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下区域经济碳脱钩效应研究——基于脱钩理论的面板数据分析

采用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市数字经济的面板数据，利用脱钩模型测度区域经济碳脱钩水平，并通过面板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碳脱钩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整体经济碳脱钩水平不断上升，东北地区存在较大碳脱钩阻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由东南沿海向西部和北部地区逐级递减；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碳脱钩，能源结构优化是数据经济促进经济碳脱钩的重要机制。未来国家应更加重视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东北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考虑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人才、产业数字化水平较低的特点，应适当引导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向西部、东北地区流动，发挥数字技术的后发优势，防止数字技术在区域上的脱节；鉴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改善能源结构促进区域经济碳脱钩，还需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和能源革命的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能否促进区域经济充分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产业发展三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0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改进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综合利用指数，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并利用资源综合利用指数和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来构建区域经济充分发展指数，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三个因素能够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充分发展，且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     

我国三大经济圈基本公共服务、区域物流与经济发展耦合效应研究

基于2008—2021年我国三大经济圈18个省市的相关统计数据，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区域物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该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物流—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研究发现：三大经济圈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最高，呈“M”型阶段性变化特征，物流发展未能形成良好态势，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相对平稳；地区之间三个系统的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总体上表现出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优于物流与经济系统；三大经济圈基本公共服务—物流—经济整体协调发展水平处于勉强协调状态，长三角地区比较稳定，珠三角地区呈现省份之间耦合协调程度极差较大的特点。从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提升物流效率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视角提出相关建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影响因素研究

该文选取了2013—2021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利用泰尔指数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丝绸之路沿线省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呈上升趋势，西北地区的组内差异是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干预度、对外开放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为正向促进作用。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域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下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制定合理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因地制宜的发展数字经济，缩小区域数字鸿沟。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测度与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将结构化数据与文本分析相结合，构建了地级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组合赋权法，测算了2011—2020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进一步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研究了城市群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群数字经济在考察期内实现了显著升级，但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十大城市群数字经济的发展差异较大，具有明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态势。从空间依赖性来看，我国城市群数字经济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聚集效应，并且空间相关性总体呈现增强的趋势。为量化分析城市群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分析范式与数据支撑，也为促进城市群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分析

基于多系统协调发展视角，从理论层面阐释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保护—区域创新”三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2013—2020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各系统的综合评价水平及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系统性差异；从整体均值看，全流域长期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在2020年初步迈入勉强协调阶段，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总体呈现由下游到中上游的递减趋势；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依次受到外商投资、科技投入、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多种驱动因素影响，且影响力依次增强，整体出现内在动力最大、外在动力次之而政府动力相对较小的态势。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强化流域三系统的技术支撑；优化内在动力，加强流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外在动力，打造黄河流域开放新格局；发挥政府动力，以财政政策支持和科技投入强化流域协调合作。     

流空间视角下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推广破除物理时空壁垒,促进城际分工协作,深刻重塑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加速城市群空间体系由传统规模等级秩序向新时期均衡化发展模式演变。同时,城市群内多重要素流的交互联系推动形成网络化空间结构,有效提升整体网络外部性,进一步强化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提升的赋能表现。因此,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内在机制既存在直接效应,也存在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群各类联系流网络的调节效应,包括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和创新要素网络。在理论框架指导下,文章以我国19个城市群为样本,建立多源数据库,测算各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以及基于三种联系流的网络外部性,总结特征事实,开展实证检验。基于特征事实的分析表明：我国19个城市群的数字经济水平稳步提升但存在较大的区域发展差距,形成相对梯度发展格局;大部分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提升,个别城市群呈现极化发展态势;各城市群均形成一定的网络型空间结构,但存在较大的个体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差距。基于实证检验的分析表明：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直接提升其空间体系的均衡化程度,工具变量回归和核心解释变量替换后的结果保持稳健;现阶段城市群内物的流动相比于人的流动更有利于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均衡化,第三产业主导的区域产业结构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城市群空间极化发展;城市群内交通信息网络、传统要素网络、创新要素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程度的赋能表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直接效应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调节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文章首次建立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理论机制框架,并通过特征事实阐释、实证检验分析等方法加以论证,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变革方向与优化路径提供参考与借鉴,对促进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即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特性重塑城市群经济地理格局,加速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均衡化的城市群空间体系,为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整体协同性提供重要支撑。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区域创新环境的调节效应

基于长三角四大都市圈(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机制，检验区域创新环境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区域创新环境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通过不同区域创新环境的异质性检验后结论稳健。文章提出，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打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激活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效应，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深入考察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变动趋势对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从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三个维度构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熵值—优劣解距离”法对全球整体以及122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使用“五级分类—非劣解交集法”、核密度法、达格姆基尼系数法等方法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特征及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样本考察期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不同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显著，表现出一定的阶梯化特征；全球数字经济大致呈现南北差异的分布特征，且区域间差异是构成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此外，全球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仍需进一步强化。     

创新、劳动力要素升级与区域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背景下,迫切需要重塑区域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为此,本研究围绕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创新与要素升级影响的讨论,探索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并从空间异质性-时间动态性双维度加以考察。以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16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验证的结果表明:创新尚未成为有效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结构呈现异质性、非线性特征;劳动力要素结构转换的成本上升效应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本地市场效应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经济作用存在差异,人力资本效应通过与创新因素的耦合发挥显著影响。因此,新时期区域发展动力转换的政策体系设计,应根据区域发展阶段特征、要素禀赋动态变化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北京市旅游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分析——2001—2013年数据例证

结合2001—2013年数据例证,从北京市旅游业收入依存度、旅游业贡献率、旅游业拉动率、旅游业需求收入弹性、旅游业对社会就业贡献、旅游业对外汇收入的贡献六方面分析北京市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研究表明,北京市区域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旅游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不容忽视,且发展潜力较大,旅游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及旅游创汇收入影响可观。为此,立足北京市旅游资源,继续发挥旅游业在产业发展与升级中的带动作用,深度挖掘农业与旅游业、工业与旅游业及第三产业与旅游业之间产业融合内涵,打造开发高端、特色旅游产品,不断拓宽后奥运时代旅游产业对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     

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文章通过省际差异和城乡差距两个维度衡量区域协调发展程度,从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入手,定性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模型、Bootstrap检验的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减小了省际差异和城乡差距,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积极作用。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缩小东部地区的省际差异和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差异水平越大的地区,数字经济缩小省际差异或者城乡差距的效果就越好;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抑制了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要素市场化在数字经济减少省际差异的过程中呈现双门槛效应,在数字经济减少城乡差异的过程中有调节作用。     

数字金融能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业态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其迅速发展必将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2013—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从金融监管视角检验其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最低;门槛效应回归发现,数字金融对于中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金融监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呈U型特征,且在数字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明显的U型调节效应。     

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变化研究

旨在探讨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变化情况并分析原因。选取京津冀174个县域单元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探索性空间方法分析2006—2016年县域经济发展规模和结构空间格局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京津冀县域经济规模和结构差异呈现显著的阶段性变化趋势;县域经济发展两极分化明显,县域人均GDP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比率有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呈现出空间集聚分布和典型的“核心-边缘”格局;区域经济空间发展轴格局初步形成,各功能区形成符合各自功能定位的经济发展特点。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政策和地理区位条件是影响京津冀县域经济格局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依据京津冀区域战略功能定位,优化经济结构和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数字鸿沟和城乡要素配置——基于我国257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9年257个城市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要素配置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要素配置差异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数字鸿沟可能存在。第二，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要素配置差异扩大效果明显，而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具有缩小配置差异的功能。第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要素配置差异分别在产业结构升级和财政支出占比上存在门槛效应。根据研究发现提出重视缩小数字鸿沟，强化数字农村建设，实现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共同发展的建议。     

海洋经济区域差异统计测度及潜在产出分析

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实施，正确认识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和潜在产出水平，有利于推动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实现海洋经济向高质量转型。本文以三大海洋经济圈为基本空间单元，以海洋三次产业为基本结构单元，采用劳动力加权变异系数法的空间分解和结构分解，测度2006—2019年我国海洋经济区域差异程度，进一步分解区域差异变化的结构效应、集中效应和综合效应；采用Hamilton回归方法估计沿海11省市的海洋潜在产出，进一步对比分析各省市海洋经济潜力实现和变动情况。研究发现，2006—2019年我国三大海洋经济圈区域差异呈下降态势；其以区域内差异为主；区域内差异的波动大于区域间差异；区域总差异贡献度排名从大到小依次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区域总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差异的变化均主要来源于集中效应；沿海11省市海洋产出缺口比例曲线可分为类“n”型、类“u”型和类“一”型；2012年以后海洋产出缺口比例的变动幅度相较之前明显减小。研究得到创新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推动海洋领域区域一体化和增强海洋经济发展韧性等相关建议。     

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现象、成因与对策

构建协调我国东中西和南北方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是新时期促进更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根据南北地区GDP占全国比重差距的演变特征,将1952年以来南北经济差距变化划分为均衡发展、相对平衡发展、差距持续分化三个阶段。南北地区在产业结构优化与新旧动能转换、国内外市场发展水平、要素承载能力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是导致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新时期把握优化南北经济发展格局的主线,应加快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构建全面协同开放新格局,推动市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新疆区域经济差异及其时空格局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区域经济的绝对差异一直在扩大,尤其是在1990-1995、2003-2010两个时间段扩大最为迅速。区域经济的相对差异的变化呈现"倒U"型结构。从空间格局来看,经济总量差异显著,而经济增长速度却出现了一些趋同的现象。在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忽视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对新疆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应通过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培育区域增长极、加大扶持等措施,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数字经济、创新资源流动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契机促进创新资源流动，进而带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成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0-2020年我国70个大中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并将创新资源流动纳入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分析框架中，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着重分析其传导路径、区域异质性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创新资源流动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资源流动在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发挥了明显的正向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和创新资源流动对不同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相同，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粤港澳区域经济联系与合作的再思考——兼论区域发展中平衡与非平衡的若干问题

本文在分析粤港澳区域经济的发展中，着重研究港澳在大珠江三角洲的定位：“一国两制”的实施对１９９７和１９９９年后粤港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物资、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要素互动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通过营造相对平衡的发展机制，促进新形势下粤港澳经济全面合作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