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师说》中“道”之含义的再认识

韩愈在《师说》一文的开头即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关于其中的“道”,人们向来将其单纯解释为儒家学说、孔孟之道。认为“传道”中的“道”含有“孔孟之道”之义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若将其单纯解释为孔孟之道却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师说》中所述之师并非尽是儒学之师,其所传之道也并非尽是儒家之道。一个     

叙事的寓言性与汉语文学叙事的语义生成

叙事性片断在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中占据很大篇幅,这种服务于说理的叙事,具有寓言性。与着眼于文本细部处理的“春秋笔法”不同,寓言性叙事着眼于事件自身的离奇性与文本结构的营造,以譬喻或象征的方式传达故事背后的寓意,属于“宏观修辞”。这种修辞方式与来源于历史叙事的“春秋笔法”都对后来的汉语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小说文本普遍具有“藉外论之”、“譬喻取义”的寓言性修辞指向;另一方面,诸子散文叙事中“故事＋议论”的模式,深刻地影响到后来汉语叙事文学的文本结构。宋明话本小说头尾呼应的议论性诗词,把夹在中间的叙事变成了显示某种意义的“事象”;章回小说游离于主体叙事的“楔子”与“结尾”也具有同样的功能。《韩非子》的《储说》、《说林》两章,更是与后世文人笔记小说有太多“家族相似”的特征。对故事的寓意性解读,是破解汉语文学叙事文本意义的重要路径。     

窒息散文创作的僵化模式——“形散神不散”异议

“形散神不散”是60年代初萧云儒在《人民日报》“笔谈散文”专栏的一篇短文里提出来的。他说:“师陀同志说‘散文忌散’,很精辟。但另一方面,‘散文贵散’。说得确切些,就是‘形散神不散’。”(《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在这里,作者显然力图以古代哲学中的形神论的观点来概括散文的特质,并把它提炼得精粹而辩证一些,以便大家把握散文的规律,更好地促进散文的发展。无疑,这一愿望是很好的。但事与愿违,“形散神不散”在实际的流传中却成了一条僵化的模式,窒息着散文创作以及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一貌似公理的“形散神不散”实实在在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产物。     

史传序例：通俗小说篇首诗功能之前源

追溯史传序例的名实及其流变可以发现序例功能对通俗小说篇首诗开宗以明义的程式化创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以通俗小说篇首诗与正话关系为例。通俗小说篇首诗与其他组成部分共同为创作主旨服务,深化、弘扬了史传序例与史传正文的撰写结构模式,其中通俗小说的模式是：“篇首诗+入话+头回+过渡+正话+（散文议论）+篇尾诗”,叙事、说理,韵文与散文交替出现,高度程式化;其可依据的史例则是班固《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式的创作模式：序（议论、说理）+商山四皓+郑子真、严君平+过渡（议论、说理）+王吉+过渡（议论、说理）+禹贡……+赞。     

试论艾青“诗的散文美”的美学主张及其创作实践

在新诗历史上,艾青是位既有诗美学论著,又有巨大创作成就的诗人。近半个世纪来,他对诗歌的艺术特征、形象创造和艺术形式,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其诗论有着完整的美学体系,而“诗的散文美”则是他最具独创性的美学主张;他的诗赢得了世界声誉,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流溢于其中的“散文美”。“诗的散文美”这一美学主张,首见于艾青一九三九年写的《诗的散文美》一文,至一     

<<岭.格萨尔王传>>说唱音乐风格

《岭·格萨尔王传》这部藏族英雄史诗，被西方学者誉为“东方的《伊利亚特》”，它深刻地反映出藏族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奋发崛起的民族精神。其基本传播方式有两种：一是靠民；司艺人口头传唱；二是靠手抄本与木刻本保存和传播。其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是前一种。这种集“诗、歌、表”为一体的说唱表演艺术形式区别于纯文学性的诗体．采用散文与诗歌相结合的“散韵合体”。散文部分介绍故事的背景、情节、内容；韵文部分则以长篇抒发人物感情、对白等，比重大于散文部分，是史诗的主要部分。其中音乐又是它的核心部分、是灵魂。广大藏区地…     

文学史上的王鼎钧

20世纪50年代以来,王鼎钧以其丰富的散文创作推动着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革新,他的“人生说理” 散文以其人生体验和审美观照的完美结合而为后人推崇,他的“原乡”书写以其独特的“乡愁美学”传达出人生观照 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他的“宗教散文”以超越宗教的日常智慧让人体悟到一种“散文魔法”。这奠定了王鼎钧散文在 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中的地位。     

史论结合打通古今的《散文概说》

由于传媒打开了散文随笔从未有过的广阔的传播空间，九十年代的散文迎来了面向大众创作的持续作繁荣。相对而言，与之配合的、作为大众读本的散文理论著述却反应迟钝。阮忠先生的《散文概说》（华中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作为一本这样的书，得的虽说是娜娜来迟，但却独具特色。 本书史论结合的叙述构架，体现了作者欲以散文的历史重塑散文的现在的意图。在作者从对中国散文最初的模样讲起，在以时间为经、以作家为纬的娓娓叙述中，你能强烈地感受到：宋代以前散文的“大家”气象是那样开阔人的胸襟，其叙事、说理、写景、状物，真正是“…     

论臧克家的散文创作

<正> 臧克家的全部创作,诗与散文始终是“双管齐下”的。在现代,自是“诗压散文”;在当代,特别是“新时期”后,却是“散文压诗”了。作为“诗人”,他受到的关注、研究较为充分;而作为“散文家”,对他的关注、研究就显得太不够了！话头自然还得从“现代”说起。从1925年到1949年,即从作者20岁到45岁这25年中,臧克家共结集、出版散文著作7部,它们依次为《津浦北线血战记》(通讯集,1938年5月)、《乱莠集》(散文集,1939年5月)、《随枣行》(散文、通讯集,1939年10月)、《我的诗生活》(回忆录,1943年1月)、《挂红》(小说集,1947年6月)、《磨不掉的影像》(散文,1947年10月)、《拥抱》(小说集,1947年12月)。除去两部“小说”集不算,也还有5部之多。臧克家的这些“现代散文”创作,在我看来独创性强,自成一格,丰富和充实了白话散文创作的实绩,具有多方面不容忽视的“文学史”意义:首先,表现在狭义的“抒情散文”自出机杼上。他擅长于“人物散文”的写作,《老哥哥》、《六机匠》、《悼》、《十六岁的游击队员》、《拾花女》、《我的先生闻一多》、《海——回忆一     

感觉符号与情感符号——论(台湾)郭枫散文的艺术语言

<正> 郭枫散文的语言是美的。他始终是把散文当作“美文”来写的。从《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到现代散文,存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美文”传统。“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诞生的中国现代散文,倡导者冠以“美文”的称谓,明确要求以缜密、漂亮的全新范式,在思想和艺术上超越古典散文,以显示新文学对旧文学的革命性示威。一代又一代的散文家作出了他们的历史性贡献。然而数十年间,自觉地把散文当成“美文”或者“诗”来写的散文家是少数人,而在语言上苦用诗心并见创造的更不多见。郭枫却是执意地在语言上苦下功夫,使之成为“美文”,在审美创造     

《淮南子·道应训》对《韩诗外传》说理方式的承继与创新

“引事以明言,或引言以证事”的说理方式,定型于《韩诗外传》,我们把这种说理方式简称为“外传体”。《淮南子·道应训》继《韩诗外传》而后使用了这种说理方式,并在说理实践中有所发展创新,使这种说理方式更加完善,更加流行,从而显示出说理通俗化的优势和推广普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强势。徐复观认为,先秦两汉有两种说理的语言形式,即历史家的和哲学家的,而“外传体”的说理既有历史家的具象,又有哲学家的抽象,不同于二者,又兼二者所长,堪称先秦两汉的第三种说理方式。     

中国散文创作理论研究的新成果

王景科同志的新著《中国散文创作艺术论》一书 ,从大处建构 ,细处落墨 ,旁征博引 ,通达古今 ,吸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批评和美学理论 ,特别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现代美学、现代审美心理学、现代艺术理论等 ,以一种兼纳并蓄的宽阔胸襟和开放化的理论视野 ,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对散文创作艺术的规律 ,作出比较全面的透视和系统的探索。该书不仅从宏观上多层面多维度地对中国散文创作艺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而且以细腻的笔触从微观上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全书分十章 ,深刻论述了散文是“真”的艺术、“情”的艺术、“美”的艺术、“活”的艺…     

散文中的联想

苏东坡在谈到他自己的散文艺术时曾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他的散文为什么能象“万斛泉源”那样文思泉涌,才气横溢,新情妙理,触处生春?其重要一点,是他能够紧紧围绕中心,根据感情需要,驰骋想象,展开联想。在形式上所以能那样自由活泼,“随物赋形”,也是充分展开联想的结果。今天的文艺性散文学习和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和艺术技巧,特别是学习了古代散文运用形象思维,善于展开联想这一艺术手法。认真研究联想在散文中的运用,对我们今天阅读和写     

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几个问题的理解

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一篇战斗性很强的散文。文章从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对比描述中,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教育制度对青少年的摧残,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当时教育领域中尊孔复古的倒退路线,直指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我们今天重读这篇文章,对于深入批林批孔,肃清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的影响,仍有现实意义。我们读了《山东省中学课本语文教学参考资料》(以下简称《资料》)对这篇文章的分     

《海国图志》与洋务运动

<正>鸦片战争时,魏源辑成《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理论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揭起“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成为魏源理论主张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本文拟对《海国图志》的思想及对洋务运动的影响,作一个初浅的探讨。     

说理而深于取象──朱光潜文艺论著的具象特征

文艺论著不同于文学作品，其主要内容是阐发学理而不是描绘形象。用梁代昭明太子的话说，此类著述“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但事实上被昭明太子排斥在《文选》之外的老、庄、管、孟之作何尝不是文采斐然？从汉语文章的历史来看，“文”在说理文中虽不是“本”却仍有重要位置，追求文采已成为汉语说理文（尤其是文艺论著）的传统特色之一。清代章学诚概括先秦诸子的说理特征──“深于比兴”、“深于取象”──其实是历代说理文中普遍的现象。韩、柳、欧、苏、梁（启超）的论文同时也就是美的散文。现代文章大家中，且不说鲁迅、茅盾、…     

20世纪中国散文的奇葩——梁实秋“雅舍”系列散文略论

梁实秋自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８７年间,历时６０多年,撰写了大量的散文。冠以“雅舍”的散文集,就有《雅舍小品》,《雅舍小品》续集、三集、四集,《雅舍散文》一集、二集和《雅舍谈吃》等。这些散文可称为“雅舍”系列散文,独具一格,别有品味,开卷有益,深为广大读者...     

简析《国语》散文创作的独特成就

《国语》是先秦时期三部历史名著之一,作为优秀的历史散文,是直接用当代语言就“事’说理的.这些“事”,有内政,有外交,有国事,有家事,天道、鬼神、地理、人事,应有尽有,可以说,它把春秋时代那些议论精详、形象生动的言论都记录了下来.这使它不但具有史学价值,而且因其以记“语”见长,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也有着独特的地位.     

当代散文的观念亟需革新——也谈当代散文的困顿及其出路

《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发表了高瑞泉、蒋述卓合写的文章:《散文的困顿及其出路》。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中国青年报·星期刊》又对此文进行了转述。文章以为,当代散文已处于“疲软与困顿”之中,成为“最无限定的软性文学”,而困顿的根源在于“陈旧的散文观念”;同时指出了当代散义的“出路”在于突破“正宗散文”的自我拘     

《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之比较

在1840年到1861年之间中国人写成的22种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中,影响最大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两书的比较而言,写作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内容的不同取舍,而内容的不同取舍又决定了两书的不同特点,即《海国图志》以博见长,《瀛寰志略》以精取胜。但无论是《海国图志》的以博见长,还是《瀛寰志略》的以精取胜,实际上都有它们的合理性,也都实现了自己的写作宗旨和目的。我们很难笼统地在它们之间分出谁优谁劣。作为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历史地理书,《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中对世界大势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它们的介绍具有较为全面,重点突出,新知识、旧观念这样三个特点。除它们所共同具有的这些特点外,在“睁眼看世界”方面,《瀛寰志略》有三点要优胜于《海国图志》：一是对传统的华夷观念的突破;二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三是对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如果说《瀛寰志略》之优长在“睁眼看世界”的话,那么,《海国图志》之优长则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习西方列强的长处,用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亦即学习西方成了时代的主题或历史潮流,《瀛寰志略》通过对世界大势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有所了解和认识,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产生向西方学习之要求的可能性,但《瀛寰志略》本身并没有包含向西方学习的内容;而《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长技”的主张则开启了近代学习西方的新潮流。这一新潮流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