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王的汉赋观

西汉诸帝王的汉赋观有着浓厚的享乐主义倾向。他们都欣赏或沉醉于汉赋作品中铺张扬厉的描绘、夸张虚构的手法、恢宏阔大的气势和华美艳丽的文辞,而对于汉赋用以讽谏的结尾或者不加重视,或者全然不觉,完全是一种重审美而轻讽谏的汉赋观。这种观点不无偏颇之处,但对于汉赋发展自己的美学特色、对于文学向着更高层次的演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他们大力招揽辞赋作家,组织创作活动,甚至还有意搜集、整理、保存汉赋文献,这在客观上不仅促进了汉赋创作的繁荣,也有功于汉赋研究的兴起。     

孔子的祭祀观及其对汉代社会的影响

祭祀礼仪在孔子力图重建的礼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对祭祀有完整而系统的认识,他的祭祀观念深刻而全面,他认为祭祀要"慎"与"敬"。孔子的祭祀观继承了殷周时期祭祀理念的合理成分。在孔子的观念里面,原为祈福、禳灾的祭祀已丧失了原始的价值与意义,成为涵养个人品德及教化他人的仪式。这种祭祀观薪火相传,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形成与发展均产生了巨大作用,孔子祭祀观对汉代的祭礼及祭祀理念的巨大影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论孤山智圆的鬼神祭祀观

作为北宋天台宗山外派的代表人物,孤山智圆的鬼神观以“神明”为线索,以“迁善而远罪,拨情而反性”为终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鬼神完成“有心”“化”“佛之理不远复”三个步骤的功夫展开.智圆所言之神具有“德”与“应”两个面向,且与人之间存在着德性化的感应关系,进而智圆以此将儒学“天—人”二元结构拓展为“天—神—人”三元结构,鬼神亦从中表现为一种世俗信仰的文化符号.在祭祀观方面,智圆在批判淫祀现象的荒谬性与普遍性的基础上,将“报德”作为祭祀的现实目标,以矫正时弊.总体来看,智圆的鬼神祭祀观具有逻辑性、实用性与系统性的特点.     

明清帝王民族观和历史观的异同——从历代帝王庙帝王祭祀角度出发

坐落于北京阜成门内大街的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朝国家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立于明初,改建于明中叶,清朝则沿袭了历代帝王庙的祭祀且倾注了更多的关注。明清时,历代帝王庙入祀帝王名录的增减及相关帝王的言论,反映了明清帝王统治理念的异同,是分析和对比明清两代帝王民族观和历史观的一个剖面。同时,明清时期有关历代帝王庙的改革及相关帝王的言论,又显示了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佐证了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科学性,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叙述模式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和实物证据。     

柳田国男的学问救世思想与祖先祭祀观

作为日本民俗学创始人的柳田国男 ,主张“学问救世”,追求实证、追求真正科学的学问。其先祖观体现在一方面依恋“家”这个观念 ,另一方面不断寻找能起家族作用的替代品     

从祭祀对象的选取看梅山儒礼的价值取向

梅山儒礼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一脉相承,虽然有神秘的程式,但无论是框架、内容,还是形式,都体现出我国儒家所倡导的平等的人本精神。单从祭祀活动所选取的祭祀对象就可以解读出梅山儒礼呈现的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和谐生活、兼济天下的思想。     

北宋礼学的转向——以濮议为中心

濮议是融礼仪、礼制、礼意、礼经为一体的礼学争议问题。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其意义,可以获悉北宋儒学思想发展的新动向。司马光等人从维护皇权专制统治出发,强调"礼"具有的社会规范价值,以及对于维持尊卑等级结构的现实意义。欧阳修等人则从"礼"赖以存在的基础着手,彰显"礼"的人性本质,突出"礼"的内在精神实质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相依关系。程颐从宇宙自然秩序入手,提出"天理"是"礼"的根本所在,坚守"礼"的伦常本位,对礼学融入理学的历史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祭祀圈与村落共同体 ———以潮州所城为中心的研究

祭祀圈原本是一个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信仰研究的概念,后经学者引入用于大陆乡村社会的研究.文章以潮州所城的田野资料为基础,将祭祀圈概念与地域认同相关联,探讨所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与祭祀圈信仰组织之间的关系,描述所城祭祀圈的民间信仰仪式对村落认同的加强和巩固,以及在祭祀圈的影响下村落共同体的生产.在现代快速的社会变革下,所城的村落共同体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依靠着祭祀圈的存在而延续了下来.     

朝鲜时代书院享祀礼研究——以九大书院享祀礼为中心

朝鲜时代现存书院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所谓九大书院。通过比较九大书院的祭祀礼,考察朝鲜时代书院祭祀礼的开展过程。特别是通过分析各书院的异同点,探讨书院享祀礼的认同性的构建过程。朝鲜时代的书院将自身定位在乡校和乡祠之间,这种定位意识十分强烈。尤其是在整顿书院享祀礼的过程中,在参照乡校释奠礼的同时又特别注重繁简程度的区别。九大书院享祀礼之间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如果将这九所书院之外的书院也考虑在内,差异性会更大。然而正是这种“不同”的存在,意味着韩国的书院享祀礼不是由国家制定的,而是多样的学术共同体经过能动的考量和讨论来确定的;同时可以显示出朝鲜时代的书院享祀礼维持“大同”,也存在着“小异”。这不只是书院享祀礼的发展特征,也是朝鲜时代的书院文化发展的特征之一。     

神道设教——论古代帝王的宗教职能与祭祀文学的核心特征

传说时代的古代帝王被赋予了贯通天地鬼神的世袭神性,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绝地天通”是上古信仰领域的重大事件,标志着巫现沟通天地的本领为统治者所独占,原始普泛性的巫术文化发展为祭司文化;以天地鬼神崇拜为代表的郊祀庙享成为夏商周三代以来“国家宗教”的核心,包括天帝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及相应仪轨,而根植于血缘宗法观念之上的祖先崇拜更具有现实功利性.汉—唐国家祭祀制度受到原始巫教、谶纬神学、佛道二教的深刻影响.诗歌与乐舞为上古祀神仪式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承担着“通天地”的使命,《诗经·周颂》大部分为“史巫祝宗”之辞,为仪式用语.上古时代形成的国家祭祀形态对汉—唐国家宗教的确立与沿续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郊庙歌辞与乐舞一起服务于降神、娱神的需要.     

试论明代北直隶的地方支出——祭祀与乡饮酒礼

明朝北直隶祭祀的主要内容有文庙各坛祠春秋二祭、名宦乡贤春秋二祭、八蜡神庙春秋二祭、社稷坛春秋二祭、风云雷雨坛祭、霜降祭、邑属坛祭、清节祠祭等,是明代北直隶地方经费支出较多的一项,财源是征收的代役金。京府顺天负担更重,除以上祭祀项目,还额外有其他祭祀,由代役金和税银共同承担。明代的乡饮酒礼源自古礼,是由地方官宴请当地年高有德者于公堂,其意为敬老尊贤。明代北直隶的京府顺天和京县大兴、宛平的乡饮酒礼费用较高,其他的府县则较低,经费出自代役金。祭祀与乡饮酒礼给北直隶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论以昆曲唱词——以薛绍徽唱词观为中心

薛绍徽用昆曲唱唐宋词是逼近唐音宋调的有效手段,她提出的"无词不可唱,无词不合乐"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唱唐宋词颇具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具体到唱词,她提出的"长音使短,短音使长"的方法即是昆唱中的"依字声行腔";她认为词之唱"不在于谱",通过分析,可知其原因实在于腔;她由词唱的角度去看待词之韵脚平仄,这是注意到了音乐对歌词的重构作用.其唱词方法和观点与当今词乐专家洛地、刘崇德主张的唱词方法和观点在学理上相通.可以说用昆曲唱唐宋词是目前最好的方法之一.     

辽西走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以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北镇医巫闾山是辽西走廊上的重要标识,集镇山文化与廊道文化等多重要素于一体,是中国古代胡汉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与空间。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与中原汉族对北镇医巫闾山的共同崇祀,促进了胡汉民族的交汇融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体现了北方诸族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诠释了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这些肇兴于中国东北的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员。通过对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考察,表明辽西走廊不仅是重要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同时也是重要的“历史的文化枢纽”,兼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功能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知识生产功能。辽西走廊将在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徽州祭祀音乐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以三阳村“打秋千”祭祀音乐为例

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歙县三阳村,其民俗音乐"打秋千"在2010年被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以"打秋千"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其音乐的文化背景、音乐形态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对徽州祭祀音乐传承与保护的系列思考,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徽州民间音乐,引起人们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     

神话与仪式:先秦儒家祭祀礼的原始意蕴

"礼"从本质上讲是在神话思维影响下宗教仪式的变形再现,是尘界与灵界交流的主要方式。先秦儒家作为"礼"的继承者、倡导者和整合者,其体察的"礼"有诸多内容,其中最能表现"礼"之意涵并展现儒家之积极作用的是"祭祀礼"。祭祀礼完整展现了"礼"沟通"圣"与"俗"的意义,并通过对生命意识与死亡意识的仪式表达阐释了"礼"所蕴含的一种原始意蕴。     

祭之理的追索——朱熹的鬼神观与祭祀思想

朱熹从义理层面论述了祭祀与鬼神的关系:强调鬼神的本体论意义,重视其天地转化的功能;认为鬼神既是阴阳二气物质,也是二气相互作用、转化的功用与性质。朱熹的祭祀思想与实践引人注目,强调义理与礼制并举。     

北京地坛与社稷坛祭祀对象之辨——略述地祗神与社稷神各历史时期发展演变

土地崇拜现象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鲜明特征之一.追溯先民对土地神崇拜以及设坛祭祀地祇神和社稷神求取庇护的渊源,并以时间为线索,对从周代至清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地祇神与社稷神的性质、功能以及相互间演变、交织关系进行阐述,指出不同时期地坛与社稷坛二者祭祀对象的区别所在,并分析京城出现"北郊祭地"、"国中祀社"的缘由.     

论文学雅俗观——以宋代文学为中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雅俗既是道德裁量的价值标准,又是文学批评的审美范畴。雅与俗分别对应着中心与边缘、古与今、上层与下层、精英与大众,既二水分流,又兼摄交融。随着中古文化向近世文化的转型,晋唐时期带有贵族色彩的传统雅文化观念,逐步被带有平民社会底色的雅文化所嬗代。宋代文人一方面以复雅归颂相号召,另一方面又难免随俗波靡,但是崇雅黜俗始终是其主流。宋代文人所建树的新雅观念,既有古典传统的因承,又有化俗成雅的新机。作为时代口号的"以俗为雅",其目标追求在雅而不在俗;不能简单地将宋元以降的文学发展轨迹表述为由雅向俗的倾斜或转变。     

明代乡贤祭祀中的“公论”——以陈亮的“罢而复祀”为中心

“公论”贯穿于明代乡贤祭祀之中,并影响着乡贤的去取.儒学师生、地方士人作为“推贤”主体,以“公论”为乡贤去取的依据.乡贤去取中,“公论”还包含着对入祀者“贤”的评定标准,也即“崇理学、树名节、扶植教化、羽翼正道”.正嘉时期,王湛之学的传播,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动摇,王湛“实学”兴起又使浙东“求实致用”的传统得以复苏,“崇理学”的祀法原则被士人以“公论”的名义重新厘定.“公论”的变化表明,明代士人试图突破“祀法”,即程朱理学的“一律”解读,以使乡贤崇祀真正起到轨范乡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