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编纂中的历史分期研究

历史分期是历史编纂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些西方学者如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斯特恩斯、本特利等,在通史类全球史编纂实践中尝试以全球各文明发展的总形势为依据来划分历史阶段。从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分期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以来,与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相比,上述学者对人类历史整体及阶段发展的理解和认识更加科学,对世界史编纂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传统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但仍未能完全摆脱其束缚。目前,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研究对各文明社会内部发展的考察特别是发展动力的研究暴露出明显的不足,这已经成为西方通史类全球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也谈“欧洲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历史学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因而引起世界史学界的长期争论与探讨,对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史学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前,适值我国世界史学界酝酿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之际,本文重提“欧洲中心论”问题,以期引起新的探讨与争论。“欧洲中心论”作为一种史学理论,在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黑格尔从地理决定论和种族优越论这两大理论支柱     

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中国哲学中，潜藏着一股“世界主义”思潮，既有打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有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也有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齐备于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发掘。从原有的哲学格局看，西方哲学的视野主体上还是“地球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基本上还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主。但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提供给人类一种伟大的智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不能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类之外；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就必须突破“地球中心论”，必须置身地球之外。换言之，不突破“地球中心论”，不突破“人类中心论”，恐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不解决物与物的关系问题，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打破各种“中心论”的一把利剑；它使中国哲学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更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     

“世界历史”观念在全球化经验中的境遇

作者在台刊《思与言》第41卷第2期上发表文章,旨在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分析和说明当代“世界历史”观念的存在及其效应,进而试图澄清这种观念中内含的西方中心论之本质,以及西方中心论在全球化经验中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最终为确立一种真正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观念提供基础理论层面的建议。作者认为,现代性的成长,使“世界历史”观念逐渐成为以欧洲或西方世界为中心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储存罐。它依靠本体化幻象、先验化幻象和单一化幻象这3种理论幻象使人们深陷于西方中心论之中。20世纪全球化经验的普遍兴起,使西方式世界历史框架暴露出解释…     

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

会议要我在今天讲一讲世界史方面的问题。主要想讲两点意见:一是对过去我国引进的两种影响较大的外国学者所编世界历史的看法;一是为了改变我们世界史编纂的面貌,应当研究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不能把各种问题都讲到。只能就自己所看到的一点两点,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可能完全没有说中要害的意见。话题拉开以后,涉及的方面难免要广泛一些。因此意见难免粗疏,表达也未必准确。请同志们指正。世界史的编写,如果不拘泥于世界史这个名词的现代涵义,我看是从古就有的。当然,古代史学家所知道的世界不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在地理范围上,它要小得多,狭隘得多。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一个古代史学家为他所知道的世界,也就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世界,写作世界的历史。比如说,西方尊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世界史编纂二题

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后，加强对世界史学科发展史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世界史编纂是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核心内容。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的世界史编纂的萌芽与草创时期，这一时期的世界史编纂经历了从国别史、地区史到世界通史层层深入的演进过程，世界史编纂中注重对史学理论的阐发与介绍。     

“放眼世界，展示全球”──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理论与实践

本文通过透析当代英国著名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理论与具体实践，从一个侧面释论当代西方乃至整个国际史学界的新潮流与新取向。巴勒克拉夫倡导的“全球历史观”，公正地评价了世界各个地区与各个民族的文明，并注重世界各地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是对西方陈腐的西欧中心论史观的背离，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与重要的史学意义，而他的名著《当代史导论》则出色地贯彻了这一点。巴氏之述论为中国学者尤其是世界史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成果，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发展中国文化寻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

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发展中国文化寻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汤一介（教授、博士生导师）：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体系逐渐瓦解，因而“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也随之消解了，世界文化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这就是世界文化正朝着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的方向发...     

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

自18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但囿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他们一般将中国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等已经衰落的文明等量齐观,既否认中国人有历史观念,又否认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他们的研究,突出“历史的西方”与“非历史的东方”的对立。这种状况,一直到二战之后才有所改变。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费正清学派”,便是这一改变的一个标志,突出表现为走出了传统的欧洲汉学,以研究近现代中国为特点。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新一代中国研究者,进一步努力清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提倡“从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努力在近年,又由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更有显著的表现。但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性质及其优劣的评价,最终还需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出。     

国外东方学的四种理论与中国东方学的发生

西方的东方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四种基本理论形态，并对中国的东方学产生了影响：一是在政治学法学层面上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二是在经济学层面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三是在历史文化学层面上的“东方停滞论”或“西方中心论”,四是在历史学考古学层面上提出的“丝绸之路”论。将这四种理论作为一个理论系统予以整体、动态的把握，可以看出其间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补充，体现了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基本判断与评价，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的东方学形成了正反两方面的刺激，成为中国东方学形成和发展的外部背景。对这一背景进行清理分析，是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及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出发点，也可以为东西方关系的重建提供学术上的参考。     

从“重写文学史”到“古代散文史研究的反思”

文学史应该写什么在理论上并无分歧,还原历史与解释历史都在于说明文学史的基本规律。但在实践中,对文学史运行规律的探索仍然没有解决。古代散文史的研究亦然。除了习见的朴学、历史、美学或说逻辑、实证的研究之外,我们需要比较的研究,以在作家、作品、流派、风格等的纵向或横向的联系中看到文学同异的形态,以助对文学规律的理解。     

“历史”的变革与“主体”的浮现——“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历史叙事在新时期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历史”本身的虚构性和文本性特征使得作家无意于再建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放弃了对历史客观真实性的追求,从而在文本中渲染了一种非理性主义色彩;同时,作家注重自我对历史的认识和体验,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关注个体的命运和价值,表征了一种经验理性的反思倾向。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以新的面目出现的美化资本主义粗俗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充满虚构的形而上学思想。其肤浅和荒谬表现在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无知和曲解,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粗俗,以及脱离现实和自相矛盾。因而,遭到各种社会政治理论学派的批判。作为对立观点的,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相反的方向,表达了与福山同样的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地位的愿望。要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理论困境,必须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入手,探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相互宽容,相互借鉴,和平共处的途径,而不是寻求霸权的征服和冲突。     

"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考辨

在中国现代思想学术史上,曾出现过多种类型的"中国文艺复兴"说,或以清代学术比附欧洲文艺复兴,或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等量齐观,或认为中国儒家人生态度的复兴才称得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胡适的"五四文艺复兴"说.就形式和精神气质方面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同,都致力于"人的解放",高扬人的价值,以文明的再生为目标.但从历史内容一面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外发型"的思想文化运动,完全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复古"策略,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无主体”：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反拨

马克思历史观问题历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热点之一。自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兴起以来,历史主体论就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惟一解读。与此针锋相对,阿尔都塞毅然提出了"历史无主体"的命题,首创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无主体"历史观的先河。这一命题不仅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独特解读,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反拨。     

关于"历史重演"的几个理论问题

“重演”在自然界随处可见,在社会领域也难以避免。“历史重演”是指人类社会演进中,在不同领域、不同时空态中重复出现的,带有一定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人性相同,社会同构,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是导致“历史重演”的原因和条件。文中提出七种背景条件下的重演,认为研究“重演”现象对于提升历史学预测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的性质与“信古”、“疑古”两种史学态度的扬弃（上）

文章依据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过去"(即历史)问题的看法,即所谓史学中的事实只不过是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由人们对于其"将来"的规划所调节,力图揭示史学研究的一个潜在性质:无论知觉与否,"求真"之真,将随着人们对"将来"谋划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永恒的原子事实.根据这个性质,扬弃"信古"与"疑古"两种史学态度,说明"层累历史"现象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肯定"层累历史"的价值.在结语部分,则逻辑地提出"基于将来的释古"的史学研究命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的“史与论”问题

"史"与"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一个关键的问题,通过对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重评"的考察,可以演示出"史"、"论"问题与文学史建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诗"与"史"的三维影像:陈寅恪的社会史研究方法蠡测

二十世纪初,国内外的"新史学派"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史学大师陈寅恪秉承"种族和文化"的社会史观,将以诗歌为主的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社会"置于史书所载的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构建的"社会"坐标之中,运用"了解之同情""以诗证史"等社会史研究方法进行中古史研究.他广泛占据史料,精细考证,并将文史哲多学科相结合,重新解读了中国传统社会进化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