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而不佻 丽而不缛——漫论萨都剌的写景纪游诗

提起元代文学,论者多以元曲(戏曲和散曲)为其代表,即人们常说的唐诗、宋词、元曲;而对向有中国文学正宗之称的诗歌,则较少论及。从诗歌发展史的纵向来看,诚如清人陶瀚等指出的,宋诗曾三变其风,而明诗更气象驳杂,所尊不一。唯独元诗在近百年间,总的趋势并无多大变化,也未曾出现如宋、明两代诗坛宗派林立,各竖旗帜的局面。尽管如此,但元代初、中、晚三期仍     

萨都刺诗歌“别开生面”的特色

元诗长期受到冷落,这方面的研究评介文章极少,有关选集也是凤毛麟角,“元代的诗文显得暗淡无光”,则几成定论.其实,元代虽以戏剧为文学标志,元诗总的成就也远不及在它以前的唐诗和宋诗,但它沿着“宗唐得古”的道路发展,也自有它不可忽视的地位,元代诗坛也并不寂寞,有诗集传世的诗人多达四百名.萨都剌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诗歌“别开生面”的特色,很值得加以探讨.     

元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唐宋诗歌辉煌成就的掩映下,元代诗歌历来不被重视,关于元诗的研究寥寥无几,且难见全貌,但事实是,元代诗家众多,篇什浩瀚,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全面考察元代诗歌的发展进程可把它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元初由于诗人身份与心态的复杂性使诗歌创作融会了宋金诗歌的特色,呈现出“庞以蔚”的丰富性;大德、延祐间是元诗发展的高峰,“雅正”是其主旋律,内容多“治世之音”,风格尚雍容平正;延祐后,诗风丕变,以张扬个体性情为出发点,突破了“雅正”的拘囿,形成了多样化的诗歌风格,其中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功不可没。元诗对唐宋诗歌的继承与对明代诗歌的影响清晰可见,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元代后期少数民族诗人在元诗史中的地位

一元诗以延枯诗坛为极盛，以虞（集）、杨（载）、范（棉）、揭（j奚斯）这“元四家”为代表的诗人，形成了元诗的全盛时代。延信诗坛确实能够体现元诗的特征与成就，代表了元诗的审美范式。清人顾嗣立说：“先生（指虞集）与浦城杨仲弘（载）、清江范德机（棉）、富州揭曼硕（促斯），先后齐名，人称‘虞、杨、范、揭’，为有元一代极盛。”（《元诗选·丁集·道园学古录》）这当然并非顾氏一人之见，而是他对延枯诗坛的客观评价。延相诗坛名家辈出，篇什众多。题材广泛，确乎展示了元诗之盛貌。但是，延枯诗风主要是以“雅正”观念为指导…     

瞿佑与《归田诗话》及其诗歌创作——兼论《剪灯新话》诗歌与小说之关系

元末明初的杭州诗群为吴越诗坛重镇之一。瞿佑是诗群后期最杰出的诗人,所撰《归田诗话》领明诗话撰著之先,诗承"铁崖体"及杭州元诗风雅,组织工丽,擅长寄托,主于用事,不废俚俗,在明初诗坛独具一格。《剪灯新话》之诗大都是瞿佑托名之作,诗歌与叙事珠联璧合,或平实而真,或融工丽为一,别具风神意蕴。瞿佑之诗及《归田诗话》对明初越诗的繁荣、明清杭州风雅的开启都有一定的意义。     

明内廷神仙剧研究

神仙剧是元明杂剧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但对这类剧作的评价历来不高,特别是对明代的神仙道化剧评价极低.客观地说,明代神仙剧的成就的确远逊于元代同类剧作,但是并不能说其存在没有价值,特别是由宫廷艺人创作的内廷神仙剧,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由特殊创作人员专门为特定的观众创作的作品,对我们考察明代社会政治背景和统治者的态度有一定的价值,而其又以强烈的舞台性和观赏性为清代宫廷大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     

张之翰南北交融的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

元初南北统一,北方士人南下,南方文人北上,在南北文人的交往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南北诗风的交融,这在元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其中,北人而长期仕宦于南方的张之翰,具有促进南北诗风融合的自觉意识和明确的诗学理论,并以其创作实践,在这一融合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考察其相关理论及创作实践,是研究元代诗风转变乃至整个元代诗坛的重要内容。     

简论元明诗词散文

元代文学的主流是元曲,诗词散文方面的成就远不及杂剧和散曲。尽管如此,但在这一时期仍有众多值得称述的诗词散文作家和作品。大体上说,元文不及元诗,而元诗不及元词。元代初期的诗文作家大多由宋、金八元,经历了社会大的动乱和朝代的更替,因而作品常多故国之思,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刘因和赵孟。刘因,字梦吉,号静修,曾被元世祖称为“不召之臣”,著有《静修集》。刘因虽非南来遗民,但出于民族感情,他的作品与南宋爱国诗词所表达的感情是一脉相通的。如《白沟》中写道：“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     

"四唐说"历史分期三部曲

“四唐说”的提出与完善,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宋代,“四唐说”雏形得以凸显;二、元代,“四唐说”骨架得以成型;三、明代,“四唐说”论说得以完善。“四唐说”的拈出,标志着人们对唐诗流程有了更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分期。     

“宗唐得古”与戴表元诗论

“宗唐得古”,即诗歌的“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是有元一代诗人创作、诗家论诗的一条法则,它一方面完成了救治金末、宋末诗坛积弊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促使了元代诗坛的相对繁荣。“宗唐得古”诗论的提出始于戴表元,本文谨从他的“性情说”、对清新疏朗诗风的倡导、穷而后工的创作要求等分析其“宗唐得古”的诗歌理论及其对元代诗坛的影响     

论王世贞对唐、宋诗的态度

王世贞是明代复古诗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但他的诗学主张却与复古诗派崇唐抑宋的理论不同。他推崇盛唐,但又认为唐诗并非尽善尽美;他批评宋诗,但没有对宋诗作出全盘否定,而是清醒地看到宋诗对明代诗坛产生的积极影响。他认为各个时代的诗都有其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反对以时代定诗歌创作的优劣。     

张耒诗有唐音琐议

<正> 在宋诗发展史上,张耒是结束北宋、影响南宋,在两宋诗坛转捩点上发挥作用的一位诗人。张耒诗有唐音。对这一特点,前人和今人虽都有明确说明,但却无一就其内涵及张耒在宋诗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进行探讨和评述。本文就此粗陈浅见如下。最早明确指出张耒诗有唐音者,当推元代诗评家方回。他在《送罗寿可诗序》中指出:“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桐江续集》卷三十二)在《瀛奎律髓》中,方回选     

阿丑的艺术天才与政治影响

关于中国优伶的记载,在元代以前,因为戏曲还处于形成阶段,所以具体地谈表演艺术的不多,而是谈他们如何对帝王们用诙谐的语言进行讽谏的趣闻轶事为主。元代起,象《青楼集》这样的优伶传记专著,就都是谈的艺术问题。后来的这方面的记载更是如此。 在明代中叶,内廷的阿丑却在对明宪宗朱见深的规劝、讽谏方面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但其表演艺术如何,却少有人提到。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当然有其客观原因。     

关于明初闽中诗派的几个问题

闽中诗派是明代诗坛上一个重要的诗派,它成立于洪武二年,活动在洪武初到永乐末年。它的尊唐主张对有明一代诗歌风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梁佩兰诗论看清初诗风的变化

明代自中期以后,诗坛上各种流派蜂起,它们相互之间的争论辩驳,促进了诗歌理论的发展。但受偏执习气的影响,各种理论往往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随着清朝的建立,诗坛理性意识增强,反思明诗弊端成为一时风气。清初岭南诗人梁佩兰是岭南诗派与中原、江左诗派沟通的桥梁,从他的诗论中更容易看出明代诗风转变的线索。通过对梁佩兰诗论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探究清初诗风发展的状况。     

王士禃、赵执信交恶真相考

王士禃是清初诗坛领袖,其诗歌刨作和诗学理论影响巨大,被奉为康熙诗坛的"一代正宗".赵执信是王士禃甥婿,他著<谈龙录>攻讦王士旗,遂使"王、赵之争"演为清代诗学一大公案.前人对"王、赵交恶"多有探讨,但歧说纷纭,莫衷一是.依据新发现的<赵执信与王渔洋信札>,可以考知"王、赵交恶"真相,结合这封信读<谈龙录>,能够使人更准确地理解赵执信的诗学主张.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初探

有元一代,诗人辈出,少数民族诗人尤多。萨都刺就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位。在元代诗坛一片规唐摹宋的气氛中,萨氏“转益多师”,自铸伟词,以清丽俊逸的诗风,别开生面,驰骋诗坛数十年,堪称元代大家。其佳作即使置于唐宋名作之中,亦可比肩。然而,对这样一位杰出诗人及其诗歌的研究之作,至今甚少,可资参考的材料也不多见。因此,有关萨都刺及其诗作的现存材料都十分宝贵。而永和本《萨天锡逸诗》(以下简     

散曲杂谈

散曲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唐诗宋词之后在元代开始盛行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到明代,它仍雄踞诗坛。到清代,它开始由极盛走向衰落,但仍有不少人从事散曲的创作,并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在现代,也还有人运用这种形式,探索新诗的道路。散曲从它的萌芽到成熟、兴盛再到衰落,如果从其起源的唐代说起,大约经过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单从它的兴盛来说,也有四、五百年之久。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固然有一些是粗糙的、低级的甚至庸俗的、消极的东西,但是其中确有为数很多的优秀作品,它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各个时代的面貌,在艺术上积累了新的经验。因此,散曲同其它形式的诗歌一样,是     

明代传奇现实主义简论

继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的元代杂剧之后,戏曲这一文学样式和表演艺术到明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萌于元代的南戏(又称“戏文”或“传奇”,下称“传奇”)的蓬勃崛起,再一次显示了戏曲强大的生命力。 杂剧进入明代以后,虽然也有创新和发展,以求生存与繁荣,但与元代相比,其势已成强弩之末了。这一方面是有外部的原因——社会的多种因素,更重要的是杂剧本身的缺陷,使得杂剧不能很好地适合社会的需要。明代传奇应运而起,杂剧只好退避三舍。传奇与杂剧相较,有着明显的特点和优势。一般地说,传奇的结构更为宏大,一本戏三、四十出甚至五、六十出,其内容更为广博,既有大量的传统题材,又有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