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贸易“非常与“信用“保险法制初探

日本的对外贸易“非常”及“信用”保险法制包括对外贸易一般保险法律制度、汇兑变动保险法律制度、出口票据保险法律制度、出口保证保险法制度、预付进口保险法律制度、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和海外事业资金贷款保险法律制度等七种。了解和掌握这些法律机制的运转情况 ,借鉴其成功经验 ,对充实和完善我国对外经贸活动中的保险法律制度 ,确保我国的国家主权和对外贸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十分必要的     

破产财产处置法律制度建构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破产财产处置问题中,应采主体制或是客体制;应采公吏制或是采中介制度;应采代理制或是信托制等三大重要问题。以我国民商法基本制度为基础,结合现行破产法律的规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并提出了我国现行破产法理、例认识上应采客体制、中介制和信托制的系统认识。     

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制度与出版

本文考察了在民国初年教科书编审制度的确立过程。由于当时民营出版社已经垄断了教科书编写与出版业务,其雄厚的实力抵制了政府的强权管制,使得这种相对开放式的教科书管理模式得以最终确立。编审制的确立促进了民国教科书出版业的繁荣。     

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是一篇探索性论文 ,着重就学术界有关所有制存在争议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提出看法 ,并对当前现实中的所有制结构问题进行了论述     

明清时期“五经”卷中式现象的制度考察：原因与结果

明崇祯朝之“五经中式”现象在清初得到延续并呈增长态势。明清之际,“五经”卷的产生,源于知识界对空疏学风的反感,而试卷的设置为士子们提供了全作“五经”文的可能,士子的学识积累和书写速度也足以应付二十三题的回答。面对“五经”卷这种不合科举程式的行为,朝廷出于招揽人才的考虑,往往网开一面,破格录取,最终导致了对已有的科举程式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一事实表明,知识界和政府针对具体弊端所做的努力,其意义虽然比不上原创的制度设计,但却赋予了已有制度自我更新的活力。     

两周铭文与中国古代文体发源

随着青铜器的大量出土,现已发现两周时期百字以上铭文400篇之多,其中最长的一篇《毛公鼎》铭文长达499字。这些长篇铭文记事完整,叙事清晰,语言简炼,其中可见早期中国文体的发源情况:青铜铭文中祈福的嘏辞,是祝体文学的发源之一;两周时期的诰体铭文,与《尚书》六体之一的诰体的写作内容和行文方式是一致的;西周中晚期册命制度的建立,催生了命体铭文的成熟并形成模式化的写作方式;铭者自铭,铭文的颂赞本质是中国早期颂体文学的活头源水;铭文的箴刺鉴诫功能为古代箴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两周铜器铭文以其记事的生动丰富和写作的不同方式,成为中国古代不同文体的滥觞。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改革对象———保甲制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重新拾起 ,并逐渐在全国推行 ,这就是所谓保甲制的“复兴”。这种“复兴”固然与传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 ,国民党这时推行的保甲可分为“剿共”保甲和“新县制”保甲两种体制 ,它们在推行目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 ,它们又同属于保甲制由式微到复兴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保甲与自治的关系由相互对立发展到了相互融通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在一步步地加强 ,出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发展趋向     

“三农”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

“三农”问题是社会贫富悬殊与城乡严重对立的问题,是农民税费负担沉重与干群矛盾对立的问题,是基层政权财政困难与社会治理失控的问题,是农村人才“空洞化”与村民自治无效化的问题,因此“三农”问题是当下以及今后中国的一个长久的严峻的社会问题。     

六朝轶事小说综合研究述评

对六朝轶事小说 (志人小说 )的综合研究 ,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关于轶事小说的子类划分 ;关于“世说”体小说兴盛原因及审美特征的探讨 ;关于“杂记”体小说审美特征的探讨 ;关于“笑林”体小说的独立地位及审美特征的探讨。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变”与“不变”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可总结出"变"与"不变"的经验和启示。"变"是依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矛盾而变,包括因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变,因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变,因应不同历史阶段农民的内在需要而变,因应国际农业竞争的需要而变;而"不变"是坚守的初心使命不变,包括始终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为农民谋福利,始终追求农村土地公有制。这些"变"与"不变"的经验,将在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继续发挥纲举目张的作用,助推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明代正德至嘉靖间湖州岘山社考论——以刘麟为中心

明代浙江湖州府岘山结文学社团的现象颇多,前后继踵.在几乎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从正德年间的"苕溪五隐"社到万历年间的"岘山逸老社",文学活动绵延不绝.从正德到嘉靖末年(1508-1566),以刘麟为中心,形成了从"苕溪五隐"社到"岘山逸老社"的演进过程.刘麟等人去世以后,岘山社或有中断,但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以后,许孚远薪火相传,复举岘山社集.他们有着基本相同的理学思想和丰富的风格,与前后七子关系密切.     

康熙后期陈瑸治台事迹述评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台湾郑氏集团降清,清王朝消灭了这一盘踞东南海上数十年敌对政权,完成了全国统一,并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正式由中央王朝设官治理。在清朝早期治理台湾的一批官员中,陈瑸是治台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政绩也最为显著的官员。虽然在很多人的论著中都曾提及陈瑸与台湾的关系,①但专门论及陈瑸治台之研究作品仅见黄秀政先生一文。②本文主要依据陈瑸文集与文稿中的台湾史料,③并结合清国史、实录、碑传、方志及年谱、档案资料,拟对陈瑸治台事迹作一次较为系统的评述,以求加深对台湾早期开发史的认识。     

康熙朝诸皇子奏折考辨

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是康熙朝奏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初奏折发展中也居于重要地位。通过对已刊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数量、分布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由于整理不当,今刊诸皇子奏折内容及进折时间多有错误,无年月奏折甚多。同时,由于康雍之际皇室内部斗争和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时未行全译,致使其中阙漏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的学术质量。通过考辨,还可看出,奏折起源于顺治时期,其原始形态是皇室戚属致送皇帝及皇太后之请安折。康熙间,奏折使用范围扩及内外臣工,内容也改以政事为主。与之同时,在上行文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重要。作为奏折原始形态的继承,康熙朝诸皇子奏折亦呈现过渡状态。这些变化,对于当时政局和此后奏折发展方向,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从“四句教”看王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

王阳明晚年有四句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的是格物。"曾引起身边弟子钱德兴、王畿的争辩。阳明殁世后,钱、王争论并未继续,更大的分歧却发生在江右王门与越中弟子之间。又,王学自明末在学者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下渐走向衰落,批评王学的人又多以四句教为攻击目标。凡此种种,都说明阳明心学思想与王门四句教之间不一般的关系。所以,从"四句教"分析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可对阳明心学及阳明学派的思想特色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黄帝时代的中原科学技术及其特点

黄帝肇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始祖"、"人文始祖".黄帝时代所开创的业绩几乎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黄帝时代的中原地区在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物理学、地学、医药卫生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创造发明.黄帝时代的中原科学技术具有中心性、融合性、辐射性、不平衡性等特点.     

《万历起居注校勘记》考述

现藏于天津图书馆的《万历起居注》一书,共有９函。但最初它并非一书,而是三部书。其１至７函共５０册,是明人抄写而成的一部《万历起居注》,其记事时间范围大体为万历二年至四十三年,中间有若干残缺,此书可简称为天津明抄本《万历起居注》;其第８函共１册,是民国...     

汉明帝与东汉的文化发展——兼论汉明帝时期的中外交流

在东汉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汉明帝的作用不可忽视。汉明帝重视文化建设,注意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推动文化的发展。同时,汉明帝也极为重视对外交流。他致力于重开西域,并通过积极的措施稳固与西域的联系。佛教的东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实现。如此一来,东汉文化就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先秦黄老之学源流述要

本文对先秦黄老之学进行了系统地考察 ,认为盛行于战国中后期的黄老之学同范蠡的思想有密切的联系 ,范蠡之学受之于其师计然 ,计然很可能就是班固记述的老子弟子文子 ,这样 ,范蠡的思想通过师承计然而与老子的思想相接续。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成功之后 ,便泛海北上来到齐国定居 ,从而把老子思想由南方传到了北方 ,并最终导致了齐国稷下黄老之学的产生。黄老之学的学术特征应确定为“道法结合、兼采百家” ,道论以及与其相关的若干形而上的思想理论 ,是黄老之学的哲学基础 ,基于人性理论的法治主张则是黄老之学的主体内容。黄老之学吸收了百家之长 ,在理论上较之其他学派具有明显的优势 ,因而能够最终“压倒百家” ,引领战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大趋势。     

炎帝出生地新说——炎帝故里在会同

炎帝又称炎帝神农氏,“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之一、先于黄帝的中华民族又一始祖。由于炎帝生卒在五六千多年前的传说时代,没有文字记载,其生卒地的问题众说纷纭。近年来,对炎帝巡游南方积劳成疾,终寝湖南茶陵即现在的炎陵县(古茶陵包括炎陵)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但对其出生     

雍正时期社仓的设立:皇帝、官僚与民间

雍正帝的社仓政策目标明确,轮廓清晰,推行得当。建立一个民间仓储体系,以便削平丰年歉岁之间的食物供应波动,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稳定可靠的食物保障,有赖于官方的倡导。在官方的动员下,民间的有力之家通过谷本的捐输,推动了社仓的设立。民间的动员也是社仓日常运行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