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法律思考

金融市场的演进经历了从投资者“买者自负”到微观金融组织机构“卖者注意”的历程,伴随着商业实践的演变,最终引发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群体出现分化。非专业的金融投资者逐渐与消费者的身份发生融合,并最终嬗变为新的一类市场主体即金融消费者。基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的“经济人”理性选择,以及彰显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分层现象,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内容复杂化的金融背景环境之下,应转变法律理念来对金融消费者予以倾斜保护,并建构体现实质公平主旨的金融法律制度规范。就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维权成本与维权收益二者间的严重失衡问题,以及基于金融消费者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博弈失利的结果表现而言,建构理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成为应然选择。应建立投资分类保护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横断化”法制,以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市场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论欺诈客户的法律界定

欺诈客户仅指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在证券交易中违反客户真实意思,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各国证券法律大多对欺诈客户的行为从法律上进行明确的界定。我国证券法律规定虽然前后有一些变化,但总体上对欺诈客户的行为界定较为详细。     

浅析日本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改革

1996年的大爆炸式金融改革终结了日本护送船队式的保护机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但是随之大规模出现的消费者利益受到侵害事件却令金融改革陷入困境。2004年日本启动了第二阶段的金融改革,要点之一即在金融立法中全面加强并逐步统一有关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性规则。随着一系列法制改革,尤其是出台《金融商品交易法》,日本逐步构建了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中国正处于放松金融监管的市场导向型改革进程中,相似的金融法制传统和改革进程要求我们重视对日本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关注其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     

论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益的保护

金融商品的特殊性使金融市场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金融消费者在接受金融服务、购买金融产品时,主要依赖于对信息的获取,信息权利受损将影响金融消费者利益的实现.金融消费者信息权是金融消费者公平自由、全面准确、及时迅捷地获取金融消费信息以便作出决策的权利,是金融消费过程中其他权益实现的基础.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权,应以机构性监管与功能性监管并举,用公权力强化金融服务者的信息披露义务,以一般性反欺诈条款的扩展适用来满足金融消费者的私权利救济诉求,进而真正实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目的.     

基于金融创新与金融消费者保护关系的视角完善中国金融监管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了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的过度金融创新不仅会损害消费者的个体利益,影响公平交易,而且还会破坏金融业生存及发展的基础,威胁一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最终会反作用于金融创新,抑制金融创新的发展。文章从辨析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创新的关系入手,研究协调金融创新速度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程度的方法,基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金融创新需要把握的原则,思考其对中国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启示。     

信息不对称与金融消费者保护

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更是深远。金融交易的供求双方在产品属性、产品价格以及金融机构质量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是对金融消费者提供特殊保护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金融消费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披露影响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作用机理,有助于寻求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利益的有效对策,也有助于加强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论在法的运行中法律概念的界定

法律中存在着大量的法律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法律体系的基础,法律概念也是法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在法律中,无论是法律规则,还是法律原则,都需要一些重要概念的支撑。法律概念在法的运行中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可以统一人们对某些概念的认识,指引人们正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只有借助法律概念,立法者才能制定立法文件,司法者才能对事物进行法律分析并作出司法判断,老百姓才能认识法律,法律研究者才能研究、评价法律。以此避免了在法律运行中不必要的争论与混淆,从而促进了法的运行的效率性与正确性。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中国企业征信系统的完善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加深了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本文对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指出我国金融消费者获取金融产品的信用信息渠道少是导致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借鉴国外经验以及考虑到我国金融消费者所处环境特殊性,笔者提议由建立专门针对金融机构信用信息的征信系统着手,逐步加强对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消费者行为:定义分歧与本质界定

消费者行为学是一门国际流行的新兴学科,国际学术界对消费者行为的定义众说纷纭以至于消费者行为的本质特征至今存疑.本文以比较系统地研究西方学者各种理论观点为基础,进一步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上将消费者行为的本质特征界定为五个方面.     

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视角下股权众筹的监管

对股权众筹按照公募亦或私募的传统方式进行监管都会带来无法避免的问题,因此都不恰当。需要正视的问题是,互联网的介入增加了出资人识别、理解、判断信息的难度,进而使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加剧了出资人向金融消费者的演化。因此,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角度考量股权众筹的监管实为必要。具体而言,从保障金融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方面细化平台的责任,包括:明确平台是新型商主体,股权众筹是具有特性的公募;引入金融消费者理解原则作为信息披露的正当性基础,要求平台必须遵守证券业协会规则,并由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监督规则适用;赋予平台审查融资人信息的义务,赋予金融消费者比《消法》规定期限更长的后悔权。     

“教化”之概念辨析与界定

近20年，中国兴起了对教化问题的研究，但对教化之概念使用常出现纷繁混乱的情况。笔者探讨了教化一词的本义，并在区分教化与教育、教化与社会教化及辨析教化政治属性、载体与内容的基础上，对教化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     

企业合并的反垄断法界定之比较研究

企业合并是产生垄断问题的重要行为之一 ,各国反垄断法都对其做出限制。但究竟如何确定企业合并 ,各国法律规定不一。我们在此对各国反垄断法关于企业合并的界定进行比较 ,总结其基本含义、构成要件 ,找出我国关于企业合并界定的不足 ,以期为我国控制企业合并中出现的垄断问题提供理论借鉴     

法律与经济及金融发展相互关系理论述评

自经济与金融发展理论兴起以来,围绕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以及何种金融安排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等问题,理论界兴起过多种重要的争论.本文简述了这些争论,并着重讨论了不同的法律起源对金融和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比较欧洲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法律渊源、法律移植、法律实施效率等方面的差别,全面分析了不同的法律渊源对金融及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     

投资者法律保护理论述评

近年来,La Porta,Lopez-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①等人的研究表明,一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和深度、股权结构、股利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与该国法律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程度有关.这一研究结论引起了经济学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以上研究的延续,许多学者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探寻了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决定因素,试图为投资者法律保护国别差异提供合理的解释.本文旨在对相关研究做一个简要综述和评价.     

论金融全球化与西方国家金融结构和银行制度的整合趋势

80年代以来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西方各国金融结构和银行制度的整合趋势。本文考察了西方各国向着以直接金融为主导的金融结构转变的现实背景 ,并从理论上分析了其原因 ;回顾了西方各国银行制度逐渐向全能银行制度融合的历程 ,并探讨了两种整合趋势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及其协调问题     

关于集体企业的产权界定

本文从集体企业的形成渠道和资产来源的多样性,分析集体企业的产权关系;进而提出集体企业产权界定的基本原则,正确划分了产权界定中的"出资"与"投资"界限、国家政策行为与国家投资行为的界限、国有单位扶持行为与投资行为的界限以及正确处理"假集体"问题;最后着重对集体企业产权界定进行研究,提出了集体企业中国有产权、联合经济组织所属资产、劳动群众集体占有资产的处置方法。     

近代日本对华金融政策研究

近代日本的崛起是与对以中国为中心的殖民地掠夺分不开的,而对华金融政策是其殖民地掠夺的核心政策。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深入,其对华金融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其金融掠夺体系最终随着法西斯统治的崩溃而瓦解。     

论以中小投资者为主体的金融产品创新

中小投资者在中国金融市场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国内金融产品单一、操作难度大，使得中小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应针对中小投资者设计创新性的金融产品，主要包括：结构性产品、权证及固定收益产品等。     

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金融

金融是市场经济的中枢神经,是资本运营的核心.中国的金融体制源于计划模式,资源配置主要靠财政,不是银行.在体制转轨中,面临着艰巨的改革任务.在金融实务领域,存在着五大观念误区银行只能国家专办;国有银行只能给国有企业贷款;贷款必须提供实物硬件抵押;不是积极"寻贷",而是消极"惜贷";只是单纯放贷,不是兼顾投资.面向WTO,中国金融的发展走向是重新构筑金融体系;鼓励发展民营银行;实行国有银行的股份化改造,促进金融市场的深化;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尽快和国际接轨.     

论外资银行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

外资银行法律规制的依据是人们研究银行监管的重要问题。如果说,外资银行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双重性是对外资银行进行规制的直接反映的话,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并流行的银行监管学说则是奠定并完成了外资银行规制的经济学基础。较之经济学的发散性,多样性和抽象性,法律的趋同性、稳定性和逻辑性使其在阐释外资银行监管这一社会现象方面更具优越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除了继续以市场不完全为出发点研究金融监管问题之外,人们开始更多的从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着手研究银行监管问题。因此,可从经济学、法学以及外资银行本身三个层面来看待我国对在华外资银行进行法律规制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