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法官受理诉讼制度探讨

宋代法官受理诉讼必须遵循统属原则、亲嫌回避原则、长官躬亲原则。宋代又制定了法官受理诉讼的政策,包括诉事干己、证佐明白、诉状规范,法官才能受理,婚田民讼事干农务,法官必须在“务限”内受理。违反上述规定的法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然而,封建社会法律条文往往与司法实践相脱离,宋代大量存在的法官违法受诉现象,终使其严密而完善的受理诉讼制度成为具文。     

依法抗争中的“法院不受理”现象研究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的提升,环境抗争事件时有发生,底层社会日益重视通过依法抗争维护自身权益,但时常遭遇"法院不受理"困境。它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法院依法作出不予受理裁决,二是鉴于案件的敏感性等因素,法院不愿受理或不敢受理。其中,后一种类型的"法院不受理"源自利益链条或行政干预,主要存在于环境受损者的抗争维权、环境公益诉讼以及行政诉讼等环节。"法院不受理"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效应,导致环境公正受阻、司法认同危机、信访洪峰压力增大,并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法院不受理"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为破解"法院不受理"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契机,但关键还在于推动司法独立。     

行政许可受理在先原则简评

作为公平、公正实施有数量限制行政许可规则的必然要求,其必须要具有客观性.<行政许可法>尽管为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确立了受理在先原则,但由于行政许可受理决定标准与期限等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受理在先原则在实践中更多地呈现出主观性特点.主观性特点的存在严重削弱了受理在先原则的公平、公正价值.我们应当在强化客观、消弥主观原则指引下,通过强化行政许可受理决定标准、期限等事项的客观性以实现受理在先原则的制度预期价值.     

高校学生申诉处理的具体探讨

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是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实现高校"法治"的重要制度。然而由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性,实践中高校学生申诉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在申诉的受理范围、受理机关的组成及权限、处理原则与程序、监督与责任追究、申诉后的救济等具体方面进一步细化和规范,以增强操作性和实效性。     

住房保障准入与退出的香港模式及其对内地的启示

香港住房保障准入程序包括受理、初审、再审和配屋等阶段,再审不仅能够证实和证伪初审结果,而且能够根据申请者家庭状况的变化取消资格或加快配屋。在住房保障准入条件上,申请者的住房状况、收入状况和其它资产状况均有严格标准。在公屋退出和居屋退出方面,分别有不同方式和相应规定。香港住房保障在"申请受理"、"准入轮候"、"住户跟踪与退出"、"信息公开与共享"以及"违规惩罚"等方面的做法或经验值得内地借鉴。     

吧达维亚华人公堂法律适用的原则与法律程序

作为殖民统治下的自治机构,吧达维亚华人公堂适用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程序受到了荷兰—东印度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共同影响。华人公堂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两个:一是华人公堂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适用上,越来越受到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保持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二是在处理吧城华人案件上,妇女的诉讼地位要低于男子,仆人的诉讼地位更低,反映了法律原则受到了"男尊女卑"等中国传统意识的影响。华人公堂的法律程序也显现出两者的双重作用,表现在:受理程序上,华人公堂受理案件的方式有华人自讼、华人官员转呈和殖民政府指定或移送受理三种;审理程序上,公堂只有审理权而无判决权,最终要由殖民机构宣判;判决程序上,结案方式有调解结案、判决结案和移交案件三种。法律程序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均体现了殖民体系下的华人自治特点。     

行政诉讼受理难的现实表现及对策

从《行政诉讼法》的文本上来看,起诉和受理环节的现行规定未能有效节制司法自由裁量权；从实践中看,法院存在“不愿受理、不敢受理、不让受理”三不现象.具体表现在拒收诉状,文本上缺少书面告知制度,材料完善制度缺失等七个方面.笔者认为,应当将行政诉讼起诉和受理制度作为未来行政诉讼修改的重要方面,切实站在起诉人角度,精细化设计制度,高度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权,坚持宽进严出的立案审查原则.     

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受理制度研究——从一条司法解释说开去

从制度价值上说,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为知识产权义务主体提供了一种有效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自我救济方式;传统的民事案件受理条件已经不能适应确认不侵权诉讼案件,而司法解释所界定的案件受理条件又过于苛刻,且存在明显漏洞;在制度应用中,以确认之诉性质明确案由,以原告就被告原则确定地域管辖,以效率原则改进反诉制度,以诉权平等原则对待侵权之诉与不侵权之诉的合并。     

英汉习语翻译中的民族特性

英语中,习语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包括俗语、谚语、格言、警句和俚语等。汉语中,这类表达称作"成语"或"俗语"。对于英汉翻译中的习语问题,说法也不尽相同。对于带有民族(或地方)特色的习语,在翻译中应该体现出各自的民族特性,其主要的体现原则包括完全体现原则、部分体现原则、辞格体现原则、解说性体现原则以及创造性体现原则。     

经济法范式下的农业法原则探析

法的原则是法制定的必然要素,是法律实施、防止法律运行异化的重要需求。农业法原则是农业法制定、实施及主体参加农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准则。农业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法学是新兴法律部门,加之经济法的自身属性,使得农业法的原则研究存在着多元化现象,学界对此还没有达成共识。农业法应属于经济法的子部门法,重构与发展农业法原则要从经济法这个本源中寻找答案。农业法原则为经济法的局部性原则,具体包括:"三农"利益协调与保障原则,"三农"实质公平、效率、安全共进原则;"三农"可持续发展原则,依法用权与权责统一原则,最小限制、最大促进原则五个方面。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立法完善

赔偿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核心问题。有关赔偿的现行立法存在着诸多不足 ,理论界也有不同认识。确立赔偿的原则 ,明确受案范围等问题 ,立法完善势在必行     

从《水浒传》看宋代的诉讼制度

《水浒传》是我国古典名著之一,记述了极为丰富的"公案"故事,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宋代的司法制度及社会生活。通过研究其中的一些"公案"故事,尤以武松复仇案为研究视角,充分展示宋代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如起诉、受理、庭审、审级、判决和执行的基本程序。认为宋代的诉讼审判制度、相关法律及诉讼程序都是非常周密与详细的。最后指出宋代封建法制的腐败黑暗和司法的残酷专横。     

立法回避制度论

立法回避制度的法理基础是“自然公正”原则。在立法过程中回避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有立法听证的回避制度以及为防止部门“立法走私”的部门回避制度。构成立法回避事由主要在于一是“个人偏见”,二是与职权(务)行使有利害关系。其回避的基本程序有回避的提出、回避的审查、回避的决定等。     

中法两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职能比较研究

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职能主要体现在受理被告人不服各级法院终审判决而提起的撤销之诉和特定情况下的再审之诉,以维护法律的统一适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职能包括:受理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受理重大的一审案件,发动审判监督程序,并以发布司法解释的形式指导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两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职能相比,后者有若干不能有效维护法律统一适用的地方,进而影响了最高法院的权威。     

论刑事审判集中审理原则

根据刑事审判集中审理原则,刑事案件的审判应当不间断地持续进行直到审理完毕。这一原则必须与其他诉讼原则相联结,才能实现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同时,还应当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以真正贯彻和落实这一原则。     

接受美学与品牌塑造

西方接受美学理论的内涵是“读者决定一切”,外国品牌的塑造真谛是“以消费者为中心”,两者的理论观点异曲同工,他们都启迪、受益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21世纪的中国企业应以中国人自己的先进思想,探索中国品牌原理,让中国的品牌健康生长、迅速发展。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举证责任的核心问题。举证责任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两方面的含义。“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分配原则,不能合理、有效地解决结果责任的分配。结果责任的分配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诉讼即将终结时若案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由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完善了举证责任分配的有关规则,但结果责任的分配,尚需确立明确的标准和分配的规则。民事诉讼证据立法需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进一步完善,公平、科学地解决举证责任的分配。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认定若干问题探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适应惩治腐败犯罪分子的需要而规定的一种新罪。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包括 :“关于是否继承遗产、接受遗赠或馈赠的认定、巨额财产是否来源于借贷关系或保管关系的认定”等五个问题。认定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 :重调查研究、重证据 ,采用合法、合理、合情的科学推理、判断原则 ,从而对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做出是否构成犯罪的正确结论。     

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管辖问题的探讨

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许多方面对传统国际法理论进行了重大突破 ,它对于有效解决WTO争端、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稳定起着重要作用。WTO争端解决机构 (DSB)行使管辖权实际上是受理与WTO协议有关的争端并能提出建议和裁决的权限 ,它是启动争端解决程序的前提 ,是WTO有关协定顺利实施的有力保障。本文从国际法角度对DSB管辖权问题进行了探讨。     

公民合法权益保护优先是行政诉讼立法的重要原则——关于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若干建议

我国《行政诉讼法》亟须作出适当修改,在修法过程中应贯彻公民合法权益保护优先的原则,注重研究解决如下制度创新与改进的课题: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作为行政诉讼立法的首要目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应坚持司法最终性,应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参加人范围和行政诉讼救济范围,行政诉讼立法应兼顾公平与效率,以更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