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宗族祠堂三论

文章论述了三个问题。一、徽州祠堂的朝向。徽州祠堂———包括女祠———有的座北朝南，有的座南朝北，有的座西朝东，有的座东朝西。朝向如何虽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无关系，但最重要的是受地理环境和祠堂所处位置所制约。二、徽州女祠。徽州绝大多数祠堂既供奉男祖先神主，又供奉女祖先神主，只供奉男祖先神主的祠堂是个别现象。因此，个别宗族修建女祠，既不表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不是对女性压迫的强化和改变。三、徽州庶母神主和庶母祠。“庶母不可礻付祠堂”是庶母社会地位低下的表现；庶母祠的修建没有改变庶母的社会地位     

联宗、商业与清中后期徽州墓祠的“再发明”——以婺源汪氏湖山墓祠为例

墓祠及墓祠祭祖是认识宗族制度的一个关键，学界一般认为其在明嘉靖年间随宗祠的普遍化而整体走向衰落，而婺源汪氏湖山墓祠的案例表明，大体于清中后期徽州出现了墓祠复兴的现象。汪氏湖山墓祠的形成既是婺源汪氏元明以来频繁联宗活动的承续，也是清中后期新兴婺源商人宗派主动因应国家“联宗祠禁”、与族内其他商人宗派及仕宦宗派进行合作的结果。湖山墓祠实质上是一座新兴婺商主导的联宗祠，从祭祀仪式、参与方式、管理模式、运营原则等方面都体现出减少联宗成本、扩大联宗范围的意图。从湖山墓祠的案例可见，明清以来宗族制度的构造是持续的、因时因地制宜的，宗族在适应国家政治变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传统的发明”实现了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的再结合。     

论徽州宗族祠堂

宗族祠堂林立是徽州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本文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作者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札制改革以后，徽州宗族出现了大建祠堂的热潮；徽州宗族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建筑耗费惊人。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引起的徽州社会变化，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统治，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清代徽州祭祖概述

清代徽州祭祖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深化,在经历了两次战乱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在重点讨论清代徽州地区的宗族有关祖先祭祀过程中遍修祠堂、重修宗谱、合修坟茔等内容的基础上,以《茗州吴氏家典》作为徽州祭祖研究的个案,论述贯穿清代徽州宗族祭祖的宗法思想和宗族实践。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和宗旨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与徽州宗族的繁荣是分不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宗族制度的严重冲击以及徽州宗族统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徽州宗族统治者编纂《新安名族志》的宗旨，不仅仅是“明本宗，纪世系”，更重要的是为了纠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风俗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宣扬和加强封建纲常，以便形成一个尊尊亲亲、雍雍睦睦的社会人际关系，巩固封建宗族制度，加强封建宗族统治。     

民国时期徽州宗族的修谱、理主活动——以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为例

族谱一向是宗族史研究的主要史料，但在正式刊刻的族谱之外，族谱编修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文书并不多见，却往往具有特殊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聚焦的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抄稿本，是反映1920年代徽州修谱、理主的民间历史文献，其内容具体而微，从中可见民间修谱之实际运作情形。特别是书中收录了大批信函，为我们了解民间修谱之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少生动的细节。由张叙伦祠文书可见，在温情脉脉的宗情族谊背后，宗族成员之间有着诸多讨价还价甚至恶语相向的对话与谈判。较之正式刊行的族谱文本，该文书展示了宗族社会背景下颇为真实的一面——民国时期，旅外商人与桑梓故里亲族之关系呈现出松弛的迹象。而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迁居外地的支派，有不少已将生活重心由祖籍地缘转向了新的社会圈，他们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祠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人由最初的侨寓转而逐渐土著化，年深日远，对于故土乡族之感情日趋淡薄，对桑梓旧里之修谱活动亦不再热衷。二是由于故土乡族对于异乡侨居族人之资金支持存在着过高的期待，但在其时年年军阀混战、传统商业普遍不景气的时代背景下，一味要求后者为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修谱活动提供太多的支持，显然极为困难。因此，在修谱过程中，宗情族谊与经济利益时常发生矛盾，彼此之间的冲突遂在所难免。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的继承与变革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认为《家礼》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是宗族礼仪一部新的重要经典。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关于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规定进行了重大变革。     

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

学术界对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看法不一，本文就作为宗族社会经济基础的族产作了考辩。作者认为，族产在明清时期的徽州从未中断，不过自明中期以后，部分众存族产逐渐转化祠产形式的族产，从而形成了众存族产和祠产并行交叉、一消一长的发展局面。由于族产在明清徽州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它强化了宗族势力和封建宗族关系，巩固了封建统治秩序，对封建制度解体起了阻碍作用。     

规制与传统:元代富山汪王庙的演变

元朝在江南建政初期,对南宋进入祀典的地方神灵采取抑制和分化的政策,徽州汪王神的主庙"忠烈庙"被改造成佛教的万寿寺,并由此进入颇长的低迷期。到元代中叶的泰定时期,在日渐成熟的本地精英的推动下,汪王神得到朝廷的正式敕封,汪王庙也获得可观的庙产捐赠。与此同时,伴随着理学思潮在当地的流行,围绕汪王神崇拜也产生诸多具有理学色彩的社会文化实践,诸如编制族谱、建设宗祠、置办祠产等都在此时显露端倪。在元代中后期的徽州,虽然还没有划一的国家文化政策,但在地方精英的推动下,地方神的信仰已经出现宗族转向。     

徽州民居中的教化场所分析

教化场所是传统徽州民居中极具地域文化特征的场所空间。文章在分析教化场所宗族观念、礼制思想等特点基础上,分别从宗祠、庙宇、院落空间、书院、戏台等五个方面,对徽州民居的教化场所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提出徽州传统村落充满自然活力、亲善情感和精神激励。     

徽州女祠初考

女祠特别是徽州女祠，是目前徽学研究中的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本文对女祠的诞生以及女祠的建构和运作，作了初步探讨。作者认为．徽州女祠出现于明末清初，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松散、徽商兴盛和中国传统文化尊老爱幼思想的产物；徽州女祠以其建构形式和运作内容体现了封建社会末期女性的觉醒和社会变革时期的特点；徽州女祠这一活化石记载了中国妇女抗争与觉醒的早期珍贵资料。     

明代安丰盐场王氏宗族建构过程略探

明代安丰盐场王氏宗族的建构大致经历了立宗会、修族谱与建宗祠三个阶段。该宗族建构以王艮的崛起为契机,王艮后人在其中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建构宗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是安丰王氏宗族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祠联与中国古代祠堂文化

在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宗族社会中,祠堂可谓有其特殊的文化功能。它象征着祖先,象征着宗族组织,所谓“祠堂乃祖先凭依之所,又为至公执法之处”;它既是宗族凝聚的精神纽带,又是宗族首领代表祖先执行族权、体现宗族尊卑长幼之     

从几份契约文书看徽州宗族的社会调适

从现存的“清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吴永福立罚纸笔据”等徽州契约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中期至民国初徽州宗族在处理宗族内部和族际问题时,调适缓解处置矛盾、维护宗族和乡村安定的一些社会实态。徽州宗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其社会调适和乡村社区管理是有力和有效的。     

论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碑刻的分类＼内容与学术价值

明清以来,天柱是边疆社会碑刻运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该地举凡示禁、褒奖、布告、判案、林木保护、移风易俗、筑路修桥、捐资助学、宗族迁徙、祠堂修缮、寺庙宫观之修建,等等,民众无不刻碑勒石,以示郑重。究其分类言之,又大体可分为官府告示类、乡规民约类、路桥井渡类、学校教育类、祠堂宗族类、寺观庙宇类等六大类。这些作为乡村社会公共信息发布或传播媒介的碑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地方、士人与空间秩序:晚期帝制时代中国士人的“地方”想象——以宋明间徽州士人的乡邦言说为例

南宋时期,徽州士人多以水土论风俗,认为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勤劳、刚烈的民风特点。这种论说虽然更容易彰显徽州的独特之处,但并不隐含与其他地方的对比,也很难将徽州的士人与天下的士人和士人文化连接在一起。到了元代,徽州士人开始强调自己儒学的一面,认为徽州是程朱之学的正宗,因而是天下的楷模;徽州与天下各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羊群里的领头羊。元明之际,徽州士人推出徽州为"东南邹鲁"之说,徽州因此超越了别的地方,但是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徽州与别的地方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特性呈现在共性之中。明代中叶,徽州士人又以祠堂、宗族等为一地之标识。此后直到清末,徽州人对于自己乡土的论说大体稳定,主要以"东南邹鲁"与祠堂、宗族并举。以宗族论徽州和以道学论徽州,都是强调徽州在追求共同的目标方面比别的地方做得更好,都是在共性之内界定个性。在这种强调"地方"之"特"但不强调"地方"之"独"的论说中,其他"地方"被认为和本地在社会道德的理想上以及士大夫努力的方向上大致相同。晚期帝制时代的中国,在士大夫的空间想象中,每一个其他的地方都应该是如同本地一样,包含了相同的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而所有的"地方"都应该是"天下"的缩写。徽州的个案提示我们,其实在帝制晚期,中国士人对于天下的想象更接近于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人。     

从“土神”到“武神”:宋元时期徽州的汪王信仰

通过对各类文集、方志、金石碑刻,尤其是元代新史料《新安忠烈庙神纪实》的解读可以发现,徽州著名的汪王信仰肇兴于北宋时期,在南宋朝廷的不断敕封之下,汪王神才经历了从新安“土神”到忠义“武神”的正统化演变.进入元代,汪王信仰进一步呈现出明显的“行祠化”特征,并在元末出现了“宗祠化”趋势.宋元时期徽州汪王信仰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神主本身所具有的浓厚地方性,但也是不同历史时期地方社会与中央王朝之间交错复杂的政治关系的体现,并见证了地方精英群体的发育过程及其内在的文化诉求.     

民族地区残存宗族组织的现状剖析——以湖南永顺县羊峰乡青龙村土家族社区为例

以永顺县羊峰乡青龙村土家族社区为例,通过搜集青龙村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和村民口述的各宗族社会历史资料,经过古今资料对比分析发现青龙村的各宗族都有谱书或续修了谱书、组织了大规模祭祖、维修或准备维修祠堂、重组宗族组织,有的还选举了族长等,这些都表明青龙村的宗族已经复兴。在其他地域或民族中,这些现状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就这个意义上说,青龙村当代复兴的宗族不是孤立的点,它是全国宗族复兴的一个折射。     

中国财政支农资金结构效率研究——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分析中国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结果表明财政支农资金效率不断下降，其原因在于相对规模逐年下降。各部分的效率分析表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效率最低，其次是“农业科研三项费用”，再次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大型基本建设的外溢性较强、多环节资金的流失以及农业科技三费中“产、学、研”相脱节是导致资金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应“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规模”、“规范支农资金管理”、“优化财政投入结构”、“调整财政农业基础设施的内部结构”、“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