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失去统治地位的历史根源

法家为什么在秦汉以后失去了统治地位？侯外庐中国奴隶制国家的“早熟”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方法论基础，由于地域单位没有冲破氏族外壳，国家采取了家族统治的形式。儒家的礼制正是适应了这种宗法政治的国家形式，而法家却与此相背，所以在秦汉以后就不得不退到历史的后台。     

西宪理论与法家学说基本论点之辨析

西方宪政理论将法治、分权与制衡以及人权保障等原则奉为圭臬，并以法治、权力分制为治道，以人权保障为政治之目的。而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法”、“术”、“势”，并以“法”、“术”为手段，以加强君主之“势”为目的。二者分别把民主宪政理论和君主专制理论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并且在历史上都曾以其理论创新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国家变局中的法家——以王官学、诸子学与霸王学为视点

人们习惯于在诸子学的框架中理解先秦诸家，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进路。诸子学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诸家之学，而是内在关联的思想互动机制。法家是诸子学中的重要一系。限定在诸子学的框架中，并不足以理解法家，需要在前诸子学的王官学体系中理解法家的缘起，也需要在秦汉的霸王学体系中揭示法家的走向，扼住这两个端点，才能准确理解诸子学中的法家如何确定自己的思想定位与政治导向。这是一个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裂变之局中，与秦汉在真正的统一国家平台上重新建构古代国家的巨变中得以凸显的思想变化：法家的突起，为中国从准国家进入完整意义的国家，准备了思想动力，而其余诸家，则从不同角度辅佐法家，玉成了中国的古代国家重建。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江泽民的政治发展理论探析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就我国政治发展有诸多论述，内容涉及政治发展的重要性、政治发展的动力、政治发展的指导原则、政治发展的战略目标等方面，由此形成了江泽民的政治发展理论。江泽民政治发展理论的精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将随着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前进而不断地发展和升华。     

对法家“法治主义”的再认识——兼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惟儒法两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最大。而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法家的法治主张作为经世致用的政治理论和法律思想,其作用则更为突出。可以说法家的法治主张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理论基础和奠基石。1.法治理论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秦代前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西周的政治制度,是以家族制代替氏族制而建立的,县有浓厚的天下一家的情调。这可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周树立封建制度,创建统一王国。以婚姻关系维系异姓国之情感,以宗法关系维系同姓国间亲密”。(陈顾选《中国法制史》)用“礼”“仁”来调节政治关     

从先秦法家到近代新法家：国家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从先秦法家到近代新法家,国家主义构成了两个时期法家思想的重要主题。先秦法家并没有创建专门的国家主义学说,但通过对先秦法家具有国家主义倾向的思想予以萃取、整合,可以概括出法家的国家主义观;而通过对近代新法家尤其其代表人物的国家主义观点予以梳理、拣选,则能够总结出新法家以 “国家主义”命名的系统理论。在对新旧法家国家主义思想予以反思批判的基础上,提炼出可以明显助益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和民族国家构建的要素。     

韩非——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战国末期,新的封建制已在各国不同程度地确立起来,但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不甘心灭亡,仍然阴谋复辟,垂死挣扎。全中国还未统一,诸侯割据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是继续前进,建立和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还是复古倒退,复辟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围绕这个根本问题,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进行着一场生死搏斗。法家和儒家的激烈斗争,就是当时这两个阶级生死搏斗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反映。著名法家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批判了反动的孔学,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以及他的老师荀子的思想,从理论上完整地形成了法家思想体系,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为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在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     

国家建构理论的两大流派及其研究新进展

随着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范式由"行为主义革命"向"国家中心主义"转换,国家建构问题成为西方政治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回顾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史,国家建构理论的发展经历两个阶段,形成两大流派。前者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以"国家与战争"为核心议题、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考察而形成的内源型国家建构理论,后者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失败国家"重建和"脆弱国家"能力建设而形成的外源型国家建构理论。近年来,伴随国际组织介入国家建构实践,国家建构理论也随之进入由"外源"向"内源"回归与拓展的"回归内源型"发展阶段,该理论强调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建构的技术性,并和国家发展遇到的现实问题联系紧密。     

论法家的法价值观

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与学术代言人,其代表人物在春秋时有管仲、子产;在战国时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战国前期的李悝是法家学派的实际创始者,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则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的所谓“法”,系指由统治者官府制定并颁布、国家强...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国家理论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理论进行了创新与发展,形成了诸多颇具特色的国家理论;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马克思国家理论提供了新的内容;而全球化进程则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提出了新的议题.     

试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中国特色”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深深扎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土壤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既具有马列主义新闻理论的共性，又有鲜明的个性：即把马列主义新闻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中国特色。本文探讨了这种特色的形成和主要表现，这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轻重学说视角下的汉武财经政策

汉武帝时期，政府为了充实国库实行了一系列的财经政策，通过与《管子》一书中的轻重学说相对比不难看出，这些财经政策正是以轻重学说为理论渊源的；同时，轻重学说中法家思想的渗透也决定了汉武帝财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法家思想意识。     

国家构建与民主政治基础的确立

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完善过程，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完善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绝对专制主义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之上的。中国国民观念的提升与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也应建立在民族国家形成这一基础上。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些基本国家制度没有建构好，过分地强调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会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国家一体化理论及其对中国边疆稳定机制建设的启示

推进国家的一体化有助于边疆稳定机制的建设。中国传统的文化多元一体论、民族多元一体论和宗藩多元一体论,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一体化和边疆稳定机制建设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西方的现代国家理论、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等国家一体化理论,对于促进中国的国家一体化和边疆稳定机制建设,却有其相当的学理解释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派伊的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理论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国家一体化理论,他通过分析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建立、健全和完善等一体化建设而解释"过渡社会"的政治发展。这种民族—主权国家一体化理论,对于中国的国家一体化建设特别是新疆和西藏等西部边疆地区的治理及其稳定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法家“法治”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法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学术派别。法家"法治"理论及其实践活动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条件下,用现代眼光对中国古代法家"法治"理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韩非子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韩非子关于国与国关系的理论,可谓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并且由于战国与近现代欧洲有类似之处,这一理论仍然有其现代意义。通过对纵横之术的批驳,韩非子否认外交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国际和平理论,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相呼应。与同为法家的商鞅不同,韩非子尤其注重国家安全,特别是小国的自保。他的这些讨论,与《理想国》和《孟子》提出的小国自保的理论,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在比较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结合现实主义与道德考量的综合策略与国家安全理论,这种综合也是儒法互补与中西融合的一个尝试。     

试谈商鞅的教育革新思想

商鞅是我国战国前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有名的教育革新家。他总结和发展了早期法家李悝、吴起的变革经验和理论,发扬了大无畏的精神,以战斗的姿态,在秦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变法实践。商鞅的变法涉及到各个方面,他把教育革新也当作变法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鲜明的教育革新思想,为法家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可是,古今中外的反动派,出于其反革命政治的需要,篡改中国教育史,从根本上否定     

法家历史哲学的三重维度

法家历史哲学实质是一种政治哲学。法家历史哲学三重维度体现为：其一，确立起他们立足于“当今”的变法理论，效法先王以变致治的精神，以爱民、利民为原则，凸显他们勇于革新包括自我革命的时代精神；其二，在“原初状态”中深刻阐释人性以自利为基础的理性计算能力以及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能力，并立足于“权衡道德论”及其制度逻辑而实现社会秩序；其三，“新圣”最能把握时代精神而深刻影响历史进程，“新圣”实质体现了政治家必须以理性治国的极端重要性。法家历史哲学至今依然予人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