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中国扶贫理论研究论纲

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巩固脱贫成果、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同时,还需要做好脱贫攻坚总结工作.对中国扶贫理论的梳理和总结,既是脱贫攻坚总结的重要内容,更是研究巩固脱贫成果、确保我国扶贫工作从解决绝对贫困攻坚战状态向相对贫困常态化治理转变的需要,也是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需要.本文以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为指引,从本质论、优势论、带动论、改革论、两动论、扶志论、综合论、精准论、衔接论、合作论等十个方面对中国扶贫理论进行了梳理,旨在为脱贫攻坚理论成果总结提供参考.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目标导向、重点内容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巩固与拓展有着不同的内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重心在于确保脱贫人口不返贫并提升脱贫质量,同时防止新生贫困产生;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心在于实现脱贫攻坚阶段形成的优秀工作机制、脱贫攻坚精神以及扶贫资产等在乡村振兴阶段的承接应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既需要保持既有扶持政策的阶段持续性,同时针对返贫风险高的脱贫人口和贫困边缘人口建立预警监测机制;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则需要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顺利转型。     

构建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社会工作的实践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后脱贫时代,如何解决相对贫困,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文章重点对2015年至2020年的文献进行梳理,以实践取向来分析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反贫困工作的学术进展、共识与实践模式.在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贫困区域特征、返贫风险及主要贫困群体等问题依然存在并发生新变化.社会工作能够回应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性、新转向并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社会工作回应相对贫困问题并且已经探索出一套反贫困的工作流程、实施路径和实践模式.社会工作实践的社区发展模式、金融社会工作模式、社会服务与社会救助模式为未来的反贫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将社会工作纳入反贫困长效机制,并就社会工作专业主体地位、反贫困工作精细化分类等提出建议.     

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问题及对策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国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时代。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是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与关键,而其内生动力,则至关重要。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曾经历了持续长期绝对贫困,贫困亚文化机制形成并在脱贫后延续作用;深度贫困脱贫地区仍普遍存在集中连片相对贫困,贫困的邻里效应机制明显且强大;深度贫困脱贫地区长期受援被照顾,受益依赖机制程度不同存在与作用。通过突出劳动导向的预防返贫政策、消解贫困亚文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激发相对贫困户健康的家庭动力等措施,可有效提升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政治逻辑与制度路径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在后脱贫攻坚时代,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以“制度”为着力点,实现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以增强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政治维度来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仅具有直接的减贫意义,而且具备长远的政治意蕴;不仅要扎实有效实现防止返贫、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更要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路径,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深层次问题所在,需深刻挖掘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在价值凝聚、资源配置、关系协调、社会整合、组织提升、制度创新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并呈现特定的制度势能。当然,面对诸多现实挑战,需具备有效的政治机制保障,通过构建“责任机制—政策机制—治理机制”的制度化实现路径,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提供行动框架。进一步看,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层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经验对国家治理具有普遍性借鉴意义,能够为我国制度创新提供一般性启发,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典范。     

政策视角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研究

我国已于2020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目标,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但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脱贫攻坚战略解决的是绝对贫困,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解决相对贫困,二者衔接相互构建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贫困问题。同时,两大战略在目标、主体、内容和措施方面兼具相似性和差异性,故二者衔接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而政策衔接的目标要求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巩固脱贫成效;由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过渡;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政策衔接的重点主要在于产业、生态、文化、保障和生活等多个方面,从脱贫攻坚的具体政策过渡到乡村振兴总要求。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相对贫困多维治理策略研究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贫困样态发生转型,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新时期 的相对贫困是乡村振兴初级阶段的重要课题。 在分析相对贫困多维表征和治理困境的基础上,根据“三支柱”的治理策略,建 立了“制度供给—能力提升—机会公平”的分析框架。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要抓手,通过提升贫困人口可行发展能力,发挥基 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等路径,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提供可行参考 路径,为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提供理论借鉴。     

后脱贫攻坚时代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研究

语言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贫减贫的一项长效机制.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收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我国的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语言扶贫亟需构建相应的实施模式与路径,提升贫困群体的造血功能,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方位预防和化解返贫风险,从而实现永久脱贫.结合对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的分析,基于"混合学习"模式的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能够促进新阶段语言扶贫工作的开展.     

脱贫人口语言能力提升的新维度与新途径

脱贫人口语言能力的提升是助力脱贫群众不规模性返贫、发挥脱贫群众自身“造血”功能的重要因素,能激发脱贫人口内生动力,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民族团结。提升脱贫人口语言能力有新的维度和途径：从“推普”助力摆脱绝对贫困,到注重提升个人综合语言素质,以促进个人全面、可持续发展;从提升普通话能力,到注重培养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多语能力,以拓展个人发展空间;从根治传统贫困,到注重战胜多维贫困能力培养,以适应新型社会发展要求。提升脱贫人口语言能力应该多方面、多维度分“点”发力,最终实现脱贫人口不返贫,且具备防止新型贫困的能力。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研究 ——基于政策视角

2020年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如何在防止返贫的基础上解决相对贫困是研究重点.文章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共性和政策差异,研究二者衔接的政策发展,并从产业、生态、文化、保障和生活五个角度提出政策衔接路径.     

深度贫困地区经济作物产业扶贫的思考

农业产业发展既是脱贫攻坚时期消除绝对贫困的主要手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减少相对贫困的重要路径。深度贫困地区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传统农业发展空间有限,农业产业开发多以地方特色经济作物为主。现实中,深度贫困地区经济作物产业发展存在思想观念因循守旧、基础设施欠缺、综合支撑不足等问题。本文剖析深度贫困地区经济作物产业发展困境,以西藏深度贫困村庄的经济作物产业发展为例探寻打破困境的措施。经济作物产业扶贫要遵循区域发展和个体发展的双重逻辑,强化扶志与扶智、因需建设、综合支撑等路径,破除限制条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支持。     

后脱贫时代内源式贫困治理体系的建构——以家庭本位为视野

激发家庭的内生动力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当前家庭精神韧性的异化、家庭组织韧性的式微、家庭生计韧性的不确定性,脱贫户可持续脱贫韧性不足。在后脱贫时代,需要通过家庭价值信念体系、弹性组织体系、积极沟通体系的重塑,依托积极家庭的角色定位来提升脱贫家庭的韧性。在政府政策保障层面,需要在内源式治理的理念下,通过完善促进家庭发展的常规化治理体系、加强促进家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建协同治理的贫困治理体系、提升贫困家庭的可持续脱贫能力等路径,推动后脱贫时代农村反贫困体系从国家本位向家庭本位的回归,由此实现农村反贫困范式的转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探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进展、问题及对策,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然而,四川省在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面临着产业发展支撑力度不足、搬迁后续问题逐渐凸显、脱贫村（户）与非贫困村（户）的政策不平衡突出、基层对政策依赖性极强、衔接的体制机制未理顺等问题。因此,建议完善产业发展的支撑保障、聚焦搬迁后续问题的解决、强化脱贫村（户）与非贫困村（户）的政策均衡、谋划相应政策的转型路径、实现体制机制的转型升级,以此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实现有效衔接。     

数字金融与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运用Tobit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且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强化数字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低收入、高受教育程度以及西部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作用更大。文章的研究结论能对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国外女性贫困研究及对中国减贫的启示

发展中国家女性贫困问题和女户家庭(女性为户主的家庭)贫困问题业已进入研究者的视线。对女性贫困产生的原因、女户家庭贫困的类型细分及其脆弱性等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当前为我国脱贫攻坚关键期,女性贫困及女户家庭贫困问题研究成果对扶贫对象瞄准、减贫措施精准等具有参考价值。     

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

农村低收入群体家庭既是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对象,又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找到农村家庭致贫的关键因素,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是防止阶层固化、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利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探索中国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层面的诱因驱动因素、个人层面的行为驱动因素、国家层面的结构驱动因素通过“认知-情景-规范”三个维度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有助于发现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离婚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基于云南省7县家庭调查数据

基于云南省7个县部分贫困家庭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模型和PSM模型分析离婚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婚姻解体的确会进一步恶化家庭经济状况。离婚与家庭经济收入变量间存在双向因果效应,OLS模型低估了"离婚"对家庭经济的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启示我们,在今后的脱贫攻坚工作中,应坚持以家庭发展为根本,促进家庭增收的同时,减少和控制引发离婚的外部风险因素,让贫困家庭在扶贫治理中收获经济增长和家庭幸福双重获得感。     

贫困家庭心理资源对子女脱贫内生动力的影响

提升贫困家庭子女的脱贫内生动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代贫困问题。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和家长亲职能力这两项家庭心理资源的效能,能够催生子女产生积极向上的脱贫内生动力,并与外部扶持资源形成合力,使子女更加刻苦学习并跳出代际贫困的陷阱。本研究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某省贫困县抽取了1462名中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考察上述两项家庭心理资源对子女脱贫内生动力的影响。结果发现:(1)贫困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家长亲职能力与子女脱贫内生动力都处于中等水平,其指标均有较大提升空间;(2)家长亲职能力在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和子女脱贫内生动力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3)家长给予关注和家长实质陪伴在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和子女脱贫内生动力的关系中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家长实质陪伴的中介作用大于家长给予关注的中介作用。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低收入人口综合帮扶机制建构

从绝对贫困治理到低收入人口帮扶,是我国贫困治理范式转变的重要体现,也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低收入人口帮扶经历了以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的摸索阶段、以综合扶贫开发为手段的起步阶段、以脱贫攻坚战略为主导的攻坚阶段和以综合帮扶机制为核心的常态化阶段。当前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存在以下阶段性偏差：帮扶主体的目的区隔暴露“出工不出力”现象,帮扶制度的悬浮存在导致协同合作机制尚未形成,帮扶资源的体系约束造成“内卷化”困境,帮扶思维的潜在误区衍生“运动式治理”倾向。应立足党政主导、市场助力、社会参与和主体归位的系统化格局,完善多元协同、推动技术融合、明确职责分工和加强效果评估,建构我国低收入人口综合帮扶机制,助推农村低收入人口长效稳定增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