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言意思想浅说

言意关系是自《易传》始至禅宗以降一以贯之的中心课题。而庄子的言意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语言符号学(语义学)思想的基础,对魏晋之际言意之辨发出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地影响。为此,本文拟从哲学语义学角度》对庄子的言意思想试做粗浅的分析,以求教于方宋。何谓“言”? 庄子说:“夫言非吹也,有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末定也,果是言邪?其未尝有言邪?为异于觳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齐物论》)“吹”,指风吹。“觳音”,鸟之出卵而鸣。“辩”通“辨”,别也。“夫言非吹也”,郭庆藩《庄子集解》云:“夫名言之与风吹皆是声法。而言者必有诠解,故曰有言”。“言者有言”,“即     

从《论语》看孔子的“怨”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了“诗可以怨”的观点,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本文试从《论语》原文中透视孔子对“怨”的真实态度。孔子主张只要“怨”是合理的,有助于社会群体利益的,就应该明确地表达出来。从范围上看,孔子的“怨”是广泛的,包括对违反仁道、不合礼者、遭到挫折与打击时以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程度上看,孔子的“怨”是很深的“怨”,甚至是“恶”。有了怨情,就必须表现出来,故而孔子认为把怨情隐藏起来是可耻的行为,“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孔子肯定了诗可以表现怨情的同时,也就赋予了艺术情感表现上的真实性,“诗可以怨”对后代影响是深远的。     

也论《左传》与孔子——与吴荣曾先生商榷

吴荣曾先生《〈左传〉与孔子》一文认为，《左传》中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不论何种情况，都很难将其作为研究孔子的原始材料”，并通过对《左传》中五例相关材料加以论证。然而吴文之例证是有疑问的、不充分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左传》中的孔子言行是研究孔子的可信资料，不可轻易否定。     

《左传》之作者及其他

在《左传》的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千多年来,人们争论不休,没有定论;现代很多专家也作了许多探讨,但还没有一个人们共同信服的结论。 关于《左传》的作者,唐以前,人们都信从司马迁的说法:《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段话,文意清楚,明白无疑,司马迁肯定《左传》作者是左丘明。 关于左丘明的事迹,历史记载很少,可见的资料在《论语》中只有一条:“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儒家管理哲学的用人观

言行关系是儒家管理认识论的重要内容。在儒家哲学中,“言行”往往是同“知行”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发明的。“言”的本义即为说话。《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所谓“言”即为直接了当地表这个人内心的想法。扬雄《法言·问神》:“言,心声也”,这大概就是汉语成语“言为心声”的出处。“言”是思维认识器官“心”的声音,这样,“言”就同“知”发生了联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而认识则是思维的内容,内容是离不开形式的。心中有知,发之为言,故言与知即为表里关系,二者密不可分。墨子     

《论语》修辞手法例说——读《论语》札记

《论语》是我国古代早期的一部语录体哲理散文集。它是由孔子门人记录孔子及其少数弟子言行的著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     

“半部《论语》治天下”——感悟《论语》修身为政之道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言行编纂而成的中华文化传世经典。《论语》中的“学而不厌，学致其道”、“诲人不倦，善竭其才”、“修己安人，君子人格”、“为政以德，讲信修睦”、“尚中贵和，一以贯之”诸方面，集中体现出修身为政之道。在研读《论语》时，应心存敬畏之心，读其书知其为人，力求融会贯通，善于吸取其精华而无求备于一书一人。研读《论语》，对滋润心灵，滋养人格，对确立高校办学理念，领悟高教管理之道，必有助益。     

试论孔子的历史哲学

研究孔子和《论语》时我们发现,孔子有一个相当完整、也相当丰富的历史学和历史哲学体系。由于孔子本人一向“述而不作”、微言大义;也由于孔子“私学”一传、再传、三传的特点;因此,记录孔子及其弟子与时人言行的《论语》就显得有些混乱,缺乏一般专门著作或语录所应有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这些因素都加重了孔子研究的难度,也使得孔子的思想和言行容易被误解、忽视或夸大。孔子的历史学与历     

孔子哲学咨询思想探讨

“哲学咨询”的兴起是对“苏格拉底对话”的传承,而孔子的哲学咨询思想体现在《论语》的对话中。孔子的哲学咨询主要有问“仁”、问“政”、问“君子”等。“仁”是孔子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主张“德政”,认为选拔贤才就是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问“君子”则提出君子必须具备“仁、智、勇”三个方面的品德。个人交友之道、家庭伦理问题也在《论语》的对话中出现;孔子根据弟子的不同个性而给予不同的咨询目标。孔子哲学咨询在现实生活中同样有指导意义。     

孔子论仁的思想

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他的论仁的思想。我们研究孔子学说,入其堂奥,究其底蕴,就必须研究他的论仁的思想。“仁”字的原始含义是什么?《说文》云:“仁,亲也,从人,二声。”刘师培《理学字义通释》引《说文》训仁即“从人二”,并说:“人二,犹言二人也。以“人必合两人,而后见人与人接,仁道乃生。”又郑玄《中庸》注在“仁者,人也”下云:“人读如相人偶之人”,即以“相人偶”释仁。“人偶”是汉代的一个常用词汇,宋翔凤《过庭录》解为“相尊敬”的意思,阮元《研经室集·论仁》则认为是“尔我相爱之辞”,     

《诗经·氓》中“靡室劳矣”之“靡”质疑

《卫风·氓》是《诗经》中的名篇。千百年来,人们对其中“靡室劳矣”一句的训诂,却歧意纷纭。 其一,解为“不以家务为劳”。这种解释始于汉代的郑玄。他为《毛诗》作笺云:“靡,无也,无居室之劳,言不以妇事见困苦。”宋朱熹在《诗集传》中也据此训释为:“靡,不。不以室家之务为劳。”时人邓荃的《诗经国风译注》也解作:“靡,不。不以家务事为劳苦。”这类训释,存在为求谐合诗旨而牵合俯就,曲意附会的毛病。     

《近思录》之“录”与《传习录》之“录”

《近思录》与《传习录》皆是兴起于宋明理学中的思想传记类型的著作。一为“辑略”之新体 ,一为“记言”之变型。两者的差异 ,则可以自“录”字的再解读中 ,掌握住“文”与“言”的本性而得以进行区别。二《录》都企图在“当下即逝”的时间状态中 ,分由“文”与“言”的途径以进行“当下即是”的传道活动。二者一名“近思” ,一名“传习” ,同出于《论语》 ,反映了追随孔子的理想。但其同名为“录”及其何以为“录” ,则尚可探究。     

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教化之道及其当下意义

孔子教化之道彰显了中国古典教育的成人意蕴。孔子从慎思个体生存处境此一根本问题出发，唤起个体生命朝向更高事物，据此确证自我生命价值。孔子以切实行动践履其“天下归仁”的大道理想，即塑造人类社会美好生活秩序。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敞开了其教化人心的基本视野，即始终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唤起个体心灵朝向他者。作为孔子教育实践的中心，“启发”旨在引导个体从切己的生存体验出发，由现实性向可能性不断提升。孔子与弟子之间的教学互动，一步步引导个体由一己生活境遇向人类历史文明延伸，藉此让“教化之道”得以传承。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孔子教化之道，意在激活当下教育实践的深度自觉，唤起人们像孔子一样不断思考更好教育的可能性。     

《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

《孔丛子》是一部记述孔家人物言行的书,全书二十一篇,记事自孔子至于孔鲋,旧题孔鲋撰。据《史记·孔子世家》,“鲋字子鱼,孔子八世孙,曾为陈胜博士,死陈下”。是其生在汉兴以前。由于《七略》及《汉书·艺文志》不著其书,加之书中记事或有舛误,记鲋的文字也非自述之辞,所以自宋以来学人即多言其伪,并对其时代与作者作了种种推断。今日流行的观点,便是认定其书为汉魏间人王肃所伪造。“铁案”已定,很少再有不同意见。笔者近治《小尔雅》,欲求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得不对这部“伪书”下一番工夫。考读之间,不意对这桩成案发生了怀疑,遂不揣浅陋,撰成此文,欲就《孔丛子》一书的撰作时代与作者问题求正于当今学界。寡闻浅见,所论必多有失,望学人方家不吝正之。     

王郁斌，身怀东方士气的广告人

士，事也。——《说文》孔子有个叫子贡的学生，曾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回答说：“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孔子的回答，关键地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     

我解庄子的“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说

庄子的“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说出自《齐物论》,是说明庄子的世界观具有辩证法因素的一条重要依据。然而由于过去学者刻意以道解庄,往往把这句话中的“彼”解为“自然”,或者解为“真宰”、“造物”等抽象的哲学观念;今人又有随意发挥,或者混同于后文之意者,因而误解了庄子的辩证观点     

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教化之道及其当下意义

孔子教化之道彰显了中国古典教育的成人意蕴。孔子从慎思个体生存处境此一根本问题出发，唤起个体生命朝向更高事物，据此确证自我生命价值。孔子以切实行动践履其“天下归仁”的大道理想，即塑造人类社会美好生活秩序。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敞开了其教化人心的基本视野，即始终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唤起个体心灵朝向他者。作为孔子教育实践的中心，“启发”旨在引导个体从切己的生存体验出发，由现实性向可能性不断提升。孔子与弟子之间的教学互动，一步步引导个体由一己生活境遇向人类历史文明延伸，藉此让“教化之道”得以传承。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孔子教化之道，意在激活当下教育实践的深度自觉，唤起人们像孔子一样不断思考更好教育的可能性。     

《春秋》“微言大义”与《庄子》“寄言出意”辩示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诠释具有密切的关系。汉代思想家董仲舒通过诠释《春秋》《公羊传》而建立公羊学的思想体系,魏晋玄学家郭象通过注释《庄子》而创构一套新的道家思想体系。他们的解释皆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是“六经注我”的典范。董仲舒认为《春秋》有“微言大义”,郭象认为《庄子》“寄言出意”,这构成了基本的解释理论。微言大义、寄言出意是讨论言意之辨的问题;它们是经典中特殊的言意,而与常言常义相分。微言、寄言,即经典中嫌疑矛盾之言,真假、实虚、有无难辨;大义、出意,即孔子、庄子寄寓于经典中的丰富复杂的意义。微言与大义、寄言与出意存有重大的间距。在解释方法上,这有利于解释者突破经典言辞的限制而自由地发挥孔子、庄子之意;在解释效果上,这有利于解释者消解经典言辞之义与其所阐释的孔子、庄子之意的冲突和矛盾,从而确证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孔子删诗说新议

《史记·孔子世家》首先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其说在汉魏六朝以前无疑问,到唐代孔颖达首先提出异议。嗣后,主删诗说与非删诗说便成为孔子与《诗经》研究中的聚讼之一,对先秦典籍中诗的流传与使用以及古代的所谓“采诗”、“献诗”之说进行分析,考察孔子与诗的关系,可知司马迁所言的“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这个“三千”是概略言诗歌之多,不是指孔子之世有现成的诗三千。非删诗说和主删诗说的错误都在于此。     

拨乱反正话《论语》——“四人帮”孔子批判之批判

“四人帮”批孔,开头就批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因为《十批判书》里有一篇《孔墨的批判》,引证了很多文献,证明“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是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幸福的”。“四人帮”对此深恶痛绝,所以就拿《十批判书》做了祭“批孔尊法”这面黑旗的牺牲品。“四人帮”批孔,为的是以古喻今,古为帮用,影射现实,因此便首先丑化孔子。一部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几乎每一句话都被释为维护垂死的奴隶制,孔子也就成了奴隶制的卫道士。“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