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与桐城诗学

王士禛神韵诗风长期影响着清代诗坛,桐城诗学中也有神韵的色彩。王士禛与桐城几大家族成员有密切的交往,其编选的《古诗选》直至晚清都被桐城派视为诗学教科书。桐城派文学主张重神,推崇淡远超逸的神韵境界;向往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结合,于二者中更重视阳刚之美,而创作却偏向阴柔;强调学力与天赋兼重,提倡禅悟之境。这些都与王渔洋的神韵诗学甚为吻合。尽管清代后期王士禛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对桐城诗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同光体与桐城诗派关系探论

本文追溯了近代同光体诗派与有清一代桐城诗派的渊源与联系。以姚鼐为中心,梳理了桐城诗派的起源与理论核心,向前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钱澄之与乾隆时期的姚范,而姚鼐论诗最大的特点是熔铸唐宋,以文论诗。这种兼采唐宋的论诗特色,在他弟子方东树、梅曾亮身上亦多有体现。曾国藩是桐城派与宋诗派联系的一个重要关节,而曾门弟子中,吴汝纶思想开明,与同光体诗人多有交往。范当世一辈以及桐城派殿军姚永概等人的创作,则可证在晚清民国文化转型的易代之际,同光派与桐城诗派所要面对的相同文化运命,他们实属同一阵营。     

桐城诗学的一记绝唱——论《晚清四十家诗钞》的宗杜取向

吴闿生编撰的《晚清四十家诗钞》前二卷专录桐城诗派后期诸子的诗作,凸显了桐城派北传之后围绕吴汝纶渐次形成的"冀州—莲池"诗人群体组合,而其诗学批评在继承桐城诗派"诗文一体"、"熔铸唐宋"的基础上,突出了宗风杜甫的祈向,尤其注重涵容雄奇诗风,反映出时代风云之气在内心深处的激荡。     

从尺牍交往看张裕钊与吴汝纶对桐城义法的因袭与突破

清末古文殿军张裕钊与吴汝纶尺牍交往频繁,围绕桐城义法,提出一些新见。张裕钊、吴汝纶继承姚鼐等人"因声求气"理论,提出"以意摄气"说,古文声气理论得到系统总结。针对桐城义法"雅洁"说,张裕钊、吴汝纶以"健"代"洁",形成"雅健"说。吴汝纶接受张裕钊的建议,从"务为雄奇"转而"抑为平淡",刚柔相济,进一步丰富桐城派风格理论。张裕钊与吴汝纶的尺牍交往,在继承桐城义法的同时也对桐城义法有所突破,扩大了桐城派在畿辅的影响。     

古文传播与文化政治——以吴汝纶对李鸿章形象书为写考察中心

后期桐城派通常等同于湘乡派,曾国藩之后,淮军文化取代湘军文化成为桐城派最重要依附性力量。李鸿章是晚清现代化运动的开拓者,是淮军政治集团的领袖,在其三十年励精图治而遭遇甲午之败与庚子之乱后,从"能臣"沦为"罪人"。桐城派后期宗师吴汝纶不遗余力地为李鸿章辩诬,通过编辑出版李鸿章文稿、撰写李鸿章传记以树立李鸿章的改革家形象。通过辨析吴汝纶与李鸿章的交往关系,梳理吴汝纶对李鸿章历史形象的初次塑造,更能看清后期桐城派的政治观念,这也是考察晚清、民国时期桐城派发展流变的重要视角。     

吴汝纶与桐城派在清末民初的演变——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及其刊刻为考察中心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是晚清吴汝纶据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删选而成的一部大型诗文选本。该书的编选与刊刻均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该书于其任教直隶保定莲池书院期间编选而成,编选动机源自维新变法前后吴汝纶对中学存亡的深刻思考。该书在民国初期的刊刻出版与桐城末派大护法徐树铮对自我权力的维护有直接关系。该书在校勘、圈点、评注等诗文评点中,体现出编选、刊刻者强烈的流派意识,显示出桐城派传统的传承性。该书对汉魏六朝诗文的认可、推尊,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桐城派固守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系。该书吸收曾国藩、方东树二人的诗学观念,以气势、情韵论诗与文,发掘汉魏六朝诗文的劲健、华妙之美,呈现出晚清桐城派独特的“六朝想象”。     

论曾门北子张裕钊、吴汝纶的文论

论曾门北子张裕钊、吴汝纶的文论郭延礼在曾国藩谢世后，作为曾门四弟子的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继承乃师曾国藩在桐城派中所开创的“中兴”局面，在散文创作和理论方面均有各自的成就和贡献，是桐城派后期①很有影响的人物。曾门四弟子，就年龄而论以张裕钊（...     

从《办学公文稿》看吴汝纶教育思想与实践

创办安徽省第一所近代学校——桐城学堂,是吴汝纶实施近代教育的唯一一次实践,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办学公文稿》则凝聚了吴汝纶在中国处于危亡之际为救亡图存而改革教育的诸多思考,是研究考察吴汝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吴汝纶对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贡献

吴汝纶(一八四○一一九○三)字挚甫,安徽桐城人。他自幼聪颖,刻苦求学,早著功名,二十岁中举,二十一岁成进士,接着被委任为清朝的内阁中书。后来历任深、冀等州知州,又曾被李鸿章聘为保定莲池书院山长,一度充当了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但他在晚年不愿宦海浮沉,厌恶官场的角逐,而专心致志地从事桐城派古文的写作,成为桐城派后期的大师;大力提倡西学,主张仿照西制创办学校,革新教育,并亲赴日本考察学制,归国后创办了新式学校——桐城中学堂,为发展我国近代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吴汝纶一向热衷于教育事业,从事教育活动由来已久。他任深州、冀州的地方官时就     

吴汝纶《答贺松坡》中《东游日记》考

《历史档案》1993年第 1期刊载的《吴汝纶考察日本学制史料》当是吴汝纶《答贺松坡》书中所称的《东游日记》无疑。证据有三 :其一 ,将《吴汝纶考察日本学制史料》与《吴汝纶尺牍》中的有关记录对照比较 ,二者在时间上正好吻合 ;其二 ,从二者记叙的考察地点 ,行程安排等内容看 ,也大体相同 ;其三 ,吴汝纶习称赴日本考察学制为“东游”。     

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

吴汝纶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赴日本考察教育,是他个人教育生涯中的辉煌一页。本文较详尽地介绍了吴汝纶受任总教习的曲折过程,以及他为了寻求近代教育的真谛,东渡日本悉心考察,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建立有筚路蓝缕的肇基之功。     

乘时建树：北方桐城派与清末直隶新政

后期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在直隶为官为教三十年，门下弟子数千人，直隶地区由此形成北方桐城派。直隶一批年轻辈的桐城派人士既有科举功名又有海外留学经历，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他们在清末新政运动中，主导直隶教育近代化的改革，推动直隶立宪运动的发展，参与直隶警政的建设，还通过倡导不缠足、禁烟、官话简字等引导直隶地区社会风俗的改良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清末直隶的桐城派不以文章为务，而是讲求读书致用、经世济民，为新政改革做出了一定贡献。     

邓廷桢幕府与“后姚鼐时代”桐城派的传衍

道光年间,邓廷桢出任安徽巡抚,管同、梅曾亮、方东树等人先后入其幕府。从时间、地点、人员等角度看,邓廷桢幕府处于从姚鼐去世到梅曾亮在京师传播桐城派之间,立足于安徽大本营,对流派成员提供了很多帮助,为桐城派向全国的扩散积蓄了力量。入幕的桐城派成员互相切磋文艺,交流文论主张、学术观点。幕府成员的复杂性,也反映出桐城派与阳湖派、汉学以及当时的“实学”思潮之间产生互动。     

文学莫逆·政治同道·德性分途——基于文学交往的王阳明和李梦阳关系递嬗考论

王阳明和李梦阳是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的两个文化巨子。二人的交往,终其一生不断,但是,关于二人关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考察二人的交往过程,大体经历了从文学莫逆到政治同道再到德性分途的演变递嬗。首先,作为文人才士,二人因唱酬而成文学莫逆,在李梦阳领导的文学复古运动中,王阳明是文学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之后,二人由文学莫逆而成政治同道：先是同官京师,后因弹劾刘瑾同获罪遭遇贬谪;继而先后迁任江西,接续风教。李梦阳终其一生保持文人才士德性,而王阳明则有着从文人才士德性向儒家圣贤德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是兼有文人才士德性和儒家圣贤德性。德性的分殊导致二人在对待朱宸濠谋反上,出现截然不同的结局。王阳明和李梦阳关系的递嬗,既反映了二人文学交往的实际情状,也折射了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德性修养上的启迪意义。     

"兼容并包"与"谬种"退隐——桐城文章与大学教育的现代转型

兴学从教是桐城文派的独特文化符号。桐城文人流连书院,亲和学堂,在晚清文化教育转型初期,贡献卓著。但新学兴起后的大学教育,"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桐城家法与之格格不入;古文传授发生质变,古文失落不可避免。桐城派虽有"新"热情,但只具"旧"本领,因此,最终退居文化边缘。     

论方东树及道咸年间姚门弟子的唐宋诗观

桐城派既是一个散文流派,也是一个诗歌流派。道咸年间姚门弟子继承了先贤姚鼐的论诗宗旨,在唐宋诗之争中采取无分唐宋的诗学策略,评诗不轩唐轾宋,方东树的诗论是其典型代表。他们论诗强调创变,反对摹拟,务去陈言,化古生新,因而对善于创新的宋诗代表人物苏轼、黄庭坚极为推崇,于拟唐的明七子、"诗文浅陋"的性灵派及好用僻字、僻典的浙派持批评态度。在性情与学问的关系上也主张二者相容,化学为才,体现出他们唐宋兼融的旨意。但在某些情况下,则有偏重唐诗美学趣味的倾向。     

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唐代的诗人们——阿倍仲麻吕和王维

阿倍仲麻吕是唐朝时期的日本遣唐留学生,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人物;王维是中国唐代的著名诗人与官僚。从有关的诗文可以考察到其两人交往的史实与友谊。阿倍仲麻吕与王维的交往是其与唐代文人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和证明,反映了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多种形式及其意义。     

毛泽东与桐城派

毛泽东在求学阶段有六年时间浸润于桐城之学，其思想、文艺观念、审美趣味和创作风格等方面皆受到桐城派影响。他通过研读桐城诸家之作和具有桐城派气息的严复译著，接受了儒家思想和进化论，重视文以载道和艺术技巧，在欣赏和创作中推崇阳刚之美等。1949年之后，桐城派结束了，但桐城之学中的一些元素则借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文采风流而走进无数读者的精神世界，从而曲折地得以存续。     

吴汝纶赴日考察述评

1902年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写成《东游丛录》一书,为清末新学制的建立提供了蓝本。访日期间,他关心中国留日学生并且主张聘请日本教习。吴汝纶在教育方面的努力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做出了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吴汝纶与严复译著

严复为了翻译西方名著,慕名向吴汝纶学习桐城古文。吴汝纶则为之介绍应读的传统基本古籍,及我国自魏晋以来的翻译经验。在1901年以前,严复所翻译的书稿,总是寄吴汝纶审读,今保存的有《天演论》原稿,吴为之拟定的篇名,多半为严复所采纳。严复翻译不按作者原意,而据当时中国社会改革的需要,是受了吴的影响,吴亦称严译是“忠愤所发”。吴汝纶认为严复是中西学兼通的难得人才,自己亦从中了解西方文化。吴、严都主张以古文传播新文化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前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