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2010—2021年我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构建包含23个二级指标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揭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并通过收敛性分析考察区域差异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且区域差异显著,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分布特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是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分布特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β收敛趋势。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掘农村发展内在动力以提高乡村振兴水平、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等,从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

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化经济环境、数字化基础设施、农业数字化转型、生活数字化提升四个维度选取22个变量,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法和Moran′sI指数测度中国31个省份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其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但呈上升态势,空间上呈现“东高、中次、西低”的分布格局,但西部地区“追赶效应”显著;区域相对差异持续缩小,但绝对差异呈扩大态势,全国及东部地区出现了“极化现象”,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根源;区域间呈现鲜明且稳定的空间正相关性,东部省份主要落在“高—高”集聚区,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大部分省份落在“低—低”集聚区。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动态演进

基于2009—2019年30省面板数据构建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核密度估计,系统探究了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动态演进特征。研究表明:考察期内,全国及三大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显著提升。从平均水平来看,东部最大,中部居中,西部最小。从水平的增速来看,西部最大,中部居中,东部最小。总体差距、区域内和区域间差距均呈显著下降趋势。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为区域间差距,其次是区域内差距,最后是超变密度。从三大区域内的差距来看,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的地区差距最大,东部居中,中部最小。从其动态演进来看,全国及三大区域的乡村振兴区域差距逐渐变小,西部地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提升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缩小区域间差距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区域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系统测度、演进态势及空间关联

本文对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了系统的测度，综合采用核密度估计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深入揭示其演进特征及空间关联结构。研究结论如下：在演进态势层面，我国整体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大致呈现出倒U型发展特征及缓慢的增长态势，在地区间呈现出典型的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东部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表现为下降趋势且空间差异逐步扩大，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空间差异虽有所扩大但呈现出增长态势。在空间关联结构层面，大致呈现出以东部地区为核心、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向核心靠拢的网络空间结构；我国数字贸易关联关系分布不均，子群间的融合度较低，总体呈现出由沿海向内陆辐射，东部地区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贸易协同发展的空间关联趋势。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效率及区域差异

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立足于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愿景,采用超效率MinDS模型测度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建设效率,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全面揭示和识别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研究发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效率大体呈上升趋势,并兼具“东高中低”、“南北差异均衡”的区域特征;四大板块中,板块内部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南北方地区内差异相近;四大板块的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则是南北方差异的主要来源。在新发展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研究结果对于全面协同提升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效率,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客观反映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及区域差异具有重要意义。从经济质效并增、发展共建共享、社会民主和睦、民生福祉改善、生态环境和谐五大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2004—2019年中国共同富裕水平，运用Dagum基尼系数探析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来源，并利用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莫兰指数探讨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演进规律和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整体上不断提高，地区间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地区间共同富裕水平的绝对差异呈现出逐步降低的趋势，地区内差异程度从高到低顺序为东部、西部、中部；空间分布呈现非均衡性和渐进演化趋势，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状态存在不同程度的向上或向下转移态势，总体流动性较低。据此提出筑牢共同富裕基础，促进区域共同富裕发展，统筹区域共同富裕协调发展战略规划布局，建立区域协调联动新机制等政策建议。     

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科学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维度构建包含21个基础指标的省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以及莫兰指数对我国31个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呈增长态势，尤以2018年后的上升幅度最明显。但目前乡村振兴的水平仍然较低，且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有所下降，甚至退步明显，其发展落后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最多，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薄弱环节。当前产业兴旺系统相较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最为缓慢，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系统的地区差异最为明显，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而西部地区发展欠佳。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表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空间聚集特征，乡村振兴水平得分较高(低)的省份在地理位置上较为接近，区域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但该空间格局尚不稳定，区域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不断缩小。为此，本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规划进入全面实施,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及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随后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表示我国各省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提升较慢,就2018年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而言,中部地区稍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偏低,且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定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乡村振兴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量化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振兴指标不同维度的影响。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章运用门槛模型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对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这四个方面的显著正向影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     

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减贫效应 ——基于区域演进和空间溢出的实证检验

在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31个省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的发展状况,测度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核密度函数观测两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其非线性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各省耦合协调度高,但省际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相仿,中部地区各省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明显趋向缩小.3)总体上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果,其中东部地区减贫成效最为显著,西部次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增强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作用.4)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减贫增收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基于七次多项式插值的RRT避障规划

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构建中国农村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分析 2014—2020年中国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差异来源及其动态演进规律。研究发现：(1)中国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增长,其增长主要得益于农村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而受制于开放发展、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其空间格局呈现出东部地区高速发展、中部地区发展“塌陷”和西部地区快速追赶态势。(2)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但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有所上升。具体来看,区域间差异主要源于中西部与东部的差异,区域内差异主要源于居高不下的东部地区内部差异。(3)核密度估计显示,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离散程度有所扩大,多极分化特征持续显现。     

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

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构建中国农村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分析2014—2020年中国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差异来源及其动态演进规律。研究发现:(1)中国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增长,其增长主要得益于农村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而受制于开放发展、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其空间格局呈现出东部地区高速发展、中部地区发展“塌陷”和西部地区快速追赶态势。(2)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但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有所上升。具体来看,区域间差异主要源于中西部与东部的差异,区域内差异主要源于居高不下的东部地区内部差异。(3)核密度估计显示,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离散程度有所扩大,多极分化特征持续显现。     

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的时空差异及动态演变

基于2014—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和核密度估计法等,实证分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的时空差异、区域差异和动态演变。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分布特征;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是其主要影响因素;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但运行效率的绝对差异呈现出缩小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有所改善,中部地区的两极分化现象消失,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逐步缩小,但出现了两级分化现象。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制定区域差异化策略、完善社保基金扩充计划、开展参保人员扩面工作等,以提升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进而推进社会保障均衡发展。     

我国护理人力资源配置的空间差异与动态演进——基于31个省份面板数据

文章运用Dagum基尼系数与核密度估计方法对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护理人力资源配置状况进行测度，分析我国护理人力资源配置的空间差异与动态演绎过程，为我国护理人力资源区域规划提供参考。Dagum 基尼系数测算结果表明，总体基尼系数由 2010 年的 0.147 下降至 2020年的0.076，超变密度逐渐成为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东、中部地区间差距最大。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我国护理人力资源配置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两极分化现象逐渐消失，东、西部地区内各省份差异有所下降，但中部地区内差异有所增加。对此，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缩小地区间差距，重视不同区域差异，实现因地制宜发展，以促进护理事业区域协调发展。     

低碳约束下中国流通业效率的区域差异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测算

发展低碳型绿色流通是提升流通业发展质量的有效手段,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流通体系需要对流通业的真实运行效率进行客观评估。基于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碳排放指标纳入模型,在剔除了环境噪声和随机干扰后,利用三阶段DEA方法测度了我国流通业效率的真实水平,并基于此探讨了我国流通效率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流通业效率总体水平较低,规模无效是导致流通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各环境变量对流通效率有显著影响。其中,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地区开放程度与流通业效率正相关;城市化水平、教育投入水平和政府干预度与流通效率负相关。考察期内,流通业综合技术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流通效率表现为上升趋势,其他地区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流通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空间差异,地区内部差异大于地区间差异,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中部地区最小。     

农村人力资本是否促进了乡村振兴？——基于双重异质性视角

本文运用SDM模型及熵值法等方法,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双重视角下,探究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从人力资本异质性来看,中、高级农村人力资本显著促进我国的乡村振兴,并且这种促进作用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从本地扩散到邻近地区,但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率更高,而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则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乡村振兴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2)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直接效应、总效应的促进效率排序为中部>东部>西部,而间接效应促进效率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高级农村人力资本促进乡村振兴直接效应在东部与中部显著,而间接效应只在东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与此相反,无论是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初级农村人力资本都抑制了乡村振兴发展,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只在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业经济韧性：影响机理与实证考察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为探寻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经济韧性的内在作用关系，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分别测度了两者的发展水平，并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提升农业经济韧性。从时间维度来看，其提升作用呈现出2011—2015年时间阶段要大于2015—2021年时间阶段的结果。从区域维度来看，其提升作用的强弱依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经济韧性。为进一步释放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各地区应依据乡村社会治理与产业发展的基本需求，因地制宜制定绿色可持续发展策略。     

乡村人才使用效率时空分异与动态演进——基于安徽地市层面的经验考察

考察乡村人才使用效率的分异特征与演进趋势对乡村人才振兴具有重要借鉴。基于2001—2019年安徽16个地市面板数据,构建了两阶段DEA-Malmquist模型,测度安徽乡村人才使用效率,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Markov链等方法揭示其时空特征及动态演进。结果发现：安徽乡村人才使用效率总体较高,呈现“M型”波动式上升趋势,快速成长期的效率增速高于提升振兴期,其中皖南效率最高。乡村人才使用效率的总体差距呈现波动式下降态势,地区间差距是总体差距的最主要来源,其中皖南-皖北地区间的差距最大。核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分析表明,乡村人才使用效率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各地乡村人才使用效率的状态转移速度与时递减;考虑空间相邻效应时,各地乡村人才使用效率跨等级的流动性加快,但低水平地区与相邻地区的空间关联性与时衰减。     

城镇化加重环境污染了吗?——基于中国256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9～2018年我国256个地级城市的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城镇化进程给环境质量带来的影响，并利用系统GMM模型以及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及空间异质性特征；城镇化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显著的正“U”型关系；城市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不同区域的城镇化进程对环境污染呈现差异性特征，其中东部地区表现出倒“U”型关系，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出明显的正“U”型关系，南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作用效果明显强于北部地区；城镇化对环境污染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而呈现阶段性变化。     

中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采用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2006-2020年30个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特征及区域差异,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但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整体水平最高,西部增长速度最快。（2）空间上正相关性显著,多数省份处于HH区和LL区且无跃迁现象,时间上核密度估计曲线逐渐右移,西部地区省际差异趋于收敛,其余地区内部差异逐渐扩大。（3）基尼系数呈“U”型变化趋势,区域间差异为首要来源,分地区看,东-西部地区间发展差异最大,分维度看,创新及开放发展区域间差异最大。（4）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受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和金融支农水平等多因素共同影响。     

转型期中国金融排斥困境及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 574个县(市)数据的空间分析

文章以中国2 574个县（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刻画我国县域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量化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排斥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即不仅对本县（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还对其他县（市）有显著的负溢出效应；东部地区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以低—低集聚和低—高集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低—高集聚为主，其中，中部地区形成了以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多经济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而西部地区则呈现出大片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单经济中心的空间格局；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干预限制了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使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长期陷入金融排斥的不利境地。研究不仅为普惠金融战略的精准实施提供了大样本的直观证据，还以典型地区为样本，深入分析了金融排斥的地区分布特征以及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为制定针对性更强的应对措施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