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释“位育”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者安其所,育者连其生,这个生物 学的安所遂生观点,一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民族复兴问题联系,阐释的就 都是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实践中常碰到的问题。本文释析了潘光里先生的“位育” 学术思想是对社会科学的重要贡献。     

民族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以组屋“族群比例”政策为中心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围绕构建国家认同的政治主题,甩掉百年被殖民的历史遗产与独立建国的现实困境,立足国情,从政治角度促进族际整合,以组屋为平台,以“族群比例”为手段,利用转换空间位置弱化族群集体差异,强化个体差异,培育公民意识,智慧地将多民族国家治理中棘手的种族矛盾、族际冲突化解,成功地打造了国家认同,柔性地实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目标.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形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新加坡经验”,它的意义是世界性的,这对于我国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中华民族伦理认同框架的规范内核与制度预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重要伦理要旨,对于型构中华民族伦理的认同框架具有引领效能,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中华民族伦理具有承接历史的知识框架、指向当下的共识框架、面向未来的实践框架,形成了“知”“信”“行”结合的整全伦理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中华民族伦理在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层面上具有规范性要求,就其规范内核来看,在国家层面上坚持集体主义的能动思维,在社会层面上具有制度理性的治理秩序,在个人层面上具有向往共同良善的道德方向。为了保障这一伦理的实效,应当在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依法治国的根本方略,促进社会治理的稳定有序格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实现人民教育,促进个人修养的逐步提升,最终实现横亘历史、当下、未来,贯穿国家、社会、个人的整全的中华民族伦理认同框架。     

从仪式到艺术:以“雄”为核心的阿吉拉姆

阿吉拉姆是西藏传统戏剧的唯一称谓,她自产生到发展、成熟经过了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做是阿吉拉姆从仪式到艺术的演变过程。雄((?))或查布雄((?))作为这一演变的临界点在阿吉拉姆的发展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文章试图通过阿吉拉姆与雄的关系来观察阿吉拉姆从仪式到艺术的演变过程。     

家族、村落、市场：三重“原生”社会网络的式微与重塑——以桂西北仫佬族聚居地为例

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网络的演变是透视社会关系变迁的重要窗口。基于对桂西北仫佬族地区家族、村落、市场三重圈层关系的考察,发现社会流动、现代文明以及媒介技术加剧了“原生”社会网络的式微与重塑,由亲缘、地缘构成的关系网络和互助体系日趋松弛,呈现出时空延续、非地域化、市场化等特征。在民族地区迈向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需要重塑仫佬族新社会网络的“根”与“魂”,将“原生”社会网络的重塑与新社会网络的构建并行并重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亲属称谓作为旅游好客性表达的符号介质——以安顺屯堡“小孃孃”为例

以贵州安顺屯堡"小孃孃"为例,探讨亲属称谓在旅游开发中作为连接主/客、进行好客表达的符号介质的品性,并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旅游开发过程中亲属称谓制度的资本化现象及可能存在的问题。认为亲属称谓被作为表达好客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往往带有符号化、简单化倾向,并隐含着性别、权力等话语色彩。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央“援藏机制”的理论贡献与积极探索

自和平解放以来,西藏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央关心和全国支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西藏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在不断探索与调整中,形成了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如何促进西藏发展的"援藏机制"。"援藏机制"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思想,也被证明是较为有效的解决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实践形式。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如何支援帮助西藏,从理论、重要性、政策、途径、方法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西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理论与思想基础,为中央"援藏机制"的最终形成完善奠定了基础。     

早期蒙古材料中的先锋：以“阿勒斤赤”与“莽来”的词义及演变为中心

十三世纪前后的蒙古人在作战之前有派出先头部队的习惯。早期蒙古材料中多用“阿勒斤赤”与“莽来”指代这些先头部队。学界往往将这些词汇不假思索地翻译为“先锋”。但是这些部队各自有其自身的特性与职能,与汉语中的先锋并非完全吻合。此外,随着蒙古汗国疆域的扩大,其先头部队的意涵也发生着变化。     

词条叙事：文学人类学的新对象与新可能——以“折毛”的“罗斯宇宙”为例

“折毛”创作古罗斯地方史的事件引发了公众的持续关注。一贯提倡消解学科边界的文学人类学在聚焦此事件的同时也在尝试拓展自身的对象域和问题域。本文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关注“折毛”创作“罗斯宇宙”的个案,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条体小说。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下进行词条叙事的新文体探索,重新探讨“虚构事实”之间的关系。结合人类学独特的方法审视“折毛”写作词条体小说的实践过程,分析在进行地方性知识写作实践时所依托的共享文化符号池,以期为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开辟新的可能。     

岷州攒都沟藏族土司世系及相关史事研究——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中心

岷州攒都沟后土司向来被认为是甘青地区的重要土司家族,与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同出一族,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已有史料中关于其家族世系大致有五种记载,各史料相互之间亦多有抵牾.本文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核心,对该土司的世系及相关史事进行了分析研究,初步厘清了后氏土司的世系、品级等相关问题.     

传承、更新与借助：对藏族“戎亢”的解读——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麻当乡为例

甘南藏族自治州霍尔藏部落普遍存在一种特有的民间社区制度"戎亢"。它是当地藏族群众开展日常宗教活动的辅助地点,也是节日庆典娱乐的场所,更是解决社区纠纷的中心。本文通过对"戎亢"运作模式的透视,分析其性质和功能,探讨这一少数民族民间社区制度所承载的现实意义及其发展趋势。     

跨越“对称”边界：礼物与礼数的交换——以临夏八坊社会的礼品流动为例

学界关于礼物交换的研究多遵循莫斯的经典理论路径,讲求送礼与回礼的对称,注重探究礼物的神圣性,追寻“礼物之灵”的内核所在,但八坊社会日常的礼物流动在表面看来却并未完全遵循对称互惠的往来规则。在当地,送礼者着意物品样式与种类的搭配,受礼者关注其蕴含情谊和心意的表达,前者不甚期待回礼,后者不太强调多寡,故以所谓的传统礼物互动来刻画赠予者与收受者的关系似乎并不完美。深究即可发现,表象之下,八坊人实际想借助礼物流动构建的是送礼者与群体伦理间的交换脉络,由社会勾勒出的“礼数”将最终完成回礼并展现出一定的对称特征。由此出发,对礼物互惠的进一步讨论,在交换主体及社会因素上的拓展似乎成为一种必然的考虑。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教育的价值和长效机制研究——以“四史”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例

我国古典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很大,是比较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也是精神宝库,需要我们现代人挖掘和利用,更属于一大教育资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今在高校当中衍生出来的一些教育活动也是对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传承和延续^[1]。如今,优秀传统文化已经融进我们生活和教学的各个环节,我们必须抓住。“四史”(第一是党史,第二是新中国史,第三是改革开放史,第四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也是我国高校思政教育的主要思想资源,我们实现其和思政教育以及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结合,可以更快地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目标。     

从他者到主体：以媒介为“现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研——基于云南大理东莲花村的考察

通过田野调查研究回族村落——东莲花村地方媒介独特的、极具民族特点的媒介“现象”,深入挖掘“现象”背后潜藏的媒介素养与主体意识之间的深刻关联。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现象学为方法论,考察东莲花村村民作为主体的媒介实践活动,进一步通过深度访谈揭示阻滞文化创新发展的因素,探索媒介激活主体意识的可能和空间。最终确定以“生活世界—媒介实践—心理意识”为研究框架,找到影响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变量和内生力量,为日常生活提供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等哲学智慧的支撑,并研究如何将观念转化为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大众心理、行为规则和内在机制,使主体在生活世界中,自觉地认识到自我价值,自觉形成一套文化准则和共同价值追求标准。     

融合与转化：非遗视阈下民族服饰艺术数字化“在场”的发展趋向——以《丝路云裳》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背景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逐渐普及,参与到非遗记录、保存、传播等各个方面。我国非遗非物质遗产数字化目前处于“在场”阶段,非遗数字化更加注重文化与不同领域的交流和互动。以民族服饰艺术类节目《丝路云裳》为例,非遗数字化在内容与面向呈现出多领域、多学科、多渠道与多群体的相互融合,在文化共享的整体期望中产生出更多面向的转化趋势。     

教育、政策与文化：指向“常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以广西L县民族干部成长为中心的质性研究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之纲指明我党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内涵。鉴于以往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中,缺乏对实践经验的深刻认识,逐渐与新时代民族工作新要求相脱节,因而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常人学研究方法,以民族干部为研究对象,深入解剖民族干部的日常活动,从行动的权宜性、场景性、索引性和反身性及可说明性出发,说明民族干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发作用,以此分析我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规律,并在“一般”和“特殊”的双向理解中,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