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个体、家庭、社区和制度等多个层面,利用人口迁移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型(Probit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主要结论是:农民外出决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农民个体来讲,劳动力外出行为首先表现为人力资本竞争选择的结果;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家庭相对剥夺感和市场流动性差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新经济迁移理论在中国是实用的;对于家庭所在的社区来讲,一个基础条件好和社会网络资本丰富的社区有利于推动农民外出,但过高的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会降低本地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从制度层面讲,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的制度变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根本影响。因此,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的关键是要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改善农村发展条件和改革不合理的二元结构。     

当代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下的农民外出就业动因分析

农民外出就业是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始终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前提下 ,对农民外出就业动因作出分析 ,认为是农民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统一的结果。     

制度变迁与家庭策略:流动家庭的形成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32个农民工家庭进行了深度访谈,从制度和家庭两个层面探讨了流动家庭的形成。分析发现,制度变迁为农民外出流动提供了机会与可能,流动家庭是制度变迁的产物。面对机会与可能,农民家庭作出了让家庭成员外出流动的决策,流动家庭的形成是农民家庭的策略性选择。     

青年农民进城行为微观动因的人类学考察--以广西百江屯为个案

本文的目的在于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探究青年农民进城行为的微观动因.通过对进城者的特征进行分析,指出先前外出者的示范及帮助、家庭的支持以及村落里面子观的存在是影响青年农民外出的重要微观因素.本文进一步认为,进城行为对青年农民来说是一个"通过仪式".     

农业雇工合作与村庄秩序再生产——基于豫南白村的经验

农民合作是农村社会秩序研究的重要内容。理解农民合作与村庄秩序的关系,关键在于把握合作背后的实践规则。研究以豫南白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化雇工为例,探究家庭理性规则何以影响村庄秩序再生产。通过对雇工过程与合作关系的考察,发现雇工组织以经济理性为合作目标,维持个体家庭的发展秩序。合作过程是雇工组织的工具化过程,即基于家庭理性形成的雇工组织成为家庭理性向村庄秩序延伸的媒介。研究认为家庭理性扩张消解村庄公共秩序再生产的社会基础,内在隐含家庭理性对村社理性的规则替代。虽然两种理性均具有整体主义和伦理内核,并非西方经济话语体系中的个体理性,但不同之处在于家庭理性是农民基于发展压力而作出的自主性调适,其实践主体和支配结果有清晰的利益边界。作为一种公共规范,村社理性服务于村庄利益共同体是维系村社稳定的秩序机制。因此,要加强基层村社组织建设和培育文明乡风,建立以村社理性为规则的公共秩序。     

新疆农村维吾尔族青壮年对外出务工的认同及动因分析

了解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富余劳动力对外出务工的认同及动因,有助于解决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瓶颈问题。该文根据新疆南疆三地州调查问卷数据,并结合访谈资料,对新疆农村维吾尔族青壮年的外出务工认同度及动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87%的留守田园农民有外出务工意愿,但外出务工意愿并不强烈;在外出务工转移动因上,转出地内在动力是决定性因素,而转入地动力差强人意。为此,提高转入地动力是深化转移工作的重点。     

流动与家庭--农民外出就业与家庭关系研究综述

农民外出就业,对农民的家庭以及家庭关系的变迁产生巨大的影响.大多数家庭夫妻关系稳定,但有些男性则因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变化而产生家庭危机.流动农民的孩子,特别是父母双方均外出的孩子的学习成绩一般不理想甚至很差.留在农村的老人经济上的供养提高了,但抚养孩子、沉重的家务以及田间劳工往往使老人疲惫不堪.     

跨阶层购房动因与理性逻辑——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案例分析

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出发点,对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跨阶层购房动因和逻辑进行阐释。结合两个购房案例,得出在个体主义视角下,跨阶层购房行为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以收益效用最大化为最终目的的理性选择。然而,个体的理性选择是在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的框架下进行的有限理性选择。效用最大化为跨阶层购房的个体动因,文化环境与社会结构为跨阶层购房的社会动因。个体效用最大化、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共同塑造了跨阶层购房逻辑。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动机分析——基于对闽西M村的个案研究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是基于不同的动机,其中包括主观性动机、客观性动机、功利性动机、价值理性动机、物质性动机、非物质性动机、个体层面动机、村庄层面以及宗族层面的动机.在熟人社会中,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不纯粹是为了经济理性和客观利益;生活在熟人社会网络中的他们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闽西M村村民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性活动中达成合作的事实表明,公共物品的供给有利于建构村庄的秩序.     

农民工流动经历与市民化倾向 ——来自CLDS的证据

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Logit模型考察农民工流动经历对市民化倾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经历会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即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会影响个体未来是否决定定居城镇.更进一步的将影响市民化倾向的因素划分为个体、家庭和村级层面,运用集束系数技术法估计不同层面影响强度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个体层面影响最大,村级层面影响最小.本文研究结论说明在推进城镇化与市民化过程中应该以人为本,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争取实现就地市民化、城镇化.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商自然人破产能力之承认与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对票据法的有权解释,商自然人可以作为汇票的付款人进行票据支付行为.但是我国新颁布的<破产法>仍然没有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这样势必造成商自然人作为汇票付款人.当其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行使遭遇阻碍的后果.因此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对于弥合法律之间衔接的漏洞.保证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顺利实现,贯彻落实票据法的立法宗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