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召唤、双元创新与新创企业创新表现——一个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基于职业召唤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文章以天津市新创企业为对象，利用204份有效问卷数据，实证检验了创业者召唤与新创企业创新表现之间的理论关系，尝试回答了创业者召唤如何以及何种情况下影响新创企业创新表现。研究发现：召唤正向影响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但召唤只通过探索式创新的部分中介作用对新创企业创新表现有正向影响；创新氛围负向调节召唤通过探索式创新影响新创企业创新表现的第一阶段中介作用；开发式创新在以上的中介效应以及被调节的中介效应中没有显著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丰富了创业情境下召唤对新创企业创新影响的认识，为挖掘创业者自主动机背后的理论规律以及优化新创企业创新路径提供启示。     

供应链网络能力、柔性能力与双元即兴能力——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在动态变化的复杂环境下如何即兴运作来应对机遇与挑战，成为企业战略决策管理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社会网络与资源观理论，本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方法，以制造业供应链为研究对象，探讨资源导向视角下供应链网络能力、柔性能力影响企业双元即兴的多重组合路径。研究表明：分别存在两种等效路径支撑企业开展开发式即兴和探索式即兴；网络规划能力是能动管理和规划网络的基础；网络占位能力有利于开发式即兴能力的提高，但对于探索式即兴未必有利；供应链柔性能力兼具开发性和探索性双重特征，联合不同维度的供应链网络能力可以有效促进双元即兴。     

政府研发补助方式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7—202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企业提供了大量研发支持，如何提高补助效率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成为社会热点。文章首次将研发补助划分为前后两类方式，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和GPSM方法，对两类补助方式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并分析了后补助强度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获得单一补助方式的企业，同时获得两类补助的企业创新产出更高；后补助强度越强，企业创新产出越高；对于国企、创新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而言，只有后补助能发挥促进作用，但对创新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或对于民企，两类补助均能对创新产出发挥促进作用。文章最后指出：研发补助可以激励企业创新，但不同补助方式在不同区域，对不同企业会有不同的激励效果，政府应该区别对待，精准施策。     

双元创新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资源基础观,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以2013—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人力资本、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人力资本对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前者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中,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拓展研究发现,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由于二者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使得双元创新也显著地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另外,双元创新在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也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政府补助、R&D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贫困地区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贫困地区上市公司在帮助扩大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以2007—2018年贫困地区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衡量创新绩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政府补助影响创新绩效过程中R&D投入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地区上市公司政府补助和R&D投入均促进了创新绩效,R&D投入在政府补助影响创新绩效中具有中介效应;相比策略性创新,政府补助和R&D投入对实质性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营业绩效与政府补助、R&D投入显著负相关。因此,完善政府补助政策对贫困地区上市公司创新带动经济扶贫有一定促进作用。     

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中介渠道

将制度设计与心理因素引入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领域,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对于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存在性及影响渠道.实证结果显示: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是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完全中介渠道,相对于开发式创新,投资者情绪所“塑造”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投资者情绪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深化并拓展了行为金融学理论中主体情绪在公司投资领域的研究范畴.     

产业政策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的最优区间——兼论补助过低引起的寻租行为

作为中国能源供应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在创新推动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家对绿色能源发电产业的支持政策不断加强,政府补助政策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以2011—2019年234家绿色能源发电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动态面板GMM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政府补助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于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呈非线性结构特征,总体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然后再抑制;政府补助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最优补助区间,低于最优补助区间时会诱发企业“寻租行为”,高于该区间则挤出企业自身创新投入,二者均会使企业创新行为受到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中国目前绿色能源发电企业的补助政策不尽合理,大部分企业未落入“最优区间”,其中以风能企业最为严重;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东中西部地区,发现东部地区的寻租行为相比中西部地区不甚明显,政府补助对东部地区的创新产出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尚存在补助缺口,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研究结果可为建立健全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体系和提升政府补助政策效益提供参考。     

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中小企业的实证

在市场不确定和技术更迭的环境下,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成为中国中小企业应对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基于199家中国中小企业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层级回归方法,对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检验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对中小企业组织绩效的差异性影响,并分析环境动荡性在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和组织绩效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在中国中小企业情境下,利用式创新对企业组织绩效的正向影响大于探索式创新的正向影响;环境动荡性的两个维度,技术动荡性和市场动荡性均在探索式创新与组织绩效关系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在利用式创新与组织绩效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政府研发补助方式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7—202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企业提供了大量研发支持,如何提高补助效率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成为社会热点。文章首次将研发补助划分为前后两类方式,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和GPSM方法,对两类补助方式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并分析了后补助强度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获得单一补助方式的企业,同时获得两类补助的企业创新产出更高;后补助强度越强,企业创新产出越高;对于国企、创新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而言,只有后补助能发挥促进作用,但对创新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或对于民企,两类补助均能对创新产出发挥促进作用。文章最后指出：研发补助可以激励企业创新,但不同补助方式在不同区域,对不同企业会有不同的激励效果,政府应该区别对待,精准施策。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质量

基于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两项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且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受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会增强政府补助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而税收优惠激励效应则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明显。提出以产业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激励企业创新，加强政府对数字企业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优化数字企业竞争环境等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文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双元创新和营销能力的作用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探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文化、双元创新、营销能力、企业绩效四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创新文化对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和营销能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利用式创新和营销能力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但探索式创新通过营销能力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探索式创新和企业绩效关系,负向调节利用式创新和企业绩效关系,但营销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明显.文章研究结论可以为高新技术企业提高双元创新和营销能力,提升企业绩效提供路径参考.     

便民导向下的地方政府服务创新——上虞市政府服务中心调查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是政府创新的重要目标.浙江省上虞市创建的规范性政府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形成了"超市式"的政府服务模式,构建了以便捷、公正为取向的服务事项办理机制,以效能、便民为取向的服务资源协调整合机制,取得了显著的创新绩效.经验表明,以民为本是地方政府创新应当坚持的根本原则,整合资源是提升政府服务效能的重要途径,权力集中与分散是影响政府效能的重要变量.     

构建我国地方创新政策系统若干问题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顶层设计要与鼓励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对地方创新政策系统构建的研究就是要在鼓励地方参与创新,激发基层创新活力方面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发现与探索。构建地方创新系统的基本定位、地方政府的行动边界、构建地方创新政策系统的基本路径是其中三个重要问题。实现地方政府政策性资源在市场和政府构成的二维平面内有效配置,不仅要促成地方政府行动意识的形成,还要促进政策机制、政策分类框架以及政策管理方式的形成。     

客户集中度、财务冗余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

以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确定的创新型试点企业中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2010—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研究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二元式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财务冗余企业面临该影响时的二元式创新选择,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客户集中度与企业二元式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且客户集中度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更为明显。(2)当客户集中度较高对企业二元式创新产生不利影响时,高财务冗余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探索式创新以缓解其不利影响;而低财务冗余企业由于资源短缺则更倾向于选择利用式创新。研究结论为中国企业二元式创新平衡发展提供管理决策依据,同时也为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制定提供政策启示。     

政府补助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分析——以J上市公司为例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科技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上自航空基建国家安全,下至食品加工民生保障。各行各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科技的保驾护航。纵观改革开放这40年来,国家宏观的经济调控、政策和优惠的指引、政府补助成为一双无形的手,引导着企业向科技创新迈进。笔者以J上市公司为例,根据其上市10多年来的数据,从高速发展到缓慢发展甚至停滞阶段,在享受政府补助优惠政策带来有利影响的同时,又面临着科研诚信质疑、政府补助补亏、自我创新受限、科研项目验收困难、产业化能力弱等不利情况,分析政府补助及研发创新投入现状,进一步探讨实现可持续发展措施。     

管理者超额薪酬与企业双元创新

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管理者超额薪酬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薪酬作为管理者权力的体现，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利用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当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程度提高时，超额薪酬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减弱，而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增强。进一步研究表明，管理者超额薪酬将提升委托代理成本，且在财务柔性较低、股价波动性较高及外部市场化程度较高时，超额薪酬对探索式创新的负向影响减弱，而对利用式创新的正向影响增强。基于管理者薪酬角度揭示了影响企业双元创新发展的内在因素，为企业合理制定并监督管理者薪酬提供了经验证据。     

商业模式创新时机与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

新兴电商模式和O2O商业模式的实践显示,并非所有的商业模式创新都能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而理论研究普遍认为,商业模式的创新能带来良好的企业绩效,单纯考虑两者的直接关系已经不足以解释企业实践中商业模式创新的效果差异.因此,本研究立足资源基础观,考察企业资源、商业模式创新的时机和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期望对企业实践中商业模式创新的不同效果做出解释.研究发现,商业模式的先动式创新和创新强度对企业资源和绩效的影响关系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企业资源水平的差异和在先动式创新以及创新程度上的差异都会造成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的绩效差异.因此,企业在权衡商业模式创新的时机和强度时,要充分考虑自身的资源储备和对资源的配置能力;拥有资源优势的企业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而资源水平较差的企业,不宜盲目开展先动式创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补助与涉农企业创新

以2011—2021年我国A股涉农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涉农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激励涉农企业创新投入。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激励作用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高、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中部地区的涉农企业中更明显。政府补助负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涉农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调节效应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低、非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东部地区涉农企业中尤为显著,但对政府补助额度低的涉农企业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适度调整经济政策以激励创新、适度减少政府补助以降低补助政策负外部性提供现实佐证。     

创新券能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效率么?——基于供给面与需求面政策的叠加效应

以我国2012-2018年861家在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样本,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等检验方法,探讨了创新券这一创新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券可以通过产学研合作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创新券可降低政府补助所带来的过度投资,即双重政策的叠加会弥补单一政策的缺陷;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券并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间接验证了产学研信息共享的机制.在激励企业投资时,政府应注意到单一供给面政策造成的非效率问题,利用多重政策的组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政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支持与创新效率——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政府支持力度不同阶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创新效率的视角寻找政府支持的合理区间。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着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受到政府支持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政府支持力度低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正向关系。政府支持高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负向关系。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规模企业门槛效应依然显著，小规模企业则不再存在门槛效应，为企业和政府推动创新效率提供了相关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