴可以试行更长的追诉时效.     

论我国刑事司法中累犯认定的误区

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关于累犯的认定及处罚,至少存在两个较大误区:第一,违反刑法规定,逆向操作;第二,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有利被告原则,对轻刑事犯罪以构成累犯为由从重处罚。刑罚的惩罚性是基于“恶有恶报”的天然正当性,然而“恶报”亦应有度,预防犯罪更是刑罚的终极目的。擅自逾越刑法规定轻罪重罚,在加大了刑罚成本的同时也为犯罪预防带来消极影响。     

刑事责任与人权保障——以中外刑事责任理论的比较为视角

在刑法意义上,刑事责任理论应成为犯罪人人权保障的担纲者。在我国现行刑事责任理论体系中,人身危险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与社会危害性相结合共同构筑了我国刑事责任的全部内涵。相应地,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亦被改造而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不但有悖刑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也不符合罪与刑的逻辑连接,不能充分体现现代法治国家的精神伦理和人权保障。对此,改造的关键在于将责任评价和刑罚量定作为两个独立的阶段予以分离,把人身危险性因素从传统责任体系内予以析出,而仅在量定刑罚时将其作为预防因素,结合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之需要来缓和或消解责任所决定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