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创作时的复杂心态

《聊斋志异》展示了一个万象森罗的瑰异世界。立足于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化的交错点上 ,从四个角度阐析了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时的复杂心态 ,概括了《聊斋志异》中有代表性的四类典型故事的成因 ,反映了蒲松龄作为一位文坛怪杰的坎坷人生境遇 ,透视出当时的社会生活     

新世纪的《石油风云》——评《石油地缘政治》

作为地缘政治专家及油气问题权威,洛佩兹揭示了石油和地缘政治之间貌似简单、实为深奥的内在联系。《石油地缘政治》一书深入剖析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尤科斯事件、尤尼克事件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与发展。该书是继《石油风云》之后解读世界油气问题的又一佳作。     

《聊斋志异·成仙》故事来源考

《聊斋志异·成仙》故事源于宋萧德藻寓言小说《吴五百》以及明耿定向《彻蔀篇》。《吴五百》与《彻蔀篇》着重表现人于世间追逐名利,执著于得失荣悴,最后迷失自我的愚蠢行为,哲理意味较强。《成仙》承袭了这一主旨,和《吴五百》与《彻蔀篇》二者相比较,《聊斋志异·成仙》故事情节更加曲折、精彩迭出,人物关系更为复杂,性格形象更为丰满。而故事主旨中训诫世人、柄道觉世的意味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这一主旨的贯串下,小说反映出蒲松龄重视友情道义和对现实的关怀,也体现了蒲松龄改造旧素材、创造新作品的高超能力。     

《聊斋志异》中的海南：历史记忆与象征叙事

《聊斋志异》中有两篇作品与海南有关：《巧娘》中的海南作为蛮荒之地,是男权社会中女性边缘化社会地位的象征;《粉蝶》中的海南是仙人贬谪之所。《聊斋志异》对海南的描绘主要源自历史记忆,与现实中的海南有一定差距。蒲松龄将笔触伸向陌生的海南,不是出于搜奇猎异。海南在蒲松龄笔下,具有重要的象征叙事功能。蒲松龄自觉地运用象征叙事进行写作,从而超越了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成为卓越的短篇小说大师。     

作为“信史”的文学——重读《范爱农》

重读《范爱农》是为了重新认识有计划的个人史写作,如何处理作为背景或事件的社会政治史。“信史”这一晚清至民国重要的学术思想问题深深扭结在鲁迅文学作品中,《范爱农》所呈现的记忆与遗忘、纪实与虚构是鲁迅对于这一问题的独特回应。《范爱农》内容涉及范爱农的个人史、辛亥革命史实以及晚清革命会党光复会的历史。其中,对历史背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中如何择取和改写,体现了鲁迅对历史的价值提炼和认识历史的方法。重读《范爱农》不仅为了呈现文本的丰富性,而且是对深嵌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中的、自身包含着复杂张力的鲁迅文学的一次回溯与再认。     

中国故事的在场与一代人的历史确证——论鲁敏小说《金色河流》

在《金色河流》中,鲁敏以魄大气象通过财富讲述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完成了从人性探究到现实书写的美学转向,实现了对当代中国大时代故事的在场书写。《金色河流》标志着以鲁敏为代表的改革开放的同代人与在场者开始以文学来处理时代大问题,并谋求在历史与时代之中确证自己,这既是重大的文学事件,也是重大的精神事件,更是文学经典化的必经之旅。     

巴尔干人民的悲壮史诗——评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

南斯拉夫当代著名作家伊沃·安德里奇于一九四五年发表的历史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素有巴尔干人民史诗之称.这部作品于一九六一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并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我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出版了从法文转译的中译本. 这部世界名著以德里纳河上的桥为线索,反映了从一五一六年下令建桥到一九一四年大桥炸毁这一时期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边境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和人物,十来个故事组成浑然的艺术整体.不同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用人物再现,故事情节相关联的方法把各自独立的故事联成一个整体反映一个时代,也不同于     

《项羽本纪》的写作特色

一 《史记》这部巨著,肩负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任务。 《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较之先秦一些著作以历史事件为本位,或以阐明事理为中心,是一大进步。这个变化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走向有意识创造人物形象的开始。当然它不是为写人而写人,而是通过写人来写历史、来反映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     

从《黄英》中士与商的升降分合看作者的创作心理

明清时代随着新经济成分的出现,儒学出现了新的转向,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士商互动现象十分明显,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反映了这一现实。但是,由于蒲松龄处于新旧儒学的接榫时代,不可能摆脱延续两千余年旧儒学思想对他的控制。《黄英》中士与商的升降分合深刻地折射了作者的这一创作心理。     

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小说之预言性探微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将包含预言的志怪故事引入《三国志》中,是通过预言这一媒介将史书与小说沟通、结合,用文学故事之含义注释史书所述历史事件,阐发历史事件所含深义以及给人的启示,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了小说的轮廓,启发了后来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     

《聊斋志异》中的文商现象及其文化意蕴

蒲松龄在其名著《聊斋志异》中揭示了大量的文人经商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它是明清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文人积极从事商业活动等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反映了明清思想界对商品经济的肯定和重商的社会思潮，并且折射出蒲松龄进步的义利观。     

文化多棱镜中的《父与子》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问世于1862年,正是俄国农奴制改革、社会处在重大历史转折的年代。小说迅捷敏锐地反映了社会变动中思想文化的剧烈冲突,由于触及到一些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如石激浪,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父与子》看作当时政治斗争的直观再现。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归根结底受一定经济基础的制约;文学又是精神产品,属文化的大范畴,必然受各种文化现象影响,通过政治、道德、哲学、宗教、科学技术及风俗、时尚等文化现象的中介来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特     

多面相地展现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评吴琦主编《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

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逐渐下移．从以前着重关注的上层社会、政治事件和精英文化转向关注下层社会、百姓生活和大众文化现象,即所谓的三大转折：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吴琦主编的《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便集中体现了这一研究视角。     

飞上枝头做凤凰——一个古代版的灰姑娘的故事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清代杰出文学家,山东省淄川县(现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聊斋志异》是一幅封建社会的风情画卷,蒲松龄在《青梅》的故事中用他的生花妙笔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古代版的灰姑娘的故事。     

《促织》与《变形记》的比较研究

本文论述了《促织》与《变形记》所具有的共同点,即两者叙述了相同的故事、反映了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共同 经验和体验,而这种共同点的产生是由于客观社会条件的相似性和主体创作态度的相似性而造成的。     

《诗经》德治思想论析

实行德治是周人革命的重要举措和思想上的重大创获，周代政治与德治思想息息相关．《诗经》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用人的德治思想。通过研究《诗经》中的德治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周人治国观念的转变和周代社会政治的变迁。     

广西仡佬族民间文学一瞥

故事传说: 很多故事传说反映了仡佬族人民对真善美的歌颂,对假丑恶的批判。 如《拉朗找到了金子》(见《金钟山》1982年第一期)讲的是:独仔拉朗在外公的循循诱导下,学会挖地、种玉米和薅草,终于有收获—找到了金子。 这个故事是对劳动的赞颂—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才能摆脱穷困。 对假丑恶鞭挞的故事也不少,如《卖屁香香》、《义林报仇》(《广西民间故事资料》第一集,广西民研会1980年9月编印)和《聋兄瞎弟偷羊》(《广西隆林磨基乡仡佬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4年10月编印)等     

从《聊斋志异》看中国古代神话

本文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主要研究内容,探讨《聊斋志异》与中国古代神话的关系.以人物的描写刻画、写作的手法以及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等为切入口,浅谈中国古代神话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从《聊斋志异》中看中国古代神话在清代的发展.     

《聊斋志异》创作漫谈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构筑了一个充满妖狐鬼魅、畸人异行、虚幻的、奇异的世界 ,它是蒲松龄心灵与当时社会现象碰撞的产物。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 ,借妖狐鬼魅来抒发他自己的“孤愤”之情和一些当时的社会现象 ,表现出了作者赞美鞭丑的心态。《聊斋志异》是现实、心灵共同作用的成果 ,《聊斋》的世界是建立在现实世界之上的 ,与之相交、相切 ,源于现实 ,但又高于现实。     

论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广告的政治社会功能

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是我党在国统区的代言人,肩负着重大的政治使命。《新华日报》所刊载的大量广告不仅具有为报社创造经济收入,提供经济保障的作用,更具有显著的政治社会功能。对《新华日报》的广告内容、广告版面设置情况以及该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国货运动＂中所进行的广告活动加以考察,结合该报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归纳了《新华日报》广告所发挥的对敌斗争、抗战宣传、民族精神激励以及社会整合的重要功能,并指出它们在中国广告发展史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