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者边疆治理思想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述论——基于改土归流问题的分析

自历史而观,民国改土归流问题研究学者的边疆治理建议,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思想的具体表达。民初边患背景下,学者们提出改土归流、驻兵开发等边疆治理对策,强调更多的是国家统一与边疆各民族相融一体;抗战时期挽救民族危机背景下,边地经济、文化发展等治理建议则在深化民族平等团结融合,在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过程中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他们在不同时段所表达的边疆治理思想或各有侧重,但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积极意义。     

唐太宗的和亲政策浅析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多有与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婚姻关系的,其中以唐王朝最为突出。唐王朝在贞观时期,曾一度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家富强,独步世界。当时的唐太宗不仅是大唐帝国的皇帝,而且是东方世界的号令者,周围一些少数民族的君长尊他为“天可汗”或“大皇帝”。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多采取和亲政策,并对于“诸     

人民至上：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制度基础与实践逻辑

近代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残酷的“霍布斯式”的民族国家丛林,在西方外来文明的侵蚀下,传统央地关系与边疆治理机制被迫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重构之路。系统性秩序与社会性秩序是对边疆治理过程中维持和解构边疆社会多样性的两种力量机制的一种概括性解释,通过这两种秩序的力量消长以及“人民至上”话语的历史切入,勾画传统中国在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边疆治理逻辑切换和路径演化的内在矛盾和一般性图景。在“人民至上”话语下分析中国边疆治理相关问题,除具体的治理策略外,也为理解以下两个层面的宏观内容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视阈和微小的切入口,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国民(人口)”与“国土(疆域)”的形而上联系,以及多民族国家建构治理的历史与现代的接续问题。     

论多民族国家的边疆“各族人民”安全

在多民族国家且少数民族多分布在边疆的国家中,"各族人民"的安全就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族人民"安全表现在:边疆必须具备各族人民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生态、资源环境;各族人民在边疆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的传统文化体现了他们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因而也体现了人的安全;地缘政治的和谐发展则是边疆各族人民安全驻边守边的外部环境。     

公元650—820年唐蕃关系述论

历史上雄据青藏高原的吐蕃与唐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七世纪三十年代,在松赞干布冶理下的吐蕃已是一个统一而强盛的王朝,而唐太宗君临的唐朝也正处于威震海内的鼎盛时期。唐太宗被各族首领共尊为天可汗,“入贡”、“请婚”的使节络绎于长安道上,在这一     

作为边疆治理底色的人民治理：当代西藏治理的轨迹、经验与启示

从边疆治理理解,民主改革不应简单地理解是一场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它还包含着中国边疆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之后的西藏治理不再是国家统治者与当地统治者的联合,而是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对边疆实施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理边疆,其治理“底色”是“人民”治理,是新中国70年治藏效能提升背后的“治理密码”。“人民”治理是一种新的边疆治理观,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简单地讲,这种治理方式是站着人民利益角度上治理边疆。治理“底色”为治理边疆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种有利于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举措均得到实施。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显示“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治理办法的结果。同时,也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底色”,“人民”治理并不排斥其他先进的治理方式,恰恰相反,边疆地区是国家的特殊区域空间,与国家治理相联系,与非边疆治理比,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启示是,维护“人民”治理这个“底色”是边疆治理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方向。     

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乌鲁木齐市后泉路北社区为例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加快发展速度和社会结构寻求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矛盾凸显，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壁垒。乌鲁木齐市作为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基层治理成为其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社区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单元，对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会给社区治理带来新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撑。笔者认为社区治理体制模式的创新可以从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中获得，尤其是对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本文从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切入点，以乌鲁木齐市多民族社区的治理实践为例，分析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现状和不足，探讨这些地区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唐太宗尊为天可汗 唐玄宗征蛮失民心

唐太宗尊为天可汗唐玄宗征蛮失民心文／金石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出现“贞观之治”，它是我国漫长封建社会里最具代表性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概括地讲就是：流散外地的人都回归乡里；粮食连年取得好收成，斗米不过三、四文钱，市面交易一条细绢可换...     

周平:多民族国家中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

周平教授从民族政治学的视角展开对多民族国家中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具体来讲,从国族与民族国家的讨论进行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预设;从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族际政治整合的时代线索;从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来展开对民族政治整合的反思;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谈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调整;从区域主义边疆治理模式的提出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实践探讨。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方面,主张将"民族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朝向"国家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在族际政治整合方面,力推将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多民族国家整合的出发点及核心点。在边疆治理方面,提出边疆治理的区域主义治理模式。     

“边疆”与民族——略论民族区域的治理逻辑

多民族国家都有相应的处理多民族或者多族群事务的方式,但并非所有的多民族或者多族群国家都对人口进行严格的分类识别。本研究试图借助福柯治理术的洞见来讨论我国民族政策的治理逻辑。现代治理术的核心在于如何让民众相信,政府可以通过实现其意志来满足民众的诉求。然而,就我国而言,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主权为重中之重,这与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所谓"边疆"地区有关。中国国家的体制决定了国家是执政党的国家,在这样的理念下进行治理,"倾听"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决策者不根本改变有关执政理念,这种依据"边疆"的程度来对民族地区进行治理与控制的方式,无法给这些地区带来万象共生、和而不同的善治状态。     

清代西南边疆儒学教化思想形成与影响——兼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贡献

中央王朝在清代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前从未对西南边疆实现过直接统治,导致儒学教化长期缺位而使西南边疆的大部分区域仍然处于“化外”阶段。清朝入关以后,“华夷一体、天下一统”的大一统政治思想逐渐形成并在西南边疆得以政治实践,西南边疆因此具有了和内地一样实施儒学教化的条件。清政府把儒学教化思想与西南边疆治理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代西南边疆儒学教化思想体系,铸就了西南边疆与祖国内地持久的、稳定的、多民族的大一统文化格局。     

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西南通史》评介

作为《中国边疆通史丛书》的一种 ,《西南通史》(方铁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2 0 0 3年版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南地区通史 ,而是作为中国边疆的西南地区的通史。这样一部通史 ,需要“既从边疆地区发展的视角 ,阐述特定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 ,同时又兼及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与管辖 ,由点及面揭示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形成、发展的历史规律和边疆地区成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必然性”(马大正 :《“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总序》)。因此 ,某一特定边疆地区的“通史” ,不能仅仅局限于梳理地区发展历史脉络 ,而更要深入一步揭示其发展规律。…     

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思想与西方民族主义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传统中国民族思想的主流是以文化辨民族,并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民族主义思想是伴随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建构而出现的,其核心理念是国家由民族决定.鸦片战争后,在列强殖民入侵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出现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倾向.作为对列强殖民入侵下民族分裂危机的回应,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趋向于通过同化政策进行“国族”建构,但这种国家政治建构的努力难收其效,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始终未能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关于边疆教育的认知与实践研究

通过发展边疆教育构建以“大国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国时期化解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的一项国策。边疆教育认知的不断深化、边疆教育国策的制定和边疆教育在社会实践中的勃兴，渊源于民国时期政府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双向互动。从知识分子群体层面来看，边疆教育认知涉及边疆教育概念、边疆教育与边疆治理的关系、边疆教育与边疆民族关系、边疆教育的具体实践等问题，切实影响了国民政府边疆教育政策的实施及对其社会实效的评判。探究知识分子群体边疆教育的认知与实践，既可清晰窥探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历史轨迹，亦可考察近代中国国家意识视域下知识分子群体的“边疆形态”及其学术价值，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经验总结和理论构想。     

论民族共治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理

本文通过对中国等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实践的考察，指出民族共治是与民族自治同时存在的事实，并通过对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理论和原理的论证与揭示，提出了“双向两层面民族共治”的命题。“双向共治”一是指参与管理，二是指接受管理；“两层面共治”一是指国家层面的管理，二是指民族自治地方层面的管理。民族共治是现时代民族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统一建设的必然和合理要求，它与民族政治民主和共和“三位一体”，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生活的纲领性命题，而“自治”、“参与”等少数民族政治权利诉求和保障则属于子目问题。     

从“碎片化”到“系统化”: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转向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边疆地区远离国家中心区域又与多国毗邻,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内地和沿海在发展程度上有相当的差距,往往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边疆治理除了面临传统安全的挑战外,还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方面非传统安全的系统挑战并朝着多元化、复杂化、复合化态势的趋势演化。因此,要推进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碎片整合”,实现边疆非传统安全系统化治理,要求从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全局视野与整体视角上,把握好非传统安全治理与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和规律,以系统观念把握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全局,以源头治理作为化解边疆非传统安全系统性挑战的根本手段,以聚焦重点破解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系统瓶颈,进而建构多元共治的系统化治理,实现边疆治理的系统优化,提高边疆治理化解非传统安全挑战的系统效能。     

回鹘“楼居”与契丹“四楼”之关系研究

唐宋时代的回鹘可汗已筑城而居，但在举行盛大活动时，经常要在牙帐处设“楼”，可汗居其上，称作“楼居”。此“楼”实为一种专供可汗享用的毡殿，颇似中原王朝的“丹墀陛阶”。辽朝立国后，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建有“四楼”，作为“皇族居地”。这一现象，体现了回鹘－契丹在制度、文化上的深刻沟通。     

区域协同与跨域治理:“一带一路”中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在给我国边疆地区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大了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国家主义”倾向、政府属地化管理、社会有限参与等为特点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非传统安全的跨域性、流动性和复杂性特点.因而,区域化的跨域治理模式就成为“一带一路”中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应然选择.跨域治理模式主张通过跨国合作、政府间协同、多元主体协作网络构建等途径,推动形成跨国家、跨区域、跨组织的边疆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格局.     

唐太宗尊为天可汗唐玄宗征蛮失民心

唐太宗尊为天可汗唐玄宗征蛮失民心文／金石封建社会发展过程，民族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稷安危。而民族关系好坏的决定因素，取决于执掌权力的统治者奉行的是开明进步的团结政策，还是排挤、欺压的歧视政策。唐朝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强盛的封建大帝国。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