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视域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内涵、结构样态与理论特质

在深刻内涵方面,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交际形式,强调交往的强度与广度;民族交流是民族关系的交际内容,强调交流的精度与深度;民族交融是民族关系的交际效果,强调交融的效度与限度。在结构样态方面,有本体结构、外延结构和总体结构之分。其中,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间的协同与共生形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本体结构;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的联结与整合形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外延结构;以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为统领的“1+2+3+4+5”上下贯通的衔接与联动形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总体结构。在理论特质方面,主要包含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和层次性等四个方面,这为更好地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守望相助：清代归绥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清代归化城、绥远城地区由于各民族的不断涌入,逐渐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共生的局面。归绥地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经历接触、交流、重组和重塑,通过不断调整各自内在的结构以应对外来的影响,呈现出各民族间文化上交流互鉴,经济上相互依赖,生活上守望相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人口流动与河西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例

文章梳理了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不同历史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基本特征和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河西走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与人类社会群体的整合,在一定层面上促进了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为肃南县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历史与现实基础。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增强了各民族之间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河西走廊自古至今人口流动的关注,能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到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主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厘清民族交融的真正内涵。     

历史移民与民族互嵌式村落演进——以咸丰县官坝村为考察点

“民族互嵌”是当下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领域的新兴概念,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官坝村作为鄂西南地区因历史移民而形成的民族互嵌式村落,来自异地的多民族人口汇聚于此,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居住格局相互交错为表现形式的空间互嵌关系,以基层市场、礼物经济为纽带的经济互嵌关系,及以语言融合、信仰交融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互嵌关系。受互嵌关系的影响,官坝村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频繁深入,民族关系和谐稳定。本文旨在通过对官坝村的案例分析,揭示民族互嵌式村落的形成演进过程,为当今“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影响新疆民族关系主要因素研究

从古至今,新疆的民族互动中既有着碰撞、冲突和战争的一面,又有着交往、适应和融合的一面。在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格局下,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因其地域、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现状,因此各民族及其成员依据自身的地域、历史、文化等因素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也呈现出不同的认知和特点。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因素也较为独特,既有长期的民族、宗教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转型时期不同民族文化和心理差异、突发事件等的影响。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既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保护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加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等培养,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大力解决好民生问题,同时,还要加大对"三股势力"的打击力度,建立和睦的周边关系。     

论甘肃藏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及其特点

甘肃藏区地处藏彝走廊之北和古丝绸之路东端,历史上就是各民族往来交流的重要走廊。文章分别从语言、通婚、生活习俗三方面分析了该地区诸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及其特点,认为甘肃藏区民族关系呈现出和谐团结的总趋势,但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不同地域之间存在差异,城市、城镇和乡村之间也明显不同。通过分析研究,文章认为,进一步推动甘肃藏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在于打破乡村的传统封闭性。     

河湟花儿的跨族际共融研究——兼论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结构

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在整个国家治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也关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业的进程。基于河湟地区多民族交流互动的历史事实,文章对河湟花儿何以实现跨族际共融展开了论述,认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花儿,不仅表征着河湟地域文化特质,还蕴含着不同民族特色文化的交融与互构。花儿内部所蕴含的心理、文化和社会的三重结构,是理解中华民族凝聚多元为一体的重要视角,不仅有助于夯实和合共生的民族关系,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具象化的路径。     

牧民专业合作社嵌入边境牧区治理的基础要素与逻辑链路

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蓄的牧民专业合作社是边境牧区治理的重要嵌入主体之一。边境牧区场域内存在着本土经济精英创设型、本土政治精英领衔型和非本土社会力量引入型三类组织建构模式,代表着牧民专业合作社的不同实践形态。边境牧区的制度规范、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等基础要素对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塑造是内在而深刻的,这赋予合作社嵌入边境牧区治理以合法性资源,并有助于滋养治理思维、优化治理效度。就嵌入的逻辑链路而言,牧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增进共同富裕和民主参与意识而嵌入边境牧区治理理念,通过推动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而嵌入边境牧区治理结构,通过巩固牧区发展、安全与稳定而嵌入边境牧区治理过程。要进一步引导牧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在真正发挥其嵌入作用中助力边境牧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     

老挝苗佬民族关系发展变迁探析

老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苗佬民族关系错综复杂,问题突出。文章在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认为,老挝苗佬民族关系经历了从依生、竞生到共生的演化路径,最终形成了互惠共生的族群互动模式。在依生阶段,其主要矛盾是能量获取与民族生存之间的矛盾;在竞生阶段,其主要矛盾是资源稀缺与民族强弱之间的矛盾,民族冲突与斗争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在共生阶段,形成了“主民”和“客民”的关系,其主要矛盾是民族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关注的焦点是经济协作与文化共享。如今,老挝各民族从资源争夺的竞争思维转向了和合共生的发展思维。当前的民族关系研究应该抛弃“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借鉴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采用一种关注互惠与共生的思维,强化各民族政治互信、经济协作、文化共享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     

藏族游牧民定居与新牧区建设——甘南藏族自治州调查报告

通过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实地调查资料,对藏族游牧民定居与新牧区建设问题作了研究.近期政府实施的"牧民集中定居"政策,符合大部分藏族牧民的愿望.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影响着藏族游牧民的定居决策.为了推进藏族聚居地区牧民定居和新牧区建设进程,需要各级政府采取综合性对策.     

控御与潜流：清中期青海地区民族交融情形探讨

清中期青海地区国家政权建设增强,为清朝实施以蒙藏分治为核心、严格控制口内外民族交往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民族隔离政策奠定了组织保障。这种外在的制度性干预,对青海口内与口外造成不同影响：口内较少受到民族隔离政策影响,民族融合广度与深度持续增强;口外及其与口内的民族交往交流受到抑制,遭遇多个层面的抵制,但民族交融生生不息,消解着清朝的政治权威性。这说明源于物质生活相互依存、互惠共生的族际交往交流是自然趋势,民族交融乃是历史所趋与民心所向,并不因国家权力干涉而停滞。     

唐宋时期别史文集中南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针对当前学界多就单一别史文集进行研究的现状,本文选取唐宋时期别史文集进行集中分析讨论,其关于社会交往、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历史表现形式,有力阐释了历史上民族“三交”的历史生成逻辑,并表明历史上促进民族“三交”的因素与王朝的因俗而治、广开商贸、科举兴学等举措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民族地区渐归汉地、渐慕华风、渐习汉语等自身因素密不可分。南方民族地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表现及成因,正是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写照与历史确证。     

论汉族人名的维吾尔语翻译

本文从维吾尔语与汉语翻译的关系入手,针对当前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的新生特点制定了维吾尔语字母与汉语拼音的映射关系表,并对维吾尔语中汉族人名翻译出现的疑难点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意在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我国汉族人民与维吾尔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贡献力量。     

从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花儿”民歌为个案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构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花儿”是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民歌符号,充分体现了甘青宁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对于“花儿”这一西北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解读,既是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对于西北花儿的本质属性进行正本清源,更能从经验案例中提供一个各民族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知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学理依据。     

政策引导、群众工作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云南陇川县龙安村为例

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多民族互嵌式共居的经验表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在政策引导下和基层群众工作中,不同民族围绕共同的经济、社会生活而展开互助、互鉴以至互赏、互信而逐渐形成的。这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和谐族际关系建构路径,远非西方族群研究中占主流的“社会融合”理论所强调的——隔离与融合二元对立。它揭示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脉络和特征,也对当代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防巩固有启示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农民合作社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研究

在民族乡村地区,农民合作社所潜在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是从组织行为层面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能进路。农民合作社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体现为生产互助功能、文化共生功能和信任增蓄功能三重面向。即通过以生产协同资源供给形塑经济共同体,以民族文化传承交融锻造精神共同体,以增进社会信任资本孕育社会共同体,从而促进民族乡村地区的族际经济关系整合、族际文化关系整合和族际社会关系整合。就路径选择而言,调适合作社利益关系、锚定合作社组织边界、厘正合作社管理运行可以使得合作社走出集体困境、防范功能异化,并提振其组织绩效,最终让“合作社整合效应”超越地方藩篱,发挥一定的催化作用,促进不同民族社员杂居的乡村区域共同体走向各民族互构共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从元代和清代文化交流互鉴的几则事例看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青藏高原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早已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随着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藏传佛教传至祖国其他地区,这不仅增进了各民族在宗教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且也增进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历史上,藏传佛教爱国人士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和谐、边疆的稳定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族地区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及其对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 ——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Y县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汉族流动人口向西部民族地区流动,促进了地区间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业活动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内容,从业分布情况和特点,反映出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和融入程度。民族地区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是汉族流动人口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之间关系的折射,对于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Y县调研,了解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情况,深入分析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特点及其对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     

关系理性视角下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关系理性以主体间关系为尺度和根据来理解人的存在意义,强调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实现了对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的扬弃和超越,可以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并指导民族工作实践提供新视角。从话语表述、关系性质和关系范围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关系理性在当代的具体展开和自觉表现。在关系理性视角下,通过创造各民族共享物质田园、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秦汉至隋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正>秦汉至隋,鄂西南地区已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南、荆楚与巴蜀地区的重要通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得到初步发展。秦王朝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这一时期,既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不断融合与凝聚,也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由此推动了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初步发展,这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均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