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与晚清社会转型研究

湘军肇兴以宗法关系为身份依据,成为解读晚清社会转型的一个初始密码和历史样本。晚清社会结构的军功阶层由社会边缘进入中心、地方绅权扩张、渐进式制度博弈、满汉认同中的满蒙特权与汉族意识成为湘军体系背景下晚清社会转型的历史镜像。由此,传统的宗法“自然共同体”开始被政治利益共同体所取代,成为左右晚清政治变化的重要变量。     

才子佳人的延续抑或现代浪漫的开端——论魏子安的《花月痕》

《花月痕》是晚清早期狭邪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对感情的抒写、对主人公命运的阐释、对眼泪与死亡的沉溺都值得我们关注。《花月痕》作为晚清向现代过渡时期的小说,一方面承续了古典传统才子佳人的因素,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飘零的末世时代的文本,本身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而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文本,它又已经与以“五四”为界线的现代意义联系起来。     

草树云山如锦绣——论《松游小唱》与川剧唱词艺术的共鸣

晚清羌族诗人董湘琴《松游小唱》的"小唱"唱词艺术,深刻反映了川西地方川剧对改造古典诗歌艺术的影响。本文从文本出发,分析了《松游小唱》在内容题材、艺术手法、雅俗结合、生活意蕴等方面和川剧的共鸣之处,说明了传统戏剧有着对古典诗歌改造的功能,而且不仅是戏曲对古诗的改造,同时这部长诗也是将民间小唱艺术和古典诗歌相结合的重要尝试。诗人的这一次尝试,说明了在晚清社会将变的现实面前,诗变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怨恨·颓废·回瞥——对魏秀仁《花月痕》中现代性体验的解读

“晚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难以定位的“乱世”,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晚清小说折射了晚清一代中国人的想象和认同,对历史的体认及对自我的理解。文章从现代性体验的角度来重新切入《花月痕》这部被人遗忘的晚清重要小说,考察这部“乱世飘零文本”中所蕴涵的怨恨、颓废、回瞥等现代性因子,并以此作为晚清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文学“表征”,烛照晚清中国人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及其排遣的历史方式。     

《易·蒙》之于师道

《易·蒙》是专讲教育之卦,其中蕴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与传统师道有着紧密的联系。《蒙》卦不但强调了教育、教化的重要性,指出无师之“困”与“吝”,更是突出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强调尊师以诚、事师如父,同时《蒙》卦也对教师提出了要求,即有德有才者方可为师。     

《易·蒙》之于师道

《易·蒙》是专讲教育之卦，其中蕴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与传统师道有着紧密的联系。《蒙》卦不但强调了教育、教化的重要性，指出无师之“困”与“吝”，更是突出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强调尊师以诚、事师如父，同时《蒙》卦也对教师提出了要求，即有德有才者方可为师。     

晚清“男降女不降”话语及其女性想象

20世纪初,晚清知识界针对“男降女不降”这一来自明季的历史话语进行了广泛征用,形成一股颇具势力的言说热潮。虽然话语使用的背后担负相同性质的民族主义动机,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仍呈现微妙而有意味的差异：以蔡元培和章士钊为代表的“《苏报》同人”多借此话语形式直接为“排满革命”张目;其他知识分子如柳亚子、高燮等更为关注话语本身凸显的女性主体,致力于挖掘“女不降”蕴含的民族大义,借此呼唤晚清女性的崛起,彰显一定意义的女性主义立场。同时期文学文本建构的女性形象,可以看作是对上述差异性言说及其背后相同意图的呼应。     

上海沦陷时朝《万象》杂志中的鲁迅继承

《万象》是上海沦陷时期在市民、知识分子中最具影响的杂志。鲁迅在《万象》杂志上有或隐或显的影响,前期《万象》继承鲁迅的《故事新编》,在古今杂糅的构思中,以海派趣味讽刺现实,杂文创作上与鲁迅开辟的杂文传统相通,“曲张力”艺术巧妙有力地抨击日伪统治。后期《万象》延续了鲁迅“改造国民性”传统,警惕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民族自大主义的兴起。同时,发现传统的现代价值,回溯沉默坚韧的民族脊梁品格。由鲁迅在《万象》上的接受继承情况,我们可以探知当时沦陷语境中的市民大众文化旨趣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制造”传统：早期中国胎教起源考

晚清教育史学科建设以来,“胎教传统源于周王室”便作为经典知识确立下来,后来的研究皆循此说。但对支持这一“知识”的历史文献考证发现,西周王室胎教原型系贾谊取材小说《青史子》中的胎教故事改造而成的,乃托古拟造之说,而非历史真实。胎教一说起源自秦汉时期稗官小吏收集的下层民众间流传的“街谈巷议”,本不为当时正统学术所重视。正是贾谊发现了其背后“礼”的价值并做了上层阶级的路径建设,将之回溯至西周王室,于“三代”历史中建立其天然的合法性,才使得胎教传统在以儒家思想独尊的汉代社会中被“制造”出来。胎教起源的考证过程显示了早期中国童蒙教育文献的复杂性,以及教育与历史思想之间广泛的内在关联性,这为当今蒙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知识分子的背离——以张承志的《心灵史》为例

身为所处时代少有的、受过系统教育并长期从事专业研究的知识分子,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大力倡导以“信仰”对抗“拜金”“物欲”等时代病症,但张承志的《心灵史》却呈现出强烈的反理性、反人道倾向。《心灵史》认为“贫穷必须信仰”“必须贫苦才能信仰”,拒绝对“哲合忍耶”教义做出阐释,提倡“血”和“孤绝的抗争”,离开了知识分子所应当秉持的启蒙价值立场,折射出某种形式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背离。     

敦煌叙事文献《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英译的描写研究

“目连救母”是对中国民间习俗、戏曲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文化故事。《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是敦煌出土的载述该故事的唐五代时期文献。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汉学家们先后对该文献进行了英译,其成为在西方文化语境讲释“孝道”这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文字载体。通过双语语料的描写与对比,收集可观察的文本数据,可探究汉学家英译重构敦煌“救母”叙事过程中的决策机制和特点,以便为多语文化语境中“中国故事”的翻译与传播提供理论参照。     

清本劝善书《拯婴图编》解读

明清浙东因婚嫁负担、巫蛊迷信等原因而有严重的杀婴现象,晚清佛教社团、开明官绅对婴儿的救济增加了关注,《拯婴图编》折射了晚清浙东反杀婴故事的真实与想象。《拯婴图编》以多元身份为切口,围绕对“遭何报及如何报”“遭报情境”等问题的解答,构筑了立体、色彩化的冥报系统,并以多种写生图像构建社会教化元件,镶嵌在王权观、良吏意识、地域感知等现实思考中,其“以佛为本”的思想资源整合,演绎着斑斓的生命观、女性观、动物观、医疗伦理观。     

《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

晚清出版的外国女杰传中,明治日本的影响相当大。其中由著名作家德富芦花编辑、1898年印行的《世界古今名妇鉴》比较特殊,属于隐身文本,不为中国译者提及,却有多篇传记经过反复译介,广泛流传,因此值得重视。本文从介绍《世界古今名妇鉴》的原文本入手,分三节作了探讨:将最早由梁启超译述、并一向被视为梁著的《罗兰夫人传》放在女性语境中,揭示其与晚清流行的"女子为国民之母"说法的关联;考察充满革命激情的《世界十女杰》,如何经由有意识的改写与添加,使传主因切合晚清国情,成为中国女性寻求独立、解放取法的楷模;最后再就《女报》(《女学报》)、《女子世界》与《中国新女界杂志》三个晚清女报的"传记"栏,分析其选取、隐括的译文同各自杂志宗旨的密切呼应——从而呈现具有"百变身"的《世界古今名妇鉴》参与晚清"女界革命"的实绩。     

鲁兵论──一个作家与一个艺术难题

鲁兵论──一个作家与一个艺术难题刘绪源鲁兵，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好看的幼儿读物，意味着印数高达５００万套的《３６５夜故事》，意味着由传统戏曲与古典名著改编的《狗洞》或《小西游记》，意味着充满情趣的童话和诗，意味着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     

我国低幼儿童文学现状初探

低幼儿童文学是指以0—7岁年龄阶段儿童为阅读对象的作品,包括儿歌、儿童诗、童话、寓言、儿童故事、儿童散文、儿童戏剧、儿童科学文艺和儿童电影等.优秀的低幼儿童文学作品具有“真善美的交织”、“飞扬的想象”、“展翅的希望”和“奇妙的变化”等特征,因而,深受低幼儿童喜爱.我国低幼儿童文学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产生.千百年来,人民群众创作的民间文学中流传下来很多被低幼儿童接受和喜爱的作品.如传统儿歌《摇篮歌》、《数数歌》,传统故事《老虎外婆》、《田螺姑娘》、《萝卜回来了》等流传至今,深受幼儿们的喜爱.纵观这些优秀的、传统的低幼     

作为“信史”的文学——重读《范爱农》

重读《范爱农》是为了重新认识有计划的个人史写作,如何处理作为背景或事件的社会政治史。“信史”这一晚清至民国重要的学术思想问题深深扭结在鲁迅文学作品中,《范爱农》所呈现的记忆与遗忘、纪实与虚构是鲁迅对于这一问题的独特回应。《范爱农》内容涉及范爱农的个人史、辛亥革命史实以及晚清革命会党光复会的历史。其中,对历史背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中如何择取和改写,体现了鲁迅对历史的价值提炼和认识历史的方法。重读《范爱农》不仅为了呈现文本的丰富性,而且是对深嵌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中的、自身包含着复杂张力的鲁迅文学的一次回溯与再认。     

从林纾的翻译探析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

“民族主义”是晚清“救国保种”背景下的根本性话语架构,而翻译话语在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晚清翻译家林纾的影响巨大,其与魏易合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正出版于晚清民族主义巨型话语兴起之际,在多个修辞层面呼应了这一时代主题。译者在翻译文本中倡导尚武爱国的民族精神,植入国族共同体想象,与时代话语场呼应和互动,帮助开启晚清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新民思想,参与民族主义话语建构,再现晚清社会的时代追求。译本体现了晚清译介对社会意识的建构作用。     

远去的“自由人”——重读刘震云的《一地鸡毛》

对《一地鸡毛》的文本阐释多停留于“新写实”的类型评价中，通过今天语境的重新阅读，作品在“反启蒙”的叙事策略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权力意识”支配下自性逐渐丧失的寓言。     

“圣”“贤”的现代困惑——鲁迅《故事新编》的文化阐释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人所共识;但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鲁迅的文化心态是极其复杂的。他的《故事新编》全部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是对英雄传说、先哲故事稍加点染而成的“新编”。八篇小说广泛涉及了对现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的各类古代先人,其创作历时13年,可以说,《故事新编》中融入了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对知识分子现实姿态的认识。本文通过对《故事新编》的解读,阐释鲁迅复杂的文化心态,展示其独特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