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德学说及其对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启迪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先驱塔尔德提出“模仿律”“单子论”两大理论，成为拉图尔、德勒兹等学者相关理论的基础，并间接影响了卡斯特罗，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理论发展。文章通过回顾塔尔德学说的核心脉络，指出塔尔德学说避免了结构主义的封闭，以动态视角取代静态视角，关注社会不同层次的能动性，主张社会与自然的一致性，强调重复即差异，为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提供理论支撑，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文化相对论与法律的多样形态——梅丽的法人类学思想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律人类学文化相对论者一直在努力重新审视法律。梅丽主张以实用主义态度走出概念争论的泥淖，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法律多样形态的踪迹，将历史视角引入当代法律研究，以深化对规范体系之间的关系和层次的认识。其法律人类学思想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路径内在相通，可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化差异和跨文化法律实践提供借鉴，也对我国法律人类学研究在思想、视角、方法、议题、研究内容和理论方向上有借鉴意义。     

试论表述危机之后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

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产生自对表述危机的批评，这种转向从哲学层面上看，是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即在认识论层面不存在不可互译的概念图式或语言，但在“实体”或“本体论”层面会有差异性。这一脉络沿着格尔茨解释人类和戴维森哲学对表述危机的批评，最终走向反表征主义的本体论。从人类学研究看，是民族志形态的转变，这种说法包括从研究者转向研究对象及研究区域形态，走向地志学研究。这一脉络沿着实验民族志对表述危机的反应，最终走向重视“实体”的本体论。本体论贯穿了研究对象到研究者文本到对象的过程，以情境化理解的手段实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认识。     

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历史及现状进行了粗略分析与梳理,认为注重田野调查、进一步挖掘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资源,注重法律文化“一体”与“多元”并重是今后法律人类学关注的重点.     

文本反思与表述建构：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演进脉络与文学实践研究之可能

“文本”和“表述”作为文学人类学理论创新的“元话语”，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演进脉络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进一步寻求理论创新必须认真总结的概念前提。在此基础上，把实践理论引入文学研究，使文学研究进入文学实践研究的领域，首先意味着一种现代性自我指涉的纯文学观及其封闭性被打破。文学实践研究就是要把一个抽象的文学概念还原为生动具体的实践行为，在具体而微的实践场域中分析文学被制作、被经验、被传递乃至被定义、被改写的具体情形，归根结底，就是要对文学的实践性和实践的文学性作出把握。     

站在家门口的田野放歌——评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及其理论和方法》

《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及其理论和方法》是一部立足全球视野,以“中国经验”、“中国实践”为探索路径,对“音乐人类学”进行中国化重新解读的重要著作。该书从领域规范、地域文化、学理立场、学术规范、研究模式五个层面进行有机性、结构性的思考,从西方学理反观中国音乐,提出“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殊途同归”的核心观点。该书以音乐为载体研究人类学,总结和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及其经验,企图为我国该学科在21世纪的发展提供建设性构想。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

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展开的研究存在政策解读多、逻辑推导多和宏大叙事多这“三多”特点。相应的，事实调查、个案积累和深入分析这类经验研究则显得相当的不足。当下，推进经验研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之急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之必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推进民族学/人类学的经验研究是必要的，是可能的，也是大有可为的。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也要求民族学/人类学走出旧有的学术范式的桎梏，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在研究视角、研究思维以及学科定位等方面作出转换，从初民社会范式转向复杂社会范式，从原始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从实体性思维走向关系性思维。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要作出一些调整，走出封闭的田野，在多民族社会中开展跨界比较研究，辩证地看待民族间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以适应新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工作的需要。     

儒家经典的人类学研究与反思——以《周礼》研究为中心

人类学根植于古希腊经典,而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实践也与经典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密切相关.百年研究实践表明,关注并深入经典是人类学本土化实践的重要方向之一.在当今反思、重建文化传统与解决民族融合、生态危机特别是人际生态等重大国策问题面前,中国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作为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无疑是人类学本土化实践必须关注的“文本田野”.儒家经典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方法四重证据法及其间性互补调和了证据真实与理解真实间的紧张关系,是人文社科研究中相对科学又具操作性的研究方法.然而实际操作中诸如物象叙事在何种程度上足以替代文字叙事,人类学和考古学对无文字社会的文化重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有文字社会,物证与书证矛盾时该如何权衡辨识等问题值得所有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经典者深思.     

人类学本体论:从文化、社会到人性、主观--主体观照--人类学本体研究之一

本文通过讨论人类学由社会文化本体到人性本体的研究转向,民族志诗学和政治性所包涵的建构的真实与表述的解构,以及中国“不浪费”的人类学对人类学诗学的实践,阐释了作者关于人类学应基于人性观照的人本研究的主张。     

中国西南人类学论坛举行

西南人类学不仅以广袤的西南边疆地区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为研究对象,同时拥有基于地域特色的理论建树和方法论的探讨,既立足于本土实践场域,又呈现出中/西东南亚学术与地缘对话的特色。2013年6月29至30日,由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西南人类学论坛”在重庆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为“新时期”、“新概念”、“新命题”。     

从渔业社区到海权问题:国外海洋人类学研究述评

海洋人类学对渔业社区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结构等问题有着传统的学科关照.然而,在全球化脉络和现代化进程之下,海洋生态、海洋社会以及人海关系被置于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并呈现出愈加复杂的趋向.通过系统梳理西方海洋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海洋人类学研究正在发生从“渔业社区”到以产权和管辖权为核心的“海权问题”的话题转向.     

“村民日志”的实验民族志意蕴再审思

在“写文化”思潮影响下,“村民日志”是中国人类学界较早出现的一类实验民族志文体。“村民日志”让研究对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研究对象发出的声音并未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这成为困扰中国人类学界的一个理论问题。马库斯新近倡导的合作人类学理念传入中国后,又有学者从合作人类学视角审视了“村民日志”,对“村民日志”实践合作人类学理念寄予了希望。对“村民日志”的文体规范及其局限性展开分析后认为,“村民日志”的文本内容具有琐碎式叙述的特点,影响到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将具有类似文体特征的“村民日志”与《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放在一起比较后指出,研究对象的声音要能够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需要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展开精诚合作。这种合作也体现了人类学民族志撰写的折衷主义,民族志研究要兼顾民族志的本体论和知识论功能。     

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的新实践

自人类学在中国恢复学科建设以来,“本土化”问题一直是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时间中,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有了新的实践,在人类学中国学派的思考、理论的探索、应用的扩展、研究区域深化等方面都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成果.但与此同时,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依然面临着学科地位、学科教育、社会功用、研究从业人员等方面的困境.     

从"Representation"看人类学"表述危机"

本文通过对于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representation”的梳理,探讨了其在人类学不同阶段理论背景下的不同内涵以及在人类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意义,透过“representation”反映出人类学理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下人类学“表述危机”的理论论争的根源和问题的实质。     

法律的民族志写作与文化批评——论中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

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特色和明确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这一问题,提出可以以法律的民族志写作为其工具,进行法律的文化批评,用实践化的研究风格树立其独特的交叉学科形象。     

人类学田野工作空间的想象与重释

20世纪90年代以降,人类学的空间转向使田野空间不再是民族志的开场布景,而成为人类学需要面对的知识论乃至本体论问题。文章讨论了当代人类学田野工作空间的三个问题——流动、实践与特定场景性,阐释其指向确证田野工作空间本体意义的三重反思。文章认为,这一确证也是对人类学知识本体意义的确证,有助于在田野工作热语境中突显其超越技术性方法的内涵。其中,田野工作空间的特定场景性或可成为理解田野知识生产整体进程、探寻多主体共在的可能。     

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三十年:1978～2008

相对于传统法学来说,法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而且提供了别具一格、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思考路径.本文基于对30年来我国法律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和文献梳理,结合我国法律人类学研究的现状,探讨国际法律人类学的前沿研究的结合点.本文重点关注我国法律人类学的本土化实践的进展,深入分析目前我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及研究趋势.     

论民族法学研究中的局限及可能进路——以民族习惯法为分析对象

当下中国民族习惯法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局限性,如论题选择的无命题化及参与观察方法的机械适用等。以西方法律人类学与历史法学的相关知识为基础,对中国民族习惯法研究中的固有局限性予以揭示,并提出未来中国民族习惯法研究的可能进路。中国民族习惯法学研究中面临着理论与方法上的诸多挑战,虽然西方的法律人类学与历史法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熟的经验样本,但中国民族习惯法的研究还是离不开对于中国场域实践的充分关注。     

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 ,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主要区别之一 ,也是人类学者的“成年礼”。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在 2 0世纪上半期开始由“异文化”逐渐转向“本文化” ,田野工作也随之更多地在本文化中进行 ,研究方式的转变使人类学者在进行田野工作时遇到了新的障碍与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与阐释 ,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了操作性较强的解决方案     

民族区域自治与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

本文以独特的视野来研究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作者基于“人类社会十分重视用制度来解决重要而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样一种认识，运用古今中外的许多实例，论证了中国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解决民族问题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文章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性，并进而论述了它在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中所具有的地位，指出：这一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给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重要的影响。本文努力从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国政治法律的内在逻辑联系中寻求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途径，提出应从完善制度和完善法制方面去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要建立财政、税收、资源开发，人才开发、援助等一系列具体制度；在法制方面提出了从立法、守法、执法到法制监督等方面的具体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