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岁时与当代节日关联研究论纲

岁时节日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它的起源、发展、演变的角度看 ,它与中国民众的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传统岁时与当代节日虽然有着不同的时代特性 ,但作为时间民俗的两项内容 ,两者的文化联系密切。在民族文化建设的今天 ,传统岁时中的有效因素可以转换为当代节日文化资源。     

岁时节庆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

岁时节庆是民族风俗习惯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时令节日、宗教节日、生产节日、娱乐节日等,它直接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经济、物质生活、宗教、道德、审美等文化现象的浓缩.     

本教古史传说与波斯祆教的影响

藏文字母系统创制于公元7世纪上半叶,而藏文的相对成熟并被广泛用来纪事述史、译经勒铭,则是公元8世纪后半叶以后的事。面对无文字记载而又十分漫长的西藏上古历史,除了零散的考古资料和邻边民族的一些传闻之外,对我们最能有所帮助的,也只有藏族的古史传说了。 1、藏族的古史传说 藏族的古史传说,内容庞杂而丰富,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大类:即(一)上古民间传说;(二)本教古史传说;(三)佛教古史传说。这三者密切相关。就总体而言,上古民间传说产生最早,也最朴素,如世界形成的传说、洪水传说、猕猴变人的传说等。其次     

家谱的调查与思考——以陇东农村为例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族志、家乘、家牒、家志、家史等，是家族文化的载体之一，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家谱在不同的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曾经在传统社会发挥着各种作用，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四旧”之一，曾被剔除掉了。     

燕族的族称、发展及对东北的开发

燕族兴起于商，发展于周，是当时位于今华北和东北地区的一个强大诸侯国，特别对上古时期祖国东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史学界所瞩目。本文试对其族称、发展及对东北的开发略作论述。     

壮傣、侗水群体分化年代考

操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语言的壮、布依、傣、泰、佬等族以及操侗水语支语言的侗、水、仫佬、毛南等族,同源异流,都源于上古分布于我国南方的越人。操壮傣语支语言的群体与操侗水语支语言群体的分化,可能是在原始母权制氏族社会晚期。     

浮沉中崛起——《东亚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换》有感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今,中国在东亚的地位虽不是一成不变,但处于核心位置的时间还是相当之久。《东亚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换》一书就从中国古代开始追溯,梳理中国在东亚秩序中的地位变迁,并对当前中国在东亚秩序中如何自处进行分析。本文将就此书内容略谈感受,并提出自己的思考。     

浮沉中崛起——《东亚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换》有感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今,中国在东亚的地位虽不是一成不变,但处于核心位置的时间还是相当之久.《东亚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换》一书就从中国古代开始追溯,梳理中国在东亚秩序中的地位变迁,并对当前中国在东亚秩序中如何自处进行分析.本文将就此书内容略谈感受,并提出自己的思考.     

上古“帝王”纵横谈

<正> 我国古代典籍所称上古“帝王”实际上是阶级、国家产生之前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人们通常所称“三皇五帝”中的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又被后世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关于这些上古“帝王”的记载应该视为传说,难以以史料目之,但若仔细拂去那些附丽在传说材料上的神秘色彩,对于探索上古社会的真实情形及其流风余韵或许不无俾益。本文列举一些文献资料和古代传说,试加分析。     

联盟与多偶婚：作为政治范畴的媵妾制与巴力婚

基于葛兰言关于上古中国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的研究梳理，本文讨论了多偶婚研究在政治人类学中的价值意义。通过比较上古中国的媵妾制和古代阿拉伯的巴力婚这两种多偶婚形式所代表的两种联结社会的不同方式，可以看到群婚制的不同发展方向对于不同文明早期形态的形塑至为关键。在上古中国，“华夏”作为封建贵族联盟的“通婚圈”，其形塑了上古中国社会的一种整体性，而贵族联姻的媵妾制则是维系这种等级性的联盟关系之产物。     

学科范式转变中的"民俗志"——以《中国民俗文化志》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为例

自1950年代至今,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上出现了几次关于田野作业的大型讨论,2006年12月在京召开的"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便是其最新进展。主持人刘铁梁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民俗文化志》的首批成果,对于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目前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如何撰写当前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所期待的民俗志?"——做了回答。本文将《中国民俗文化志》所依赖的概念("标志性文化")与写作模式("标志性文化统领式")加以批评,重启它所蕴含的可能性,以促使当前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有关田野作业的讨论继续发展。     

"舍把"辨证

本文针对《中国历史大辞典》“舍把”词条释文提出不同看法 ,认为舍把作为土司管区土舍及土目中的亲信 ,其活动地域并不超出湖广土区 ,直接管理比峒与村寨范围大得多的旗 ,管理职能上没有湖南、湖北不同的区分 ,担当土差亦无外乎冬围行猎、充当衙役、外出结盟、下乡视察、料理民间词讼、征解秋粮银、列阵出战、节制外来客民等等 ,由此在围占肥田美地、拥有私人豪宅与马匹、享用防苗工食等方面享受不同待遇。其频频参与土司管区重大活动 ,实际上在一定程度架空了土司事权 ,加剧了土司与土民和汉区官府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廊"和"一圈"框架内广西与越南旅游资源的整合

旅游业素有“无烟产业”和“永远的朝阳产业”的美称,它已经和石油业、汽车业并列为世界三大产业。作为全国旅游资源丰富的省区之一——广西,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多方努力下,旅游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广西与东盟国家之一的越南毗邻,双方对资源的整合和旅游产品的开发尚显缓慢。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快构建和“两廊一圈”深入推进的情况下,广西的旅游业应当抓住机遇,实现“一廊”和“一圈”框架内广西与越南旅游资源的有机整合。     

彝族“付拖”与《羌族释比图经》中五行生肖的对比与解读

在彝族的付拖图里,蕴含了五行及生肖.在《羌族释比图经》中蕴含了五行生肖内容,表现出独特的羌族文化特色,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彝族和羌族的先民都与古羌人有密切的关系,而古羌人与中原先民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彝族和羌族的五行生肖文化与中原五行生肖文化当有文化渊源关系,只是在后来的传承中,因为传承主体的原因而表现出不同民族特色.因为羌族没有文字对自己的五行生肖文化加以定格记录,所以现在对之抢救和研究显得特别重要.     

"女直水达达"释名

元代“女直”和“女真”之称为同一所指,“女直”之称当是对辽代叫法的沿袭。元代文献中出现的“女直水达达”、“水达达女直”皆是指女真中的水达达部。水达达之称源于金代的兀的改,但元代水达达所指并不能等同于金代的兀的改。水达达不能包括兀者、乞列迷、吉列迷等部族。     

河南回族掌教制度的历史变迁

河南回族掌教制度历史变化呈现出的特点,有和全国其他地方共性的东西,也有自己的中原特色。一方面,掌教的职权由政教合一逐渐发展到纯粹的宗教管理,与官方关系愈来愈淡薄,由开放走向封闭;另一方面,掌教制不断地进行调适,掌教内部权力模式逐渐由单一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随着掌教制度的变迁,权力在国家和宗教之间,以及在回族内部之间的不断调整变化,对回族内部松散的联系进行整合和维系,不仅使伊斯兰教在回族内部得以不断地延续和发展,而且加强了对回族认同范畴的构建。     

明代广州的"达官兵"

明朝曾有大量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内附,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穆斯林民族.明朝以优惠条件接纳内附者,将他们安置到全国各地,并将其中一部分编为世袭军户,称"达官兵".景泰、成化间,曾将一部分"达官兵"迁入广州,久之,这些移民成了世居广州的居民,成为广州回族的重要来源之一.     

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

抗战期间,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昆明报刊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一"与"多"之间的理论争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支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抗战这一时代主题,为抗战大业的完成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主张中华民族"多元"的理论观点,则与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观是一脉相承的,更具学理意义.民族理论的争鸣,同时拓宽了民族史研究范围,一定程度推动了民族史学的发展.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祁连小月氏"族源新探

在"单一族源"论的影响下,历来史家都将战国秦汉间曾活动于河西走廊地区月氏及"祁连小月氏"视为同源民族.不过中外历史文献与实物资料表明,河西走廊地区月氏本由突厥、乌孙和羌所组成的一族三源民族."祁连小月氏"虽曾是河西走廊月氏的一部分,但其并不与西迁西域的大月氏同源于突厥族,而实际上则源于羌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